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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来源于古人分配猎物时每堆猎物的数量，也就是堆放猎物产生的智慧。著名的“韩信点兵”问题就是堆东西演变出来的。秦朝末年，楚汉相争。一次，韩信将1500名将士与楚王大将李锋交战。苦战一场，楚军不敌，败退回营。汉军也死伤四五百人，于是韩信整顿兵马返回大本营。当行至一山坡，忽有后军来报，说有楚军骑兵追来。只见远方尘土飞扬，杀声震天。汉军本来已十分疲惫，这时队伍大哗。韩信兵马到坡顶，见来敌不足五百骑，便急速点兵迎敌。他命令士兵3人一排，结果多出2名；接着命令士兵5人一排，结果多出3名；他又命令士兵7人一排，结果又多出2名。韩信马上向将士们宣布：我军有1073名勇士，敌人不足五百，我们居高临下，以众击寡，一定能打败敌人。汉军本来就信服自己的统帅，这一来更相信韩信是“神仙下凡”、“神机妙算”。于是士气大振。一时间旌旗摇动，鼓声喧天，汉军步步进逼，楚军乱作一团。交战不久，楚军大败而逃。 龠（yuè ）是一种距今一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乐器，里面可以盛装1200个黍子，称为半合（gě）这就是最早的计量单位。《汉书·律历志》记载“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hú）。”这1200个黍子就是最早计量重量的单位，由是可以找到重量和数量的关系，也就知道古人最早对数量的认识是从堆东西开始的，也就是说原始河图也是来源于堆东西。 这两个事例告诉我们古人对堆东西是很有研究的，当堆东西发展成学问以后就出现了算筹，每一个算筹就是一个小棍子，河图洛书的圆点都可以认为是具体算筹，由此我们可以用堆东西的方法理解河图洛书。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来成为《周易》的来源。又相传，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在《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河图和洛书的出现是上古传说中两件大事，对华夏文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也是中华文明从蛮荒时代到上古文明的智慧结晶。 河图、洛书长期以来都只有传说，直到宋代初年才被发现。宋代华山道士陈抟（tuán）提出的图式叫作《龙图易》，《宋文鉴》中载有《龙图序》一文，讲到了龙图三变的说法，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最后形成了河图、洛书二个图式。但是，陈抟在龙图三变之后，没有提到河图、洛书的名称。第一次给这两幅图命名的是北宋易学家刘牧，他精研陈抟所传《龙图易》，著书《易数钩隐图》。于是，河图洛书才为世人所知。当时，对采用“图十书九”，还是“图九书十”有过争论，最终由朱熹定位于图十书九，一直延续至今，就是大家常见到的河图洛书图式。 讲人类早期智慧启蒙的时候人们往往说结绳记事，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先祖对手的运用和研究才是华夏文明的开始，在手上可以看到阴阳、三才、五行、八卦、天干、地支，所以，研究上古文明从手开始。考古发现，三角形图案在仰韶文化阶段就已经出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片上有36个圆点形成的三角形图案，陕西元君庙仰韶墓地陶钵上有45、55锥刺三角形图案，元君庙仰韶墓地陶罐上则有三角形、菱形图案，这些图案只是简单的装饰吗？不是的，是华夏文明最早标志。其中元君庙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六千年左右的陶器上，用锥刺成五十五个小圆点组成的三角图案。  三角河图 据专家研究，这个图案与古代河图著作所载的有关河图推演图极为相似，应该是原始的河图。洛宁县西长水村有一块古碑，由于年代久远只留下一个“洛”字，下面还有三个字的空间被长期侵蚀以后已经看不出什么字，后来有人考证应该是“洛出书处”四个字，碑的上部画了一个等腰梯形，据考证这就是梯形洛书（见图3-2）。 河图洛书的标注方法都是圆点，所以我们用圆点还原这个梯形洛书，也就得到下面底边是15个点，上面是7个点，高度5层的梯形，这就应该是梯形洛书。  梯形洛书（一） 梯形洛书（二） 河图洛书 《龙图易》面世时间不长就失传了，是易学研究的巨大损失。书中未合之数与已合之数都只在《龙图序》中见到，最后河图洛书的定论则是朱熹完成的。本书三角形河图、梯形洛书到后来见到的当今河图洛书与已合之数未合之数形成呼应，证明河图洛书有一个演变过程。应该确认河图洛书形成经过三角形、梯形、河图洛书三个阶段，三角形和梯形阶段则无河图洛书之分，后来有了天数地数、生数成数才有现在的河图洛书图式。 作为一种推演形式没有更多意义也是无用的，古人发现阴阳、三才、四象、五行、六合、七曜、八卦、九宫天干、地支、甲子、周天等都能够在河图洛书找到答案。将河图洛书用于实践，解决古人生活中的疑难问题才是河图洛书的神圣之处，是古人对河图洛书推崇备至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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