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来源于古人分配猎物时每堆猎物的数量,也就是堆放猎物产生的智慧。著名的“韩信点兵”问题就是堆东西演变出来的。秦朝末年,楚汉相争。一次,韩信将1500名将士与楚王大将李锋交战。苦战一场,楚军不敌,败退回营。汉军也死伤四五百人,于是韩信整顿兵马返回大本营。当行至一山坡,忽有后军来报,说有楚军骑兵追来。只见远方尘土飞扬,杀声震天。汉军本来已十分疲惫,这时队伍大哗。韩信兵马到坡顶,见来敌不足五百骑,便急速点兵迎敌。他命令士兵3人一排,结果多出2名;接着命令士兵5人一排,结果多出3名;他又命令士兵7人一排,结果又多出2名。韩信马上向将士们宣布:我军有1073名勇士,敌人不足五百,我们居高临下,以众击寡,一定能打败敌人。汉军本来就信服自己的统帅,这一来更相信韩信是“神仙下凡”、“神机妙算”。于是士气大振。一时间旌旗摇动,鼓声喧天,汉军步步进逼,楚军乱作一团。交战不久,楚军大败而逃。 龠(yuè )是一种距今一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乐器,里面可以盛装1200个黍子,称为半合(gě)这就是最早的计量单位。《汉书·律历志》记载“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hú)。”这1200个黍子就是最早计量重量的单位,由是可以找到重量和数量的关系,也就知道古人最早对数量的认识是从堆东西开始的,也就是说原始河图也是来源于堆东西。 这两个事例告诉我们古人对堆东西是很有研究的,当堆东西发展成学问以后就出现了算筹,每一个算筹就是一个小棍子,河图洛书的圆点都可以认为是具体算筹,由此我们可以用堆东西的方法理解河图洛书。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来成为《周易》的来源。又相传,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在《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河图和洛书的出现是上古传说中两件大事,对华夏文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也是中华文明从蛮荒时代到上古文明的智慧结晶。 河图、洛书长期以来都只有传说,直到宋代初年才被发现。宋代华山道士陈抟(tuán)提出的图式叫作《龙图易》,《宋文鉴》中载有《龙图序》一文,讲到了龙图三变的说法,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最后形成了河图、洛书二个图式。但是,陈抟在龙图三变之后,没有提到河图、洛书的名称。第一次给这两幅图命名的是北宋易学家刘牧,他精研陈抟所传《龙图易》,著书《易数钩隐图》。于是,河图洛书才为世人所知。当时,对采用“图十书九”,还是“图九书十”有过争论,最终由朱熹定位于图十书九,一直延续至今,就是大家常见到的河图洛书图式。 讲人类早期智慧启蒙的时候人们往往说结绳记事,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先祖对手的运用和研究才是华夏文明的开始,在手上可以看到阴阳、三才、五行、八卦、天干、地支,所以,研究上古文明从手开始。考古发现,三角形图案在仰韶文化阶段就已经出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片上有36个圆点形成的三角形图案,陕西元君庙仰韶墓地陶钵上有45、55锥刺三角形图案,元君庙仰韶墓地陶罐上则有三角形、菱形图案,这些图案只是简单的装饰吗?不是的,是华夏文明最早标志。其中元君庙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六千年左右的陶器上,用锥刺成五十五个小圆点组成的三角图案。 三角河图 据专家研究,这个图案与古代河图著作所载的有关河图推演图极为相似,应该是原始的河图。洛宁县西长水村有一块古碑,由于年代久远只留下一个“洛”字,下面还有三个字的空间被长期侵蚀以后已经看不出什么字,后来有人考证应该是“洛出书处”四个字,碑的上部画了一个等腰梯形,据考证这就是梯形洛书(见图3-2)。 河图洛书的标注方法都是圆点,所以我们用圆点还原这个梯形洛书,也就得到下面底边是15个点,上面是7个点,高度5层的梯形,这就应该是梯形洛书。 梯形洛书(一) 梯形洛书(二) 河图洛书 《龙图易》面世时间不长就失传了,是易学研究的巨大损失。书中未合之数与已合之数都只在《龙图序》中见到,最后河图洛书的定论则是朱熹完成的。本书三角形河图、梯形洛书到后来见到的当今河图洛书与已合之数未合之数形成呼应,证明河图洛书有一个演变过程。应该确认河图洛书形成经过三角形、梯形、河图洛书三个阶段,三角形和梯形阶段则无河图洛书之分,后来有了天数地数、生数成数才有现在的河图洛书图式。 作为一种推演形式没有更多意义也是无用的,古人发现阴阳、三才、四象、五行、六合、七曜、八卦、九宫天干、地支、甲子、周天等都能够在河图洛书找到答案。将河图洛书用于实践,解决古人生活中的疑难问题才是河图洛书的神圣之处,是古人对河图洛书推崇备至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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