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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因、今日果:周宣王“不籍于千亩”改革,造成周王室中兴不兴?

 昵称55301288 2021-05-20

世事就如棋局:有了完美的开局,中盘也精彩异常,但结局却未必能美好。人生棋局中,时常遭遇到的,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就在各方大臣、诸侯纷纷上表鼓吹周宣王“英明神武”、“法文、武、成、康之遗风”、“王室中兴”、“盛世大周”之时,周宣王改革的后遗症已经缓慢发作了:

公元前797年(周宣王三十一年),周王室派军攻打太原(今甘肃西部地区)之戎,未能取胜。(《古本竹书纪年》)

公元前792年(周宣王三十六年),周宣王派兵征讨条戎、奔戎(今山西夏县西南),再次战败。(《古本竹书纪年》)

公元前789年(周宣王三十九年),王师伐姜戎,战于千亩,结果战败,周宣王本人还差点命丧疆场!

十年之内,周王室连续三次对外作战都失败,而且一次比一次败得彻底,一次比一次败得更惨!在周宣王执政后期,周王室简直就是陷入股灾的股市,一波比一波跌得凶猛、一波比一波跌得更深,根本就没人知道哪里才是底!周宣王二十三年“殷见”盛典的辉煌,在日渐残酷的现实面前,瞬间成了明日黄花,再也找不回来了!

周宣王

从盛而衰,不过才短短的八年时光。这八年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让曾经锐意进取、勇于改革创新的周宣王,就渡过了他人生从波峰到波谷最痛苦难熬的一段经历呢?

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革,使周宣王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也使得周王室走向了复兴。但是,成功的悖论永远都在捉弄人——“使你到达现有位置的东西,不会使你永远保持在现有位置”。

凡事生一利必生一弊。

从西周中央政府放弃了藉田“公社”的那一刻起,西周社会生活状况就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西周的底层农民们就发现,“不藉于千亩”前后,自身的生活已是大相径庭。改革,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短期的兴奋剂;兴奋剂药效过了后,他们反而陷入了更为残酷的贫困陷阱。

改革之前,“乡公社”成员都拥有极高的政治权利,当“国大询于众庶”时,公社成员们都可以到王庭公开发表见解,所谓的“询国危”、“询国迁”、“询国难”。 “乡公社”成员还可以“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让乡民推选出德行优异的人,到中央政府去做官员;让乡民推选出才能卓越之人,在本乡担任职务。)如果哪位官长行为不端、玩忽职守或贪污受贿,“乡民”们还能经常开个“批斗”大会,把他们批倒批臭之后,再赶下台来。公元前841年,“乡民”们愤怒之下,甚至还将不可一世的周厉王给拉下马来!可在改革后,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农民们每天都在田地累死累活,谁敢不听从“私营农场主”指挥,就得受“地主”责骂;严重时,农民们甚至会“被”下岗失业,再到其它农场里去找工作!

国人暴动

改革前,公社成员们都互帮互助,“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授;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賙;五賙为乡,使之相宾”。改革后,在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人人都自顾不暇,哪还有余力去帮助别人?

改革前,人们无论是病或者是残,都有“国营农场”来负责照料,有“公费医疗”。改革后,一旦出现病或者是残,再也没有“医疗保险”,也没“公费医疗”,小病靠抗,大病就亡。

改革前,民众养老有“政府”,“周人养国老于东膠(音交),养庶老于国之西郊”。改革后,“不劳者不得”,养老就完全只能依赖子女赡养,家中没钱就只能默默等死。

……

所以,周宣王“休克疗法”改革持续的时间越长,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剧烈拉大,社会阶层日趋固化。很多底层民众陷入赤贫,生活完全失去了上升空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百姓生活愈发艰难,看不到丝毫改善的希望,慢慢地就到了彻底绝望的边缘。

底层百姓在西周政府和“农场主”阶层双重剥削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开始幻想着逃离火坑,重新去寻找心中的那片乐土: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

——《诗经·魏风·硕鼠》

《诗经·魏风·硕鼠》

到后来,为躲避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百姓纷纷逃离,去寻找心目中的“乐土”,以致周王国“总理”樊仲山甫都开始担心起来:“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国语·周语上》)周王畿内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已经到了周王室都不敢大肆宣扬的地步!

社会底层的民众,是因为难以摆脱被剥削的命运,才会幻想着能找到自由生活的乐土。对于那些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农场主”们,照理来说,日子应该就不会过得如此凄惨。

然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在“农场主”阶层内部,也出现了分化。

老一代的“民营农场主”,他们的土地都是由周王室分封而来。既然是由周王室统一分封,那么早先在他们的土地上,大部分都应该是采取与周王室同样的“藉田”公社制度。但随着“私营”农场的兴起,老一代“民营农场主”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亚当·斯密

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亚当·斯密调研了西欧多个国家之后,指出:“商人大多是勇敢的事业家,(封建)地主则往往胆怯,畏缩不前。在商人看来,大量的资本如果能用来改良土地,那么土地的价值也会增加。而(封建)地主则不然:一方面,地主的资本很少,即使有,也绝少像商人那样去做;另一方面,即使(封建)地主对土地进行改良,但改良土地的费用多来自每年收入的剩余,而不是资本。……因此,商人能够从中获利势必顺理成章。”

商人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多年,习惯了商品经济大潮中的种种惊涛骇浪,经营魄力、资本实力、创新能力和欲望都强于普通农民;在封建时代,甚至是强于绝大多数世袭封建地主。封建地主家里的土地,都是从祖辈那里继承而来,世世代代守株待兔,捧着“一亩三分地”坐享其成、不思进取,他们的承受风险能力、创新欲望、资本实力等等各方面都弱于商人。所以,即便商人和封建地主都能从周王室得到土地,但最终体现在经营上,就是“私营”农场的经济效益在整体上远远超过了“民营”农场。

经济大环境的突然变化,让老一代“民营农场主”极不适应。

新兴“私营农场主”们都是长期在市场竞争的狭缝中成长起来,对于市场竞争早就习以为常。让老态龙钟的老一代“民营农场”主和他们展开竞争,简直就是把羔羊放入了满是饿狼的草原上!新兴“私营农场”充分发挥压倒性的经营管理优势,不断地蚕食老一代“民营农场”的市场份额,让老一代“民营农场”在竞争中每况愈下,维持日常运营已经越来越艰难。所以,对这些老一代“民营农场主”而言,市场竞争的结果,就是让他们这些“地主”家里也没了余粮,逐渐走向了没落。

改革之后,老一代“民营”农场主政治、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心态日渐失衡,对周宣王的怨气也就越来越盛:

黄鸟黄鸟 黄鸟啊黄鸟!

无集于榖 不要集于楮树上,

无啄我粟 不要啄食我米粮。

此邦之人 这个邦国里的人,

不我肯榖 不以善道相交往。

言旋言归 我要回去要回去,

复我邦族 重又回到我家邦。

……

(——《诗经·小雅·黄鸟》译文参考《诗经全译》)

《诗经》中“黄鸟”、“我行其野”等篇目,都反映了周王室“休克疗法”改革之后,诸侯、卿大夫阶层与周王室离心离德的现状。

追根溯源,这样的结局全然是周宣王改革所赐:“休克疗法”改革,打破了旧体制下的社会秩序,却迟迟未能在新体制下建立起稳定的新社会秩序,周王室所依赖的两大人群都人心浮动、弃周王室而去,以致周王室的执政根基不再稳固,中兴不兴也就成必然之事了。正所谓:昨日因、今日果,所以周宣王晚年才会多败战;到周幽王时,甚至身死而国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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