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痛 定 思 痛 忆 恩 师 ——我心中的孙法理教授 文/谢显宁 1 惊悉恩师孙法理先生仙逝，是在微信上。 当突然看见外国语学院的讣告时，完全不能接受。先生虽然鲐背高寿，但笔耕不缀，向来康健，作品还在不断出版中，怎么可能辍笔远行？但讣告贴在那里，冷冰冰的，又让人不得不信。学妹刘颖也贴出了《悼孙法理老师》： 惊闻噩耗泪雨飞，恩师元宵驾鹤归。 音容笑貌尤在眼，哀思无尽心胆摧。 学富五车谦谦君，著作等身熠熠辉。 温润儒雅蕴傲骨，品行超凡皆口碑。 散布在川、渝、滇、沪、琼等地的同学纷纷留言致哀。身在海外美、德、加等国的同学也请群里的同学转达哀思，对先生遽然辞世表示哀痛、惋惜： 周平同学：“谦谦君子、学富五车、正直善良，知识分子之楷模。” 亚平同学：“孙老师是我们心中最为敬仰的老师，谦谦大儒。前年秋天登门拜访竟成永别！孙老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他的博学多才温润谦和永存我们心间。” …… 古人云，老来无病也支离。先生远行，无可挽回了！ 不久前群里还在讨论疫情缓解后赴渝拜望先生的计划，瞬间破碎，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好心痛！ 如今，先生远行，已升天界，学生“痛定思痛，痛何如哉！”40年前受教于先生的情景愈加清晰地在眼前浮现。 2 恩师孙法理先生（1927.09～2021.02），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资深教授、著名翻译家。 文革10年浩劫后，我们有幸考入西师，在外语系读书4年。4年中，先生是唯一一位始终都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先上精读，精读结束后是戏剧。直到我们1982年1月毕业离校，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对精读课老师，同学们有个“心有灵犀”的共识——非最“港”者莫属（“港”为当时川渝方言，意指厉害）。至今记得，刚进校时，同学中就有传说：系里最“港”的几位老师有赵维藩、熊正伦、孙法理、刘炽亮等。当时，赵、熊二位是年高德劭的老教授。赵教授时任系主任，熊教授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海归”。当时虽然还没出现“海归”一词，但“哥大”二字却让我们仰视。虽然两人年事已高没有上课，依然声名赫赫备受尊敬。先生和刘炽亮老师则属“少壮派”，当时还不是教授——高校重启职称评定工作，是我们毕业之后的事。十年动乱，高校被整残。我们进校之初，可谓百废待兴，教授更是稀缺。先生和刘老师虽然不是教授，却被“民间”列为与知名老教授比肩的最“港”者，可见绝非等闲人物。要知道，那时的教授可不是如今的“叫兽”，无论水平还是职衔，在世人心目中的尊崇地位岂是当下“叫兽”可以同日而语。 能够成为第一批担任77级教学的老师，无疑是学校和系里优中选优遴选出来的佼佼者。 孙、刘二位老师，确实各有特点——刘炽亮先生和夫人刘美仪（在下有《追忆刘美仪老师》一文记述），和熊正伦老教授一样，也是“解放前”从大洋彼岸回来的“海归”，以一口纯正的美国英语闻名遐迩。而“听孙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则是“官方”和“民间”对孙老师的普遍评价。因此，当得知孙老师教我们的精读课时，大家无不感到幸运。 3 当我们在为有幸受教于名师而激动时，任课老师也在为取得最佳教学效果做调查。下面两位老师的对话可见一斑： 问：“How deep is the water？”（水有好深？） 答：“Deep，very deep！”（深，深得很哦！） 这是子熙同学碰巧听到后告诉我们的。时间：刚开学不久。地点：弯弯大楼某公共课教室。问话的是进教室给下一班上课的老师。回答的是给上一班上完课出教室的老师。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条“新闻”是子熙在某天晚上寝室熄灯前的“联播节目”里发布的。室友们听了，不胜莞尔。 确实，77级学生个体之间差别很大。从年龄看，大的已过“而立”，有的已经当了父亲母亲；小的只有十几岁，还是刚刚跨出校门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从经历看，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从业者众。也有像我这样属于“无业人员”的回乡知青（回乡知青被不同于下乡知青，他们和农民大众一样，哪怕终身从事农业生产，都是没有工龄的——即相当于没有工作。即无业）。同学当中，入学前当过多年老师，教过多年英语的的也不乏其人。面对这样一群知识背景参差不齐，人生历练深浅各异的“杂牌军”学生，任课老师为了达到因人因材施教的最佳效果，真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血。 4 先生苦心孤诣，从精读到戏剧教了我们4年。4年下来，这群有史以来最具特色，也可以说最难教的学生，个个心悦诚服！精读课自不必说，戏剧课对大家留下的印象也如此深刻，以致40年后许多同学依然记忆犹新，以下摘自2月27日群里同学的留言： 大洪：“敬爱的孙老师一路走好。在Salem镇参观Witch hunt博物馆时，就想起孙老师给我们上戏剧课时，讲到的Miller关于Witch hunt的剧本……” 春蘋：“怀念孙老师，大学里上过了各种课程，很多都记忆模糊了，而孙老师的戏剧课至今记忆深刻，到现在还记得'Crucible’。” 曾阅读：“孙老师把米勒的历史悲剧《坩埚》引介给我们这一届学生，让我们刚从愚昧黑暗中探出的迷茫双眼看见了真知与艺术的光芒……孙老师的戏剧课的意义在于，塑造并试图界定我们对世界的基本观念；其立意真诚而高远，多年以来，我所体味到的是孙老师的慈眉面善所蕴含的嫉恶如仇的坚定个性。可惜，未能聆听孙老师更多的课程！” …… 5 “博学多才、温润儒雅”是我们对先生的共识，也是其他大学后来到我们班插班听课的进修人员的共识——因为他们进校前也知道“听孙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的传说，所以做了如是选择。先生讲课挥洒自如，举手投足斯文儒雅，一口流畅的伦敦英语如行云流水。往三尺讲台一站，自有一股绅士“范”。也许正因为先生这种无须言说，更多在于意会的风度，班里的同学不知不觉间开始称他为“孙先生”——当然是背地里，当面仍然叫“孙老师”。这种背后先生、当面老师的叫法，一直延续到现在。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生”这一称呼绝对“另类”，尽管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褒义词，明白这个词内涵与外延的美好。然而，比这更加“另类”的，是先生自己的行为——他和师母共同呈现的一道风景线。 这道风景听谁说的现在已经记不准确了，但那位同学当时说的话依然记得：“哎呀！孙先生给师母两个好好啊！他们两个散步都手牵倒手的！”（“给”为川渝方言，此处意为“和”）。那位同学说得激动，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这段话之所以加引号，因为我可以保证记得一字不差。我听后倍感新鲜，当时的表情也许更加激动。总之，不久之后就眼见为实——某天傍晚从北碚街上回校，快到后校门时突然看见前面就是先生和师母，果然手牵着手。因为他俩并肩而行，我走在后面看得特别清楚。他们俩边走边聊，步履悠然。我只好压住步子不敢超越。进门后，他俩往右朝家走去，我才加快步伐回宿舍。后来，在打开水和去图书馆的路上，还看见过先生和师母谱写的这道风景线，同样的怡然自得、同样的旁若无人，引来无数注目礼。 目睹先生与师母伉俪情深这道靓丽风景，家有妻子和女儿的我，心中不禁泛起阵阵温暖的涟漪。相信，这道风景线同样温暖了其他许多同学！ 6 先生学养深厚，其来有自。1944年，先生考入名师云集的武汉大学外文系攻读本科。机缘巧合，读书期间适逢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之一的吴宓教授前往讲授“长诗”、“文学批评”等课程，并接任朱光潜先生卸任的外文系主任。这是先生与吴宓的第一次师生缘。吴宓可是名师中的名师。论学问，“哈佛三杰”可见一斑。就是他，在创办并主持清华国学院期间，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为导师，名动天下。论人品，王国维1927年跳湖自杀身亡前“留下遗书指定陈寅恪、吴宓来处理他的后事”（1）。 1948年，先生本科毕业报考中央大学外文系研究生，又得到吴宓教授热情的指导和帮助，并给时任中大外文系主任的郭斌龢先生写信，主动向他推荐自己这位弟子。 “新中国”建立后，师生二人再次在西师不期而遇，这是先生与吴宓的第二次师生缘。对此，先生这样记述道：“1957年，即在第一次作吴先生的学生十年之后，我第二次又作了吴先生的学生。那时吴先生执教在西南师大中文系，在全国招了三个'进修生’（前一年还照苏联习惯叫作'副博士研究生’），我是其一。”（2） 先生师从吴宓等名师，又在民国时期完整地接受了高等教育，焉能不成饱学之士？民国时期的教育，谁不知道？重量级学者如陈寅恪、胡适、季羡林，“两弹一星”专家如赵九章、王淦昌、邓稼先等等，谁不是民国教育结出的硕果？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疑，吴宓教授的学问人品、道德文章对先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先生薪火相传又影响了后辈弟子。在离校40年，先生魂归道山后回忆往事，方才感悟到点点滴滴潜移默化之功。先生对恩师吴宓教授遭遇的不公冲冠一怒，显示了太史公般嫉恶如仇、秉笔直书的士者之风。 7 广博而坚实的学问，使先生在工作中应对裕如。为师，学贯中西，桃李满园。为文，洋洋洒洒，著作等身。受教于先生，学英语自然如鱼得水，请教英语之外的问题也总能得到满意的答案。譬如，我懂得“怙恃”二字是“父母”的意思，就是请教先生才知道的——当时读到某位历史人物，说他幼年“怙恃”尽失，成长过程中吃了很多苦头。查阅《新华字典》，总觉得释义和需要解答的问题对不上号。身边没有大辞典，干脆偷懒，课间去问先生。记得先生解答之后，还给我讲了“怙恃”意为“父母”的出处，遗憾写到这里却想不起来了。 先生讲课旁征博引，往往使我们在听课的享受中还能触类旁通，增加课本以外的知识。我第一次知道做学问“三境界”，也是从先生那里：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宫商角徵羽”、All Well that Ends Well（《终成眷属》）、伯罗奔尼撒战争、暴君尼禄等等等等，丰富多彩。毕业40年来，不时“反刍”，时有所得。时下热传的“塔西佗”、"修昔底德"之类典故，查其来源，其实在当年先生讲的故事中已经隐隐现身矣。 先生著作等身。已出版译著达54部之多。莎士比亚戏剧和诗歌的系列翻译蔚为大观，译林出版社纳入的《莎士比亚全集增订本》，其中就有先生的13部译作。此外还出版有大量的论文、随笔、回忆录等。初略算来，林林总总直逼千万字！先生译作，多为欧美文学经典。长篇小说如《苔丝》、《双城记》、《马丁?伊甸》等，长诗如《维纳斯与阿都尼斯》、《露克丽丝遭暴记》、《挽歌》等。莎剧《两个高贵的亲戚》、《爱德华三世》等译作，均为莎学界确认的我国首译本。若不具备丰厚坚实的学识和实践经验，哪里啃得下这些难啃的“硬骨头”？ 8 先生多次说过：“77级是我最满意的学生”。最后一次听先生这样表扬我们，是2000年返校参加西师建校50周年庆祝活动。我们一大帮同学前往先生府上拜望。师生重聚，何其开心！但始未料及，那竟是我和先生的诀别！本以为，今年可以和群里的同学重返校园再见先生，谁料转瞬之间天人永隔！ 对于群里同学返渝拜见先生的动议，我是积极的支持者。但我想再见先生，主要心思却是要当面向他老人家说一声： “对不起！”。 9 上面谈到，先生学识人品，有口皆碑，令我们由衷敬佩。但读书期间，我却曾以小人之心，毫无来由地以为，先生肯定还有最精华的知识没有亮出来，肯定还保留着“看家本领”没有教给我们。这种阴暗心思不知怎么产生的，后来我曾有过长时间的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自己对先生这样品行高洁的人产生如此狭隘的想法？但始终不得其解。好在，这个邪念来去匆匆，在脑子里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先生以他一以贯之的博学儒雅、有问必答，很快驱走了我的心魔。 精读结束后，先生接着给我们开戏剧课，因为是先生自选的教材，无须像精读那样“按部就班”地完成阅读、讲解、答疑、作业等一套“规定动作”，相当程度上可以自由发挥。先生选的教材本来就精彩，人物、情节、背景、结构等要素便为他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先生滔滔不绝，讲得生动有趣——天才的剧作家阿瑟?米勒及其名作《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The Crucible（即先生给我们选定的戏剧教材，汉语译名为《坩埚》或《萨勒姆的女巫》）、米勒与世纪影星玛丽莲?梦露的婚姻，以及猎巫、《汉尼拔》、《两个高贵的亲戚》等等等等。我们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在知识范围迅速扩展的同时，体悟到了先生传授知识的慷慨无私。 如果到此为止，也只是冰释了自己心中无端的猜疑，但感到负疚、有愧于先生，还是在自己当了老师之后。1982年1月，77级毕业离校，我被分配到当时的省教育学院外语系。那时的教院，已经开始承担大专和本科学历教育，即向经过2-3年脱产学习、考试合格的中学教师颁发大专和本科文凭。在教院外语系，我担任过“泛读”教学，切实体会到身为老师，巴不得能够“倾囊而出”，尽快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使自己的学生个个学有所成，个个都能拿到毕业文凭的心情。无论备课还是上课，即使事前做了充分准备，仍然如履薄冰，唯恐疏漏，哪会有在知识上对学生“留一手”的想法？2000年拜望先生时，曾有向先生道歉的打算。但到了先生家里，面对先生和众多同学，最终没有勇气开口。 如果到此为止，也只是感到内疚，并没有负罪感。产生负罪感，而且觉得必须当面向先生道歉才可以消除心结的想法，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简言之在于读书，尤其2003年开始网上读书之后，视野突然开阔，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横陈眼前。尽管后来阅读面日益受限，直至“疯屏尽删”上演“全武行”，但眼界毕竟已经打开了。 10 使我对先生产生负罪感的，主要是读了一本书和两篇文章： 一本书：张紫葛先生著《心香泪酒祭吴宓》。两篇文章： 1、孙法理：《回忆吴宓先生——一个把一切都给了别人的人》（以下简称《回忆》）。《追忆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李继凯、刘瑞春选编，P112-118。 2、孙法理：《吴宓先生琐忆》，（以下简称《琐忆》）。《江淮文史》2012年06期，P.81-86。 通过阅读以上著作和文章，知道了吴宓先生卓尔不凡的过往和晚年的悲惨遭遇，知道了先生对恩师吴宓真挚的感情和对“伊阿古”式人物的“冲天一怒”。 1949后，吴宓的处境每况愈下，从知名教授、西南师范学院院务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荣誉位置上不断跌落。1958年被“拔白旗”，“从此进入'运动员’行列”（3）。1964年，在西师“四清运动”中，吴宓第一个遭批判，猛然间从“运动员”行列跌入“净罪界”。1966年文革开始，国家被推入10年动乱。10年里，吴宓受尽折磨，被整得腿断眼瞎，最终凄然离世。 使吴宓“猛然间堕入了净罪界”的始作俑者，是西师外语系一个“已婚多年”、“30多岁”，受吴宓“培养”的人。这人因为“和一个应届毕业女生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事发后，为减轻处分嫁祸吴宓。结果，这人犯事，却“被算作'受了吴宓先生的腐蚀’，只受到劝其退党的处分”。吴宓就惨了：“在此之前，对吴先生的一切无理指责之中，他的'问题’不过是'老顽固’而已。他的品德还是一向受到尊重的。可经过这次打击，吴先生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在不了解吴先生的人当中，他竟似乎是满身脏污。吴宓先生就是这样从他那朴素自足的天堂，猛然间堕入了净罪界，横遭批判。到'文革’时，他又被打入地狱，成了反革命。后来被打断了腿，让家人接回老家泾阳，在那里走到了他凄苦生命的尽头。”（4） 《回忆》和《琐忆》都是先生缅怀恩师吴宓的文章，内容基本相同。但《琐忆》专门补充了《回忆》所没有的上面那段嫁祸吴宓，导致吴宓堕入净罪界的往事。 值得注意的是：《回忆》成稿于1990年8月，1992年被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公开出版（5）（《追忆吴宓》P118，孙法理）。《琐忆》发表于《江淮文史》2012年06期。就是说，对于曝光“伊阿古”式人物，还恩师吴宓清白这个问题，先生经过了整整20年的思考。最终，温文尔雅的先生还是压抑不住一声“狮吼”。先生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前因后果写得清清楚楚，却不点明当事者的真名实姓。以我的理解，此乃先生君子之风——说到这种程度，事实真相、是非善恶已然见天，当年在场的有关人士，应该个个心知肚明。对于外语系和西师以外的“场外”世界，还是给当事者留个面子吧。 先生是否如是想，已经无法考证。但先生这两篇文章，却是我读过之后产生负罪感的因由——如此正直善良光明磊落的先生，若不向他忏悔自己曾经有过的阴暗心理，今生今世必将良心不安！向先生剖明心迹非求宽宥，但求先生在天之灵明鉴——学生是个知错即改之人。 11 离校之后，先生依然关注着我们。学生日有所进，先生感到欣慰。19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上期，我潜心于文学翻译，1986年底，与爰飞兄合译的长篇小说《第二夫人》出版。次年初，与爰飞、长欣兄合译的长篇《黄金的诱惑》在《译林》出版。不久收到先生发自西师的信。当时，我基本“与世隔绝”，在一个基本“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工作，和外界少有联系。先生飞鸿自天而降，启封捧读，心情激动。先生一番祝贺、一番勉励，一片爱心，溢于纸外！叮嘱我再接再厉后，要我把样书各寄一本给他。并要我把以后出版的译作也要给他寄去…… （因为没有保存样书，这本书是前几年在送仙桥旧书市场买到的） 因为《第二夫人》我已经没有样书，只给先生寄了一本《译林》。后来的事情也愧对先生——接下来，虽然在京、川、滇（非镇）、湘等地连续出版了10多本译作，却没有再给先生寄去样书。这倒不是不遵师训，而是想凑够许多本时再一起寄去，想给先生一个惊喜（其实也想显摆）！但自己也没想到，译着译着，怎么对翻译就兴味索然起来。1991年底与文楚安兄合译的长篇小说《与狼共舞》出版之后，基本就停笔“转行”了。以致2000年返校拜见先生时，听见先生老调重弹“你们的成果还是要告诉我哦”，倍感惶恐。这种惶恐，一因觉得先生是在“旁敲侧击”，针对我说的，二因想向他道歉又不好意思开口。去年群里同学提议赴渝返校，我之所以积极附和，也是因为收集到了几本样书，加之《婚姻与道德》（罗素的伦理学著作）今年重版，见到先生时，既可以向他当面道歉解开自己的心结，又可以把书送给他，弥补以前的遗憾。但遗憾的是，这一切已经悔之晚矣！ 好在同学之中不乏佼佼者，他们足以让先生感到安慰。 譬如春放同学，毕业后连续攻硕读博。拿下中国社科院博士学位后，留院工作，成果斐然，成为业内知名的专家，桑梓父老，引以为傲。宋雷同学，教学科研行政“一肩挑”，著作等身，堪称大牛，去年西南政法大学（原西南政法学院）建校70周年之际被评为名师。嘉陵同学，巾帼翘楚，也是教学科研行政“一肩挑”，成都中医药大学（原成都中医学院）首任国际学院院长…… 他们之外，就我所知，其他同学也无不是所在单位、所在行业的骨干人物。 古人云，“仁者寿”。先生以94岁高寿辞世，已是难得。更为难得的是，先生走时，没有病痛折磨，没有当下惯见的输液、插管、ICU…… 先生在师母和女儿守护下安然启程。临出门之前，他才缓缓松开他挚爱的女儿、我们的学妹丹丁，紧紧握着的手。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注释： （1）蒋书丽，《书屋》2008年第6期 （2）孙法理，《追忆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P.115 （3）同（2），孙法理《追忆吴宓》P117 （4）孙法理，《吴宓先生琐忆》，《江淮文史》2012年06期，P.81-86 （5）同（2）孙法理，P118 作者简介：谢显宁，成都市人，1949年生，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有《第二夫人》、《黄金的诱惑》、《白孔雀》等长篇小说，人物传记《总统之恋》、伦理学《婚姻与道德》等译作出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