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8期 作者：丘濂 山雨欲来前的宁静 1929年元旦北平发行的《新晨报》上，有名为“北平之今昔”的一幅漫画。画中是一位衣衫褴褛、满面褶皱的老妇，面对镜中自己曾经面目光鲜、体态丰盈的形象。旁边是一句题词：不堪对镜问昨年。 这正是对于北京失去首都光环之后，情状惨淡的形象比拟。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1928年胜利进入北京，随即国民政府内部便展开了未来定都何处的讨论。坚持建都南京者和主张留都北京者各抒己见。南方观点认为，南京是孙中山遗训中的指定首都。并且，北京既有着清政府封建统治的遗毒，又充斥着北洋政府的官僚做派，已经无法彰显革命的朝气。而最关键的，蒋介石的势力基础在南方。南方派于是占了上风。1928年6月28日，南京政府把首都北京改成了北平特別市，1931年再改为北平市。北京，便由此开始了“故都”北平的另一篇章。 按照《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一书作者许慧琦的记录，国都南迁之后，新成立的北平市政府处于中央机关仓促撤离、首任市长阵前易人、新单位匆忙成立、行政资源与财政收入都大不如前的狼狈状态中。被严重挫伤的是北平的经济——北京是政治型的消费城市，清代以来的皇族、旗人和官员不断刺激着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但随着首都地位的消失，国都阶段政商结合、奢侈风格的消费发生了转变。1929年，截至中秋时的统计，北平歇业商家数量已经有264家；以公务员及其眷属为服务对象的大型游艺场城南游艺园，已经准备暂停营业；整个城市消费能力萎缩。以人力车的营业为例，乘客减少，车夫倒是越来越多。 令经济雪上加霜的还有动荡的时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不仅东北灾民大量涌入北平，为城市经济带来压力，北平城内也人心惶惶，处于“商旅裹足，戒严频繁”的状态。1933年元旦，山海关陷落，日军发动了热河和察哈尔的战事，使得北平暴露在日军的直接威胁中。北平街头出现了军事武装准备，城门与各要冲都堆上了防御沙袋。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进攻长城各口，北平开始实行戒严。5月之后，日军飞机在北平上空侦察并投递传单数次。一位名叫“老向”的文人在《危城琐记》中写道，“市民都有'末日来临’之感”。南京中央在5月终于决定成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抵达北平，收拾战火，安抚人心，以表达中央要保全平津的决心。 1933年5月31日，中日代表签署《塘沽协定》。这份协定默许了伪满洲国的成立，认可了日军占领热河的合法性，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中国领土主权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这一纸协定也换来了北平城暂时的安宁。 北京文化史的研究者赵珩告诉本刊，相比1927年之前的军阀混战，北平城从1928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虽然一直处于日本侵略的阴影之下，但其实算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段，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学者许慧琦又将这十年的经济与消费环境细化分为三个阶段：1928年到1930年属于高失业率和高物价并存的“停滞性通货膨胀”时期；1931年到1934年则是通货紧缩、供过于求、物价普遍低迷的形势。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同属于整体经济衰退，但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因此像谭其骧这样在北平读书与教学的文化人会说，“作为一个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确实令人处处满意”；1935年到1937年，日本人在华北的走私活动日益猖獗，白银外流，物价上涨，又出现了类似第一个阶段的情况。如果说，北平沦陷前有十年的“黄金”时光，许慧琦描述，那么在30年代的前半期，便是其中的“菁华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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