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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增新：忠于新疆 终于新疆 杜雪巍 引言 1924年，已执政新疆十三年的督军、省长杨增新在给北京的大女儿杨应桓的电报中说：“增新老矣，生入玉门关，死又不知何处。吾当忠于新疆，终于新疆！”言语中流露出一缕无奈、一缕忧伤。 未承想，杨增新一语成谶。四年后的1928年7月7日，他在出席新疆俄文法政学校举办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后的午餐宴席上，突遭枪击，身中七枪，喋血而亡。至此，保境安民，治理新疆长达17年之久的杨增新瞬间殉命，享年66岁。 河西走廊 一．饮誉河州 杨增新（1864--1928）字鼎臣， 清同治三年（1864年）出生在云南蒙自莫别村。其先世占籍是江苏上元人（今南京人），后到云南做官，故把一家人都带到了云南。杨家先落户于云南建水县，后迁至云南蒙自县。其父名叫紀元，号晓亭，母亲姓尹。杨增新一共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兄长杨增龄，同治十二年（1973年）中举人，后任宣威州学正；其弟杨增炳，毕业于乡学，后任四川候补道，参议院议员等职。杨增新兄、弟均先后去世。杨增新“幼极聪慧，天资高朗，卓荦有大志，由国学生中试”。光绪十四年（1888年），杨增新24岁时，参加了云南乡试中举，第二年又赴北京参加会试，中二甲第二十七名进士。“因家境寒苦，请求外放，派赴甘肃”。 赴甘肃上任之前，杨增新回了一趟云南家乡，而后赴甘肃上任。由于家贫，没有路费，他从云南到兰州雇不起车轿，只是雇了一头毛驴驮着简单的行李赴任。他牵着毛驴，“太太骑在上面，就这样经由四川走到天水。”在天水税务局门前歇息时，偶遇一位故旧送了一笔路费给他，他才得以乘着驿车，到达兰州。到兰州不久，杨增新便被任命为渭源县知事，实际负责平远县的工作。但他还未上任，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杨增新便被宁夏将军钟泰调去勤王。 所以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增新初入仕途，先后出任了渭源、天水、中卫县知事，虽然任职时间都不长，却展露出杨增新过人的治事智慧及才华。 这期间，杨增新的父亲去世，他回乡丁忧了27个月。丁忧期间，杨增新提着小篮去集市购买菜食，俨然一幅农家田园生活情态。 狮子山下的莫别村
光绪十九年（1894年），杨增新丁忧期满返回兰州后重归到陕甘总督制下。《新疆风暴七十年》说，宁夏将军钟泰奉命募军勤王，他知道杨增新精明干练，便让他负责全军的营务兼管带一个营。杨增新白天操练士兵，晚上还要挑灯夜战整理书写文书。“裁决如流，钟大赖之。”后来，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结束。战事结束，杨增新也率部返回兰州，其出任中卫县知事。 中卫县的民族、宗教、教派成分复杂，对于刚入仕途的杨增新来说，及时、果断、稳妥的处理“河湟事变”后遗留下来的民族、宗教、教派问题，让社会尽快安定下来，是需要一定的治事才华和智慧的。杨增新在很短时间内，便解决了中卫县十分棘手的教派纷争问题，社会秩序也很快安定了下来。中卫县的显著变化很快引起了原新疆巡抚、后升任陕甘总督陶模的注意和器重。这当中自然也少不了宁夏将军钟泰的极力保荐。由此，杨增新很快被提升为营务总督。 杨增新认为，中卫县的经济落后，教派纷争，皆缘于文化的落后。文化落后又因为教育的落后，民众愚昧，民智不开，根本原因仍在于教育的落后。于是，杨增新身兼数职，兴办书院，教授当地回、汉士绅子弟入学就读。一时间，中卫县尊师重教、兴办教育蔚然成风。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陕甘总督撤销了深受“河湟事变”影响的民生凋敝的中卫县，杨增新返回省府，旋即被提升为河州知府。 此时，河州回乱初平，“荆天棘地，百废待兴”，仅在河州驻扎的部队就有魏中丞的湘军、牛总兵的豫军、陕甘固原提督雷正绾的部队、甘州提督董福祥的部队，总数相加不下数百营，成了河州很大的治安隐患。杨增新周旋于几支部队中间，没有厚此薄彼，军民和谐，相安无事。尤其在处理汉回纠纷矛盾时，杨增新的处事均能让各方接受且满意。 河州原有一个荒芜已久的凤林书院，杨增新便捐出自己的俸银对其进行修葺，并进行了大规模扩充。后来，他又增设了龙泉、爱莲书院，邀请当地的饱学之士前来任教，极大改变并营造起河州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社会风气。 杨增新在河州一干就是五年，竟赢得了“杨青天”的美名。河州乡民争着给他立“德政碑”、建生祠。 “杨氏治河州简直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恩威并进，爱民如子，尤其办学校，兴道路，浚水渠，垦荒地，河州民众咸德弗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于杨增新政绩突出，才智卓越很快升任道台。当时各省均在厉行新政，陕甘总督松籓便派杨增新到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去考察学务，并聘请教员来甘肃创办高等学堂，接着又创办了武备、陆军、师范、巡警、工业等学堂。创办这些学堂，杨增新均亲自编写章程、拟定规则，规定课程，筹划训练，处理人事。面对如此繁杂的事务，杨增新不仅表现出出色的治事才能，而且还各种事务应对自如，有条不紊。由此，甘肃省教育的繁荣均得益于杨增新当年的积极筹划。当时，杨增新身兼各学堂的总办，且兼办统捐，巡警等职，兼管九项差事。每天身上并排带着九枚印章，办不同的事用不同的印章，并且还接待宾客，亲自书写文书，处理政务，迅速、快捷，桌案上从不留下积压的文牍。闲暇时间，他还去书院讲学、读书。当时杨增新时值壮年，精力过人，且勤政、爱民，遂得以很快升任。 黄河岸边的兰州 原本大度豁达、处事严谨、勤快，廉洁自持，大公无私，且有着很好声望的杨增新在甘肃政界是有着一个很好前景的，但这一切却因为陕甘总督升允的上任而改变了。升允身边围着一群嫉贤妒能的小人，他们对杨增新大肆诋毁。所以升允对杨增新极不信任，逐渐与其对立起来。杨增新非常苦闷，无所事事，慢慢郁闷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与杨增新同在甘肃为官后调去新疆任藩司的王树枬很快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向新疆巡抚联魁建言，将精明干练、学养超群的杨增新奏调来新疆。当时，杨增新已在甘肃为官十八年，多年的历练使杨增新练就了一幅豁达大度的性格。在杨增新看来，既然在甘肃郁郁不得志，还不如去新疆发展呢？！ 二．新、旧政权交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44岁的杨增新以解饷之名抵达新疆首府迪化（乌鲁木齐）。 杨增新到新疆后，先以道员留新候补，任陆军学堂总办都练公所参议官。当时，清廷正在诏令各省督抚积极保荐才智优异的官吏，以图刷新吏治。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1907年），新疆巡抚联魁推荐杨增新应昭。联魁推荐杨增新的理由是： “平日读书研究经史，不为浮靡无用之学。居官以爱民为本，历任繁剧，忠信明决，确有政绩可指。吏治实擅专长，而又留心时务，淹贯中西，洵为经世有用之才。”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杨增新被任命为阿克苏兵备道，尚未到任。九月，清廷要昭见杨增新，如此杨增新赶赴北京，面见两宫太后。两宫太后询问杨增新有关新疆的事情，杨增新均对答如流，见解不凡。于是，两宫太后夸奖杨增新的才能，吏部当时给杨增新的评价是： “该员年力精强，才识干练，起家牧令，卓著循声。在陇有年，情形熟悉。询以边务事宜，言之均得体要。洵称关外得力要员。” 很多人都认为，杨增新马上会被重用，但最后仍被遣往新疆，仅是在军机处挂了个号，让其仍回阿克苏任上。杨增新“治阿一如治甘时，吏畏民怀，庶绩咸熙”。很快，杨增新便于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调镇迪道兼提法使，成了新疆最有权势的人。 乌鲁木齐的揽秀园远眺 杨增新身处新疆的一个大变局时代。当时中国的清政府即将瓦解，中华民国即将成立。清廷的预备立宪来地扭扭捏捏，终于没能赶上辛亥革命风暴来临的速度，随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轰然倒塌，统治中国269年的清朝政府瞬间瓦解。 武昌首义成功后的第二个月的11月9日，武昌革命党人即派刘先俊等人潜入新疆迪化策动起义。由于时间仓促，起义消息泄露，事情不密，为人告密，义旗一举，便被袁大化扑灭，并将29岁的刘先俊和134人处死，余党竞相逃往伊犁，迪化起义遂告失败。 尽管以刘先俊领导的迪化起义以失败告终，但毕竟敲响了清朝统治新疆的丧钟，也为新疆伊犁起义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伊犁起义的首领杨缵绪，湖北江夏（今武昌）人，早年求学于湖北将弁堂，后留学日本戸山陆军大学。留学日本时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历任湖北各军营操教习和湖北陆军四十二标标统（团长）。他虽是清朝军官，暗中却从事反清活动。他1908年初奉调进入新疆时，任湖北陆军四十二标统的统带（团长）。1908年夏天，杨缵绪率部进入新疆伊犁后，先任新军步兵标统，后升署协统。这些新军的骨干精英，大多是来自地处“九省通衢”之地的湖北，本身就颇受武昌首义的影响。更有甚者的是，这批新军中的相当一批领导人，如冯特民、李辅黄、郝可权、冯大树等都是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深受早起同盟会“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影响。他们进入伊犁之后，1910年3月就创办起了《伊犁白话报》，传播革命思想，启发民智，酝酿革命。 清朝末年，中国西北新疆内忧外患，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刘先俊领导的迪化起义震动了伊犁的革命党人，也使新疆伊犁将军志锐惊慌失措。 清朝自乾隆平定准噶尔贵族及南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之后，便于1762年11月在伊犁惠远设立了伊犁将军府，将伊犁作为新疆的都会，授予伊犁将军管理新疆整个军政的最高指挥官。到辛亥革命时已历150年，期间包括暂护、署理的一共约有42人，计60人次出任过伊犁将军，志锐便是最后一任伊犁将军。原先便“仇视革命，凶狠顽固”的志锐积极与陕甘总督长庚、西安将军升允、新疆巡抚袁大化密谋，企图拥戴宣统皇帝西迁偏安西北，正处心积虑地整治革命党人，他勒令《伊犁白话报》停刊，新军官兵削职扣饷，弹药入库，解散杨缵绪的部队。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伊犁起义爆发的步伐。 伊犁恵远钟楼 民国元年（1912年）1月7日傍晚，部分起义队伍集结在惠远城，组成“铁血团”，正式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兵分五路分别进攻南库、东门、将军署、副都督府和北库。起义军很快占领南门夺得大批枪支弹药，接着又陆续占领了东门、将军署、副都督署，仅留下北库久攻不下。杨缵绪等请卸任将军广福出面调停起义军与新满营官兵的僵持战斗。新满营官兵见大势已去，在广福的劝说下，终于放下武器。志锐最后被俘，后被处决。伊犁革命党人宣布起义成功。 伊犁起义胜利后，他们立即成立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杨缵绪任会长。1月8日，起义军召开由各首领、地方团体以及四领队大臣、新旧满营协领、佐领等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宣告中华民国军政府新伊大都督府成立。会议推举广福为临时都督，杨缵绪任总司令部部长，郝可权、李梦彪任军务部正副部长，冯特民任外交部长兼民政部长，李辅黄任前敌总指挥。冯大树任平政院长，张英杰任参谋部参谋。原来支持革命的军政人员贺家栋任参谋长兼参政部长、“黄立中任财政部副部长、黄心斋任民政部副部长。哥老会首领徐心武任参谋部副部长。” 新伊大都督府成立后，通电全国，宣布共和。同时通电袁大化，促其与清政府决裂。同时宣示：拥护新政权，安分守己者奖励，反抗、捣乱破坏者严惩；恢复办报，改《伊犁白话报》为《新报》，汉、维两种文字出版，继续为革命制造舆论；废除清朝旧制；提倡民族平等，反对歧视；坚持外交平等，照会俄国政府，承认新伊大都督府等。这对稳定社会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 迫于形势压力，杨缵绪等决定率军东征。袁大化欲剿灭伊犁起义军，派王佩兰旅及沿途各营进攻伊犁。伊犁四面受敌，1月21日，李辅黄率领东征军进军至精河西五台时与清军相遇，发生激战，清军节节败退，由五台退到大河沿、精河、沙泉子直至乌苏以西固尔图，两军对峙在乌苏城外。 而此时，全国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溥仪逊位，袁世凯、黎元洪就任临时政府正副总统。3月15日，中央临时政府电告新疆改巡抚为都督。3月27日，又电令新疆，“电令速停战事”。袁大化被迫向伊犁求和，决定在塔城议和。起初，袁大化想拖延时间，以观察后面的形势变化，见机行事。4月，双方代表云集塔城，开始和谈，袁大化见大势已去，遂于4月25日宣布辞职。 期间，在与伊犁新军在精河僵持对峙之时，袁大化命杨增新新组建的3营回队开赴前线，杨增新却审时度势，按兵不动。 4月25日，早就萌生退意的袁大化最先是举荐喀什道尹袁鸿祐来接任新疆的新疆都督一职的，不料袁鸿祐尚未赴任，便被当地哥老会众所杀。无奈之下，急于离开新疆的袁大化，只好在5月18日再次举荐了手握重兵的新疆提法使杨增新接任自己的新疆都督一职，并兼任新疆布政使。 “元年六月五日即旧历四月十八日，省城蔡乐善所带陆军马队兵变意存破坏为时，藩司陈际唐、学司杜彤，早已一律进关，而袁督大化，亦于蔡乐善兵变之次日东归。” 原先主持省府与伊犁革命军方面进行和谈的是袁大化，但迫于国内政局的巨大变化，焦头烂额的袁大化执意辞职，随指派杨增新主持与伊犁革命党人的和谈事宜。非但如此，袁大化去意已决，就连省府的藩司陈际唐、负责教育工作的杜彤也相继辞职，省府衙门一时群龙无首。 即便如此，袁大化为了确保自己安全离开新疆，也没有马上将“关防”交给杨增新，而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6月5日，待其抵达星星峡，准备东行入关，确信自己安全无虞时，方遣人将“关防”送交给了杨增新。6月21日，袁大化初到哈密时，受到哈密王沙木胡苏特的热情接待。哈密王让其帮助处置驻扎在南山口的铁木耳及其部下的叛乱，袁大化派出他的护卫去剿灭，没有达到目的。7月23日，袁大化离开哈密，东行入关。 袁大化哪里会料到，他一离开迪化，杨增新就启用了他新刻制的“新疆都督关防”，走马上任了。 袁大化像 三．新疆省府与伊犁大都督府和谈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伊犁辛亥革命起义爆发的缘由发现，其固然是受武昌首义的影响，是世界局势和潮流、乃至中国整体形势在西部边陲伊犁的一个缩影。而导致伊犁革命党起义的直接导火索便是伊犁将军志锐的过激做法，激起了革命党人的瞬间哗变和起义。 《清史稿》中说：“志锐（1853--1912），字伯愚，又字共颖、廓轩，又号穷塞主、晚号迂安，他塔拉氏，满洲镶红旗人。陕甘总督裕泰孙，四川绥定府知府长敬子。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选庻吉士，授编修。因敢于直言，仕途蹇滞。后任詹事、内阁学士；光绪二十年（1894年），授礼部右侍郎。后以妹瑾、珍两妃贬为贵人之故，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调伊犁索伦营领队大臣，后任宁夏副都统。宣统二年（1910年）擢杭州将军，次年正月调伊犁将军，加尚书衔。” 志锐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天第一次抵达伊犁，光绪三十二年夏天交卸入关。期间，其在乌里雅苏太索伦领队做了六年参赞大臣，这也是清廷对他的一种考验或惩罚。宣统三年（1911年）初，志锐调任伊犁将军，不久又赏紫禁城内骑马和尚书职衔。清廷在训示中说，“伊犁为西北门户，亟宜实力经营。志锐到任后，着将应力、各事，认真整顿，所有附近伊犁地方文武各官，均应归将军节制考查，其练兵察吏一切小宜，着会商袁大化，妥筹办理，随时具奏”。由此可见，清廷对志锐的才干、忠诚与经验都是极其满意的，赋予了他守护帝国西疆的重大责任。 志锐9月25日（农历）在惠远接任视事。接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勒令停办“讥谈时事”的《伊犁白话报》，以钳制舆论。此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全国局势均地动山摇。志锐对辖下的伊犁新军也心生疑窦，遂下令全部解散。 新疆最后一任伊犁将军志锐像 而志锐一到伊犁，首先遇到的就是藩库空虚。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起即规定，新军、伊犁、塔城三处每年共需３３６万两。新军６０万两，后陆续增至２６０万两。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改为三处共２９８万两。宣统年间，协饷解不足数，新军还需要担负庚子赔款每年４０万（岁支军饷中节省２２万两并加发储银内支出１８万两），后来又兴办学政、新政，藩库已超出９２万两。广福后来又设兵种一师，岁需军费伊银６２万２０００余两。 １９１２年，内陆革命风潮四起，１８省先后响应，纷纷独立。新疆本来就要靠内陆的协饷来运转的，一旦独立，协饷便断绝。而中央财政更是捉襟见肘，一方面要割地赔款，一方面要借债度日，志锐俨然成了一个要饭将军。 而志锐遣散新军，不发给遣返费，致使新军官兵坐困伊犁，贫怨交加。更有甚者，志锐还下令各关卡，严冬中，强行剥去被遣散官兵的皮衣裤，任其冻死。志锐原本是想严加防范革命党起事，无意中却加速了起义的爆发。当然这与志锐高贵、急躁的个性有关，做事极端，不留后路。遣散新军，收缴武器也就罢了，竟然连遣返费也没有，还要大冬天剥去官兵用以御寒的衣裤，怎能不激起兵变呢？！ 志锐刚愎自用、恃才傲物，脾气急躁，待人刻薄，在其二次赴任伊犁仅仅５４天，就身首异处，命丧黄泉，享年５９岁。 尽管杨增新接任了新疆都督，兼布政使，但按照王树柟的说法，“当是时，都督权利，南不过吐鲁番，西不过精河。”由于新疆局势极其复杂，各个势力占据一方，作为一省都督的杨增新所管辖并不大，但杨增新对整个新疆有着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只有先解决了执政权的问题，其他问题采取抽茧剥丝的办法，也才好一个一个可以解决掉。 杨增新一上任，便接手主持与伊犁革命党人的谈判。双方和谈进行地十分艰难，双方争执的非常激烈，矛盾分歧也很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即“分治”还是“合治”；二是由谁主持全疆的军政问题；三是具体的人事安排。显然前两个问题是争执的焦点和核心。伊犁方面提出：以天山为界，实行南北分治，北面归伊犁革命党节制；天山以南归省府节制。杨增新政权方面提出：合并治理。不但伊犁、迪化两个区合起来治理，就连塔城、阿勒泰地区也应该合并起来统一治理。由此也就牵扯出一个谁统一谁的问题，是伊犁革命党统一杨增新政权？还是杨增新政权统一伊犁革命党的问题。最后，显然是杨增新政权方面因为拥有中央政府的合法授权支持，而在和谈中占据了主动。 从1912年4月在塔城停战议和，双方经过约两个多月的谈判，终于在7月8日达成了议和条款十一条。在议和条款中，双方承认民主共和；双方确认迪化为新疆首府，公认杨增新为都督，并由杨增新主持新疆军政，对内对外政策统一于省政府，取消双方原有机关；撤销新伊大都督府，归于一统；设立伊犁镇边署使，取代新伊大都督府；双方停战，撤退军队，保护选举和平；统一全疆财政金融等。杨增新以成立新疆省议会，再正式选举选举新疆都督，须转呈总统正式任命的名义说服伊犁革命党方面达成了十一项条款。在所有谈判过程中，杨增新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和谈，但其中涉及的一个个细节，皆可以看出杨增新运用电报遥控指挥的机智、细致和思维之缜密。 其实在与伊犁革命党方面的谈判过程中，新疆的形势对杨增新政权是非常不利的。当时新伊大都督府和哈密、吐鲁番农民起义所占据的区域以外，新疆哥老会在各地的戕官事件频繁发生，极大震慑威胁着杨增新政权。杨增新认为“南疆戕官案，警报频仍，省城因之谣言四起，险象环生。”为险中求生，杨增新是非常急于与伊犁革命党方面早日达成协议的。但伊犁革命党方面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对于杨增新提出的协议条款一让再让，而使最终协议条款朝着完全有利于杨增新一方的方向发展着。 对于双方达成的和谈协议，杨增新非常满意，立即呈报“总统核复”。当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批准了这个条款之后，杨增新认为“议和之事于此终，组织之事于此始”。接着，杨增新立即把袁世凯的批复消息电告给了伊犁方面的代表冯特民和李辅黄等人，要他们“另换正式公文，签押解决”；并要求冯、李立即回伊，根据“条约正式公文”，会同贺家栋着手解决“组织大纲”。 民国元年（1912年）9月，伊犁革命党派贺家栋到迪化商议省府组织人选问题。之前冯特民、李辅黄与杨增新政权方面所达成的协议条款，伊犁方面反弹的非常激烈，认为伊犁方面完全丧失了伊犁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伊犁方面也希望在后面的组织人事上占据主动，能够挽回伊犁方面的损失。为达此目的，伊犁方面不惜派出军队跟随贺家栋同赴迪化。 在商谈组织人事上的争论依然十分激烈，争论最大的依然是新疆军政一事的主导权归属问题。伊犁方面提出来，新疆军政的主导权归伊犁一方。杨增新拒绝了这一要求，坚持只将财政大权交与伊犁方面军政大权属于都督的特权。争执不下，杨缵绪便以保卫迪化为名，扬言要率军到迪化改组省政府，逼杨增新让步。哥老会也在迪化遥相呼应伊犁革命党方面，杨增新是倍感压力。 杨增新一方面利用手中握有的五营回队收缴迪化民间私藏的枪支，一方面电请阿勒泰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充当与伊犁方面的调停人从中斡旋，另一方面采取分化、利诱方式，瓦解伊犁革命党方面的力量。
首先杨增新电请杨缵绪，不要率军队来迪化改组省政府，声称“尊处（军队），増新岂不愿其到新（迪化），籍资震慑”，“巩固边陲”，但将伊犁军队调往迪化，不可能“遇事通融”不发生冲突，所以“时尚未至，势有南行”，“电请缓议”同时，杨增新许以利禄给杨缵绪，调其出任喀什提督兼宣抚使。另一方面，“各处员缺，亦当渐次位置”，以满足伊犁方面之要求。杨增新对伊犁方面说尽了好话，但就是不愿意把军政权利交与伊犁。他说，如果把军政一职交给伊方，等于让他交出都督权利。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说：“责任可卸，名誉可全，进退亦可自如也”，自己也愿意“推贤让能，不思恋栈”。 通过杨增新的一番“苦口婆心”的活动，他与伊犁方面又达成了组织协议20条。表面上看，似乎喀什提督、哈密、塔城协统以及省政府的民政司、财政司、外交司等均归伊犁一方，伊犁方面是“星罗棋布”，实则不然。此协议条款，对于杨增新来说，不过是一个暂时的缓兵之计而已。 杨增新以喀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为名，委杨缵绪赴任喀什提督，“其意实以南疆重要，非兄不克胜任”，兄乃“威望素著，震慑南疆，必资得力”，我“与伊犁诸君感情不恶”，只要“双方勿启猜疑，互相谅解，则风浪自平”。即便如此，杨缵绪对杨增新还是保持着警惕，他没有听从杨增新要其赴迪化面悟的“盛情”，而是以喀什形势紧张，急需赴任为由，率领伊犁新军部分官兵“历经艰辛，翻越天山冰大坂，由小路秘密地抵达喀什”。杨缵绪一离开伊犁，杨增新便立即取消了伊犁军务部的建制，并将杨缵绪的师长一职交由广福兼任，趁机夺掉了伊犁革命党人的兵权和军事指挥权。 杨缵绪抵达喀什后做的最有成效的一件事就是运用和平威慑手段顺利解决了策勒村事件。
喀什古城 “策勒村事件”即俄、英势力在新疆南疆角逐的一个缩影。策勒村是位于新疆于阗境内一个一千三余户的村庄，沙俄为瓜分中国领土，在当地滥发“侨民证”，逃避当地赋税，截流断水，引发村民冲突，斗殴死伤多人。 1912年夏天，“策勒村事件”被沙俄政府歪曲、放大，中国的一个民间事件迅速发酵成了一起外交事件。杨缵绪一到喀什即从喀什回城副将杨得胜手中接过印信就任喀什提督，接替喀什道伊王炳堑处理“策勒村事件”。沙俄以借口“策勒村事件”损害了沙俄侨民利益为由，气焰嚣张地派出驻喀什的部队出兵炸开了喀什城北门，300多人一举入城，提出赔偿沙俄抚恤金800万两，并将和阗牧唐允中、于阗知事沈永清及苏朴尔格和熊高升等180余人处死。 久经沙场，不惧强权的杨缵绪面对挑衅，果断从喀什、莎车、和阗等地招收维、汉青年，编练新军一个旅。所属部队分步兵一团两营、马队一团两营、警卫马队一连、炮队一营、军乐队一队。部队训练完毕，借操练之机，邀请沙俄驻喀什总领事索柯夫同去检阅。索柯夫一见喀什的部队骤增，且军容整齐、训练有素，气焰顿时收敛了许多，亦在后面的谈判中一再退让，并做出重大让步。 杨增新得到消息先是一喜后是又一惊。喜地是“策勒村事件”终于得以圆满解决，惊地是杨缵绪借处理“策勒村事件”手中又突然冒出了一个旅的新军。新疆一南一北伊犁、喀什有两个旅的兵力供其调动，杨缵绪若拥兵自重，的确是个很大的威胁。为防止意外发生，杨增新派出马福兴率领20个营的回队，星夜赶往喀什。 在马福兴率兵尚未到达喀什前，为避免生灵涂炭，杨缵绪便以给母亲尽孝为名，挂冠辞职而去。为了防止追杀，杨缵绪改装易服，绕道沙俄从西伯利亚返回了内陆。
沙俄驻喀什领事馆旧址 杨缵绪自民国元年10月27日接到任命，到次年1月28日到任，时间不到3个月，便在民国二年（1913年）8月15日返回内陆。杨缵绪回到内陆以后，一直没有忘怀新疆，仍积极从事着倒杨（增新）活动，希望重返新疆，取代杨增新，没有成功。杨增新遇刺身亡后，又积极努力重返新疆，仍没有成功。 杨缵绪返回内陆以后，也做过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即1915年投靠袁世凯，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翌年2月25日，他上表袁世凯，劝其登基作皇帝。此外，在杨增新与杨缵绪的角逐中，因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曾是杨缵绪在陆军第八镇的顶头上司，其胞兄杨开甲是黎元洪的贴身幕僚，所以杨缵绪是朝中有人，欲扳倒杨缵绪也非易事。杨缵绪离开新疆后，杨增新也曾派人前去北京状告杨缵绪，私自发展部队，均不了了之。 1956年9月10日，杨缵绪病逝于武汉汉口海寿里故宅，享年83岁。其生前著有《赴伊犁军中日记》、《新疆刍议》、《现在的新疆》等，成了人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宝贵资料。 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１月，杨增新乘伊犁镇边使广福病重之时，电请北京政府，建议“改组伊犁官职”，“取消镇边使，改设镇守使”，“归新疆都督管辖”。这一年的２月１日，广福病死，杨增新再电北京政府，令改伊犁镇边使为镇守使，归新疆都督管辖。如此，杨增新命其同乡杨飞霞出任伊犁镇守使，权限仅为管理伊犁军队，不得干涉地方事务，地方重大事务均须报请新疆都督府。这样一来，杨增新便将伊犁牢牢的抓到了手里。
伊宁市的乡村 冯特民为伊犁外交司长兼伊塔观察使和伊犁镇边使顾问，李辅黄为伊塔镇台兼伊犁镇边使署参谋长，冯大树为伊犁驻京代表，贺家栋为新疆民政司长，郝可权为新疆军务司长，黄立中财务司长，伊犁起义军团长姜国胜、帮统谭钟麟分别调至哈密和塔城担任副将，标统马淩霄调至阿勒泰。表面上，伊犁革命党人似乎都各得其所，实际上，杨增新是把他们分散开来，以彻底瓦解伊犁革命党人的力量。贺家栋及郝可权到迪化不久，就以家人病重，请假回内陆，先后离开新疆。离开前，杨增新均付给他们“重金”，希望他们不要回来。对于不服从安排调动的冯特民及李辅黄等，杨增新最后将他们杀害于伊犁。 为稳定伊犁局势，杨增新采取“协济伊犁协饷”的办法已稳定军心。杨增新说，“嗣因冯李伏诛，一时秩序纷如，各营索饷孔急，诚恐别生枝节，不得不磬新省库储以资维持，因派伊犁观察使许国帧解交银一十万两。”杨增新派部队一次次一批批的押解饷银赴伊犁，押解完部队便留在了当地。这样经过多次押解饷银，也悄无声息的完成了伊犁的换防。也正因为杨增新满足了伊犁军队的饷银需求，才使伊犁局势转危为安，没有再生乱局。 后来，杨增新在一次面对所有同僚的宴会上说：“新疆孤悬塞外，至汉唐以来时叛时附，盖丁中原多事之秋，兼顾不暇，则土人乘隙而叛。至中原平静，无力充实，再事抚循。因当时无外力之侵略，且与中原关系较浅。”由此可见，杨增新虽然来新疆时间很短，但他对新疆所处的环境及所面临的形势还是有很深的体悟及清醒的认识。杨增新对于能够威胁到自己的政敌，则是杀伐果断，绝不留情。 面对袁大化、陈际唐、杜彤等官员悉数离开新疆，新疆政局一团乱麻的扑朔迷离之际，杨增新以舍我其谁的大丈夫气概慷慨地说：“今日情势则不然，溯至清末开辟西域迄于改建行省，历次西征军费及每年协饷，中原金钱之输出于土著者，更不可以数计，是中原各省对经营新疆之负担，不可谓不重大矣。今一旦政纲失握，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恐此大好河山，将沦于异族之手，求如昔日之收抚于数十百年之后，必不可得。环顾世界，如非奥之穷荒，南北之冰洋，皆以瓜分斗剖，各国靡金钱，用武力，得辟寸地尺土于异域，则攀国欢喜若狂。我乃攀数万里版图弃如敝屣，并不重可恫欤？诸公洁身高蹈，而委之于增新，际此危机存亡之秋，正大丈夫担当事业之会，至于成败利钝，均所不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杨增新的深谋远虑和宽广胸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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