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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中旬，毛泽东离开陕北杨家沟，临行前夕，他起草了给党内的一份情况通报：“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  毛泽东在陕北 4月13日，毛泽东顺利到达地处太行山中北部东麓的阜平县城南庄。虽说天气尚有几分寒意，但毛泽东工作起来精神抖擞，他复电林彪、罗荣桓等人，东北战场“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起草致西北野战军全体同志电，庆祝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交流探讨联系民主人士的具体办法。25日，毛泽东致电党内其他四大书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召开中央会议。  革命胜利指日可待，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就在这时，新华通讯社社长廖承志给中央发电，询问“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政策和决定向全国发布。廖承志的电报让毛泽东、周恩来意识到，中共中央提出新的宣传口号正当其时。经过研究，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发布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 城南庄会议乃是中共撤离延安后，中央“五大书记”首次聚首，研究部署的都是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第一项就是讨论“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五一口号”总共二十三条，核心是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周恩来认为，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旧政协的名称，但性质和内容都不同了。“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会议召开的时间大致不会超过明年，待北面打成一片后召开。刘少奇指出，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我们这个地位。  周恩来在新政协会议上 放眼大江南北，刘邓大军成功挺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一举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晋察冀野战军取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至于东北，最早抵达哈尔滨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看得真切：“现在蒋军只守着长春、沈阳几个城市，但是完全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了，不久就可以解决的。”战争形势的快速发展，连蒋介石的支持者美国都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党战略所定的任何军事行动，除非找到恢复国民党军队士气的方法，否则，对于共产党已似乎很少有有效的抵抗的希望”。  英勇的解放军战士 “五一口号”第五条虽然字数不多，但所包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鲜明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怎样建立政权，谁来建立政权等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问题。短短几十个字，毛泽东精准勾画出了建立新政权的“两步走”路线图：第一步先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的代表在解放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步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民主联合政府。 5月2日，云集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人齐聚一堂，一致表示拥护，认为召开新政协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途径”。民进中央常务理事马叙伦尤为兴奋，“这次口号里吸引力最大的，自然是第五项了。这是任何阶级任何阶层都没有不注意的。它不但是号召，已经指示了新中国形态建设的程序，和人民建立新国家基础的成分”。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联名通电：“同人等日深焦虑，力图对策，权衡中外，正欲有所主张。乃读中国共产党在'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宣言、公开信的发表，表明他们确认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接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路线，在领导力量和革命方式这两个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与中共取得共识，使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具备了重要政治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统战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 2、秦立海著：《民主的追求：筹建新中国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 3、杨冬权著：《毛泽东在194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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