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现场 3月16日，宝墩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基本画上句号。龙山时代中国第三大古城——古蜀国的面貌渐渐呈现清晰轮廓。 宝墩遗址第三次发掘，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城市起源、早期国家形成的多元化提供了全新资料；再次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是对“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文明演化模式发展规律的最好诠释。 □本报记者 陈四四 沿着田埂路，穿过一大片油菜花，眼前突然出现密密的考古发掘探方。考古人员正在把泥土均匀地撒在探方中，将曾经的考古痕迹逐渐掩埋。“考古发掘要暂停一段时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何锟宇说，“我们准备沿着河道，从这里朝都江堰走，看能不能寻找到其他的古城，为成都平原古城迁徙找到更多的证明。” 何锟宇口中的“这里”，指的是1995年调查发现的新津宝墩遗址。这座距今约4500年的新石器时代古城址，自发现10多年来，留下太多未解之谜：“什么人修建了古城？”“古城有多大？”“古城为何消失？”……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研究课题之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从2009年11月起，对宝墩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 A 解剖“埂子”古城墙的“墙外墙” 从目前的发现情况来看，由内、外两重城墙构成的宝墩古城，面积达276万多平方米，是继良渚、陶寺古城之后，国内第三大龙山时代城址。可推测出，成都平原在4500年前已出现高度集中的政治和权力中心。 30多岁的何锟宇，担任起宝墩遗址考古发掘领队。两年多前带着队员走进遗址所在地。 调查的区域，最初是在内城东城墙以外，考古队员钻探时发现有宝墩文化时期的文化堆积，随即扩大了调查和钻探范围。不到一个月，收获第一份惊喜：在宝墩古城遗址外围，他们找到了多处长条形高地，高出周围田地0.5-4米不等。这些“埂子”、“墩子”看起来与1995年所发现的宝墩古城墙非常相似。 何锟宇他们从广袤的田野中望去，“埂子”、“墩子”距离早已发现的古城墙有几百米远。“它们会不会是古城的外城墙？”像游埂子、碾墩子在原宝墩古城西城墙外约400-600米，石埂子北段、中段位于原东城墙外约550-600米，石埂子南段、狗儿墩和胡墩子位于原南城墙外400-600米。 解剖这些泥土高地，或许是寻找答案的一个方法。 和同事们一起，何锟宇选择了几处保存较好的土埂子试掘解剖。第一个解剖对象是，与内城南城墙余埂子平行的狗儿墩，残长约50米，宽约8-15米不等。一点点挖开泥土，他们清晰地看到，该城墙内侧墙角与宝墩文化层相互叠压，“从地层关系上判断当为宝墩时期的城墙无疑”。这段城墙顶部比墙基窄，城墙用粘土斜坡堆筑建成。在城墙外侧，还有用鹅卵石斜坡堆筑加固的痕迹，“与温江鱼凫城的构筑方法一致”。 狗儿墩的试掘，令考古队员们很振奋。随即又选择了石埂子为发掘对象。“石埂子由北、中、南三个间断的部分组成”，何锟宇说，它的北段、中段均为东北—西南走向，与内城东城墙蚂蝗墩—宝墩子平行；而南段为西北—东南走向，处于东城墙和南城墙拐角处。 随着镂空式人力钻的渐渐深入，考古队员发现，石埂子依然保存有墙基。考古队又选择了高约1.5米的中段发掘了一个剖面。“当地农民讲，这段城墙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可见约4米高，后因烧窑取土顶部遭受破坏。”没有出乎考古队员意料，石埂子的城墙堆土分层清晰。斜坡堆筑的构建方式，与原宝墩城墙的构筑方式一致，还找到了宝墩时期的陶片。 后来，对原西城墙外的游埂子进行了发掘，不仅发现了壕沟，还在城墙外侧发现了叠压的河道淤土。“外城墙的北城墙很可能是毁于汉代洪水。”何锟宇告诉记者，在古城址东北，考古队发现了大型古河道。也由于这样的地势所限，通过钻探和发掘，排除了内、外城墙呈“回”字形修葺的可能。 可是，外城的北城墙与内城墙的北墙是否重合呢？考古队在内城北城墙真武观、东城墙宝墩子墙角外布下了一条长长的探沟。他们发现，残留着约1米厚的墙基。 “这时，我们已经能确定在内城墙外侧的四个方向都有外城墙。”何锟宇说，外城墙修建的时间晚于内城墙，但内外城墙同时使用过。从平面形状看，古城大致呈不甚规整的圆角长方形，内城和外城方向一致，约北偏东45°，城周近6.2公里。 B 大房址露面是宫殿还是祭祀中心？ 宝墩遗址发现了三座大型房屋基址。其中一座房址的大小、布局、走向几乎与山西陶寺遗址发现的房址差不多，几乎可算是“孪生兄弟”。 2010年10月起，考古队在宝墩遗址开始选择一些区域进行重点发掘。他们在内城中心的田角林、鼓墩子和外城东南的罗林盘共布下2800平方米的探方，仔细寻找地下隐藏的信息。 在鼓墩子北侧，伴随泥土一点点掀开，一些方形的小坑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这些边长1米左右的小坑，直壁平底，坑内填土看不出夯筑的痕迹，一些坑底部铺有鹅卵石。它们到底是什么呢？何锟宇仔细观察坑的分布，连接宛然是房屋建筑形式。原来，这是房屋倒塌后留下的柱坑。 房屋遗址有3座，在南北一条线上。中间最大，是一个呈“品”字型的建筑群。“它以长方形主体房屋为中心，两侧有附属建筑，整体布局主次分明。”何锟宇说，可惜的是，这座房屋基址保存却不理想，只保留下局部垫土和柱坑。像主体房屋，垫有纯净的黄土，有28个柱坑。“面积达210平方米。” 这个主体房屋的南北侧，还建有附属房屋，“好比院落中的厢房”。引起考古队注意的是，房屋内发现了两处方形的鹅卵石面，其中北部的鹅卵石面铺砌得相当规整，鹅卵石大小相近。“这些地面应该经过人工平整。”何锟宇判断。 由于过去就有破坏，无法从地层上确认3座房址的早晚关系。但是何锟宇很肯定地告诉记者，3座房屋位于宝墩城内的几何地理中心，它们的建筑形式，与发现的众多宝墩文化一般建筑完全不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3座建筑不是普通人居住的呢？ 山西陶寺遗址也发现过一座大型房屋基址，何锟宇千方百计查阅到资料。比对之后，他惊奇地发现，陶寺遗址的房屋基址与宝墩遗址中的一座几乎一样大小，连形式也相差无几。对于陶寺遗址的大型房址，有专家推测是宫殿。那宝墩遗址的大型房址，是否也是宫殿呢？ C 植物浮选显微镜下的古蜀稻作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副主任赵志军认为，宝墩是西南地区旱作农业向稻作农业转变的关键，他建议再在现场系统提取土样，关注杂草种子所反映的宝墩时期的农业业态。 走进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大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内，只摆放着一台显微镜和电子台秤，长桌上还有几个不锈钢筛子。显微镜旁有三个小纸盒，里面装着细小的微粒。“这些都是炭化物，要从中筛选出植物种子，就能判断宝墩时期人们都吃什么。”研究人员姜铭说。 姜铭所做的工作叫做“植物浮选”，是科技考古中的一项新内容。在发掘现场，经常可以看到考古队员把泥土放入桶中搅拌。因为炭化物比水轻，搅拌后会与泥土分离，浮到水面上。然后考古队员用各种大小的筛子筛出炭化物，阴干装袋，再送回实验室检验。姜铭要通过显微镜，从那么多微粒中找出一粒粒的植物种子，并确认是什么植物。 目前，通过植物浮选，考古队从宝墩遗址中提取了1430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食物类的野豌豆属、豇豆属、薏苡属，杂草类的飘拂草属、藨草属、莎草属、马唐属、须芒草属、拂子茅属等。让姜铭惊喜的是，在这些植物种子中，稻谷种子有643粒，占45.0%，“并且几乎在所有时期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都有发现”。粟的数量为23粒，占1.6%，且集中出现在宝墩一期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薏苡属种子总苞片为18片，占1.3%，且仅出现在宝墩一期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野生物种及杂草种子中，野豌豆58粒，占4.1%。“这说明，宝墩时期人们已经开始种植水稻，稻作物或许是当时主要的食物。” 植物浮选的同时，考古队也对部分地层堆积柱状取土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在宝墩文化层，姜铭发现了大量底侧面布满龟裂纹，两侧向外突出的泥土，这是典型的水稻扇形植硅体。“这表明，宝墩先民的经济形态，应该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同时存在粟作农业。”为什么成都平原早期文明会在宝墩古城兴起？此时，水稻种子和水稻植硅体的发现，为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 何锟宇告诉记者，目前的考古材料已初步显示，宝墩文化的主源应是川西高原以营盘山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成都平原的古代人群最初很可能是从川西高原逐步迁徙下来的，起初他们只会种小米。 然而，成都平原腹心地区多河流、沼泽，并不适宜种植小米。大约到了距今4500年前后的宝墩文化初期，长江中游的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成都平原，这时他们平整田地，修建灌溉设施，开始种植水稻。因为水稻种植，使食物有了保障，人口也随之不断增长，聚落开始增多。慢慢的，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区出现了大量密集的聚落，早期文明从宝墩开始兴起并向四周传播。 “成都平原土壤呈酸性，粘度很高，炭化植物遗存保存比较差。”何锟宇说，而宝墩遗址的植硅体分析表明，该地区的土壤环境能够较好地保存古代植硅体记录，为研究古代农业和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手段。这也说明，宝墩遗址存在期间，气候为温暖湿润的气候类型，与现代的气候差不多。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发展，为成都平原早期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环境基础。 [延伸阅读] 宝墩故事，还在继续 3月9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宝墩遗址现场工作会在新津举行，国内专家对宝墩遗址下一步发掘和研究提出了建议。 比如，外城墙与内城墙的相对年代问题，从目前试掘出土的包含物来看，外城墙要比内城墙的建造年代相对晚，但这一结果还有待更多的田野工作来证实或修正。其次，内外城墙何时为何而废弃？内外城墙是否具有相同的防御或抗洪等功能？两重城墙内的聚落布局是否存在功能区划分？这些问题都还未得到确切的解答。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栾丰实建议，利用C14测年标本进一步确定内外城墙记忆壕沟的相对年代关系。他提出，同时还需要注意壕沟是否存在清淤迹象，内外城墙是否存在修补增筑痕迹。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则建议，重视周边地区的调查研究，寻找墓葬、宗教礼仪性建筑等代表精神文明层面的遗迹。中国科学院遥感所研究中心主任聂跃平表示，将从遥感技术、GIS资料库建设等方面对宝墩遗址研究予以大力支持。 何锟宇说，下一步，考古队将对遗址及周围的古地貌、古环境进行调查研究，并加强对古气候的研究。将运用沉积学、植硅石、土壤酸碱度、粒度分析、孢粉分析等手段，确认古河道与遗址的年代关系等问题，分析这一时期营建聚落的环境选择，聚落内部环境与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对微环境的改造等。 本文图片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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