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我先后制作了两篇题为《什么是“国立武汉大学”？》（上）与《什么是“武昌高师”？——国立武汉大学“前传”》（上）（可点击阅读）的图文推送，并分别在武汉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二个校庆日（10月31日）与第一个校庆日（11月2日）先后发出（因平时工作繁忙，这两篇推送的后半部分尚需一定时日才能慢慢完成，见谅！）。现在，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五个“校庆日”（11月29日，众所周知，也是武大现行的“校庆日”）也来临了，有些读者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猜测——我会不会在这个日期里也做点什么文章呢？ 稍微对我这个人有点了解的朋友，都不难想到，如果让我来弄一篇关于自强学堂的科普文字……那整个“画风”跟前面那两篇显然会截然不同！现在，就让大家一起来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吧。 什么是“自强学堂”？如果我们在上个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提出这个问题，恐怕全社会都没几个人曾经听说过这个名号。不过，到了最近二三十年间，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人就能简单地说上两句了，而内容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借用武汉大学主页上的一句话——“武汉大学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大体上无非就是这么几个关键词的简单组合而已。 但假如我们就此问题继续追问几句，比如说，这个“自强学堂”到底是怎么创办的？具体办学情形如何？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最后又是怎么停办的？它跟武汉大学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恐怕绝大多数人就要哑口无言了。 哪怕只是随便问两个极其简单的问题： 自强学堂在什么地方？——当今武汉大学的数十万师生校友，能够准确地描述出其具体位置、并且在没有任何提示的前提下找到这个地方（或者曾经实地探访过）的人，估计只有个位数。 自强学堂有哪些比较有名的师生？——在不查阅任何资料的前提下，能够脱口而出地列举出5人以上者，恐怕也很难达到两位数。 换句话说，在全社会范围内，对于绝大多数曾经听说过“自强学堂”四个字的人们来说，这个历史名词不过是一个极其抽象的历史符号，而对于今天的武汉大学师生校友们来说，也不过是一个经常挂在嘴边的常用“口号”，仅此而已。虽然我根本就不了解你，但这并不妨碍我经年累月、喋喋不休地吹捧你啊！（手动狗头） 当然，如果本文的阅读者仅仅只是满足于此，那么ok，您可以“返回”了，不过，我也可以提前把我的学术研究结论亮在这里，让您在临走前简单地了解一下也无妨—— 1893年由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只是一所极其普通和平常的“洋务学堂”，其基本性质与同时期的其他洋务学堂并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也是无足轻重。 自强学堂从1893年创办，到1902年更名为方言学堂，再到1911年停办，在前后长达18年的办学历程中，该学堂从头到尾都没有实际办理过一天的高等教育，其办学层次仅仅相当于“中专”水平。 更重要的是，自强学堂、方言学堂与后来的武汉大学之间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继承关系，根本就不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没有任何确凿可信的历史证据与无懈可击的逻辑标准足以证明武汉大学的历史起源于1893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 简单一点说就是——这所早已消亡100多年的中专，根本就不是什么“我们亲爱的学堂”（武汉大学“校歌”歌词），就别自作多情地抱着一堆从地底下刨出来的白骨乱认祖宗了。 不管你看了我的上述观点之后有何感受，只要你想搞清楚自强学堂的大致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欢迎你继续阅读下去。毕竟，毫不客气地讲，就目前而言，鄙人肯定是全世界最了解自强学堂的人——以下这篇科普小文就是明证，除了我的某位小伙伴，没有人可以在一篇文章之内把这所学堂的来龙去脉梳理得如此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在不远的将来，我还会专门写一本关于自强学堂的学术专著——但这仅仅只是对清末的洋务学堂进行一个个案研究而已，并不属于“武汉大学校史”的范畴，别想多了。 笔者此前推出的《什么是“国立武汉大学”？》）与《什么是“武昌高师”？——国立武汉大学“前传”》这两篇推送，均采用了“编年图史”的形式，不过，关于自强学堂的历史，由于史料较为稀缺，我就没办法进行同样的逐年编排了，而只能选取部分史料相对较多的年份来集中讲述。另外，关于自强学堂，客观上也没有任何比较精美的历史图片可供展示，这一点可远远比不上武昌高师和国立武汉大学这两个武汉大学真正的历史前身。 欢迎大家一起来了解自强学堂的真实历史—— 1891－1893：朝令夕改的创办过程 首先要介绍一下自强学堂创办的前因后果。1889年，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1890年，张之洞在武昌都司湖畔创办了两湖书院（1891年初正式开学），因其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两湖地区茶商的捐税，作为回报，张之洞特在两湖书院的200个正式课额之外，另设商籍课额40名，专门招收茶商子弟入学。 1891年6月19日，针对湖北试用知县曾广敷所提出的将两湖书院的40个商籍课额“改为通商西学”、“专习各国语言文字”的建议，张之洞更进一步，决定“于两湖书院外另设学堂，设立方言学、商务学，专习各国语言文字及讲求商务应如何浚利源，塞漏卮，畅销土货，阜民利用之术”，并将学额定为50名。6月27日，张之洞又在一封奏折中明确提出，“于两湖书院外，另设方言、商务两学堂，专习泰西各国语言文字，及讲求整顿茶务、种植制造之法，一切浚源、塞漏、通商、惠工之事”。 8月25日，张之洞又认为，“算学最切实用，天文、地舆、水利、武备无不相需甚殷。至方言、商务，亦为今日自强要图”，遂决定“应于铁政局附近选择宽敞爽垲之地，专建算学学堂一区，并将方言、商务两学附列其中”。 1892年8月24日，张之洞又改变了主意，不再计划将方言、商务两学附列于算学学堂，而是将最初筹设的“方言、商务两学堂”并为一所“方言商务学堂”进行办理，并且反过来“将算学并入此堂，并添设格致一门”，同时又给该学堂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博学堂，“内分算学、格致、方言、商务四门”，由“铁政局酌议章程”。 11月19日，张之洞批复了铁政局拟订的“博学堂章程”，并要求其“迅速开办”。不过，对于学堂的具体名称，张之洞又一次地改变了主意，决定“该学堂即定名为自强书院，务须明年学规整齐严肃，督饬在院诸生潜心力学，自强不息，以期多得博通经士〔世〕之才，裨益时用，庶不负本部堂劝学储材之至意”。 1893年3月31日，自强书院“全所工竣”。6月，自强书院首次举行招生考试，在此期间，再次更名为自强学堂。8月18日，张之洞“亲赴自强学堂拜会三位山长”，并且委任了学堂的主政、提调、管堂等主事人员。这就意味着，自强学堂已经成功开办了。 综上所述，从1891年6月到1893年6月，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张之洞不知道给这所筹建中的新式学堂起了多少个名字——“方言、商务两学堂”、算学学堂、方言商务学堂、博学堂、自强书院、自强学堂……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其朝令夕改的为政风格，由此可见一斑（后面还有更精彩的）。 1893年11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联名给光绪皇帝上奏了一封后来被人拟名为《炼铁全厂告成折》的奏折，其后附有两个“片”，分别为《拟定铁厂开办后行销各省章程片》和《设立自强学堂片》，其中，后者主要是汇报了自强学堂的创办经过。  2003年11月，在武汉大学所谓的“110周年校庆”前夕，学校花了7500元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这个《设立自强学堂片》复制回来（据《武汉晚报》报道，这张照片则是三年后鄙人亲自拍摄的），从那以后，有些武大师生校友便“底气十足”地认为，有了这个复制件，武汉大学的历史始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可以说就是“板上钉钉”了。 然而，这个逻辑根本就不能成立，问题的关键在于——张之洞的这个奏折附片，跟武汉大学有什么关系？？？它的存在本身能证明这一点吗？难道武汉大学派几个人出去复制几件跟本校毫无关系的档案文献回来，就可以“证明”这些档案复制件是本校的出生证？（国内还有几所大学也是如此，这里暂时就不点名了）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武大再派人去将张之洞关于两湖书院的几件分量更重的奏折给“复制”回来，那是不是又可以把自己的建校年份进一步上延到1890年了？所以啊，就别再把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的档案复制件当个宝继续贻笑大方了。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设立自强学堂片》的开头部分：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在张之洞本人看来，他所创办的这所自强学堂，其基本性质跟洋务派之前在全国各地所创办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格致书院、武备学堂等所谓的“洋务学堂”没什么两样。 第二，与“创开风气”的同文馆以及沿海地区嗣后“递设”的各类洋务学堂相比，自强学堂不过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后继者或者说晚辈而已，虽然在当时风气初开的武汉地区还算是比较先进的新生事物，但是相对于得风气之先的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其刚刚出现，就已经落后二三十年了。 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在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时，这所学堂事实上已经成立好几个月了，也就是说，此事属于“先斩后奏”的事后汇报，因此，所谓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自强学堂之类表述，那都是与客观史实完全不符的错误说法。 当时，在正常情况下，从武汉地区通过传统的“驿道”抵达北京的时间约需27天。张之洞于1893年11月29日上奏《炼铁全厂告成折》及两个附片之后，直到12月27日，光绪皇帝才在《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御笔朱批了“该衙门知道”五个字，而这也相当于是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最终在中央政府正式立案的一个标志性时间。从这一点上看，且不论自强学堂根本就不是武汉大学的所谓“前身”，退一万步来说，即使真的是，武大1993年把张之洞的上奏日而不是光绪皇帝的批复日定为“校庆日”，也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1893－1896：“多空谈而少实际” 张之洞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到底在什么地方？长期以来，很多文章都说是三佛阁，但事实上，三佛阁是三佛阁，自强学堂是自强学堂，二者之间还隔着200米呢，怎么能混为一谈？至于自强学堂到底在三佛阁的哪个方位，其准确地点应该如何描述，我都懒得讲了，反正那些叶公好龙的人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个，他们只会充满“自豪”地高唱：“东湖之滨，珞珈山上，这是我们亲爱的学堂……” 另外，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一张关于自强学堂的历史照片，而网上的一些介绍自强学堂的文章，不知道从哪里随便找张老照片就拿来冒充自强学堂，甚至还有二层的小洋楼（事实上，自强学堂的斋舍都是中国传统的平房建筑），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注意了，以上这两张照片都不是什么“自强学堂”，就不要拿着它们继续招摇撞骗了 最近几年，笔者倒曾多次路过自强学堂旧址。事实上，很多年以前，这个地方就已经被改成了集贸市场。在2019年的所谓“校庆日”当天，笔者再次阴差阳错地来到这里时，发现这个集贸市场已经被拆迁了。有道是——集贸市场，一夜扒光，这是你们亲爱的学堂！  湖北自强学堂旧址（2017年6月6日）  湖北自强学堂旧址（2019年11月29日） 按照张之洞最初的办学计划，自强学堂“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每门学生先以二十人为率，湖北、湖南两省士人方准与考”。然而，由于当时两湖地区的新式教育基础太差，完全招不到足够的合格生源，根本就无法实现他在《设立自强学堂片》中所说的“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湖北、湖南两省士人方准与考”，于是便只好向上海广方言馆（全国第二所、上海第一所洋务学堂）等处“招调”，其结果便是，直到1899年，在自强学堂的41名“旧班”学生中，来自江苏的学生仍多达17人（湖北15人，湖南2人），而23名“新班”学生才以湖北籍学生为主体（湖北22人，湖南1人）。 自强学堂虽然名义上分为4门，然而，用张之洞自己的话来说，“除方言一斋招选学生在堂肄业外，其余三斋均按月考课，凭文甲乙”，意思就是说，只有学习“方言”（外语）的学生是住在学堂里每天正常上课的，而格致、算学、商务3门的学生则住在校外自己学习，每个月来学堂考一次试，相当于现在的“自学考试”。 对此，早在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学家陈东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既采考课办法，当然还是书院性质。试问算学格致商务诸科，如何能仅凭考课而得实学呢？”由此可见，自强学堂当时名义上虽有“分科”，但实际上并未能实行真正的“分科教学”。1932－1933年间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编纂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一书，在提到自强学堂时，甚至认为“惟格致、商务两门未开办”。 最后，美国学者William Ayers曾在其所著《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一书中指出：
上文中的“多空谈而少实际”一语，乃是张之洞1896年的一句原话，也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自强学堂在开办前三年的基本办学情形。 1896：来回折腾的“休克疗法” 1894年11月，张之洞以湖广总督的身份前往南京代理两江总督一职。1896年初，在回任湖广总督前夕，他便计划回鄂后对自强学堂“大加整顿”。3月，张之洞从两江回督湖广，并将曾任天津武备学堂教习的幕僚姚锡光邀往鄂省筹办湖北武备学堂。 4月6日，张之洞召见姚锡光，告诉他武备学堂“现以经费尚未筹画齐备，开办尚须时日，可姑办自强学堂，就已成之局”，并指出自强学堂“开办已历数年，迄无成效，今须极力整顿，且须改弦更张，将功课归并增减，减去商务一斋，增重学、机器、制造等课，以期归于实用”，“若教习，则必请洋人，以期振作”，“将尽去汉教习，专延洋教习，以三年来汉教习之无功效也”，还要求他与自强学堂总办蔡锡勇、提调钱恂一同商议拟定新的学堂章程。随后，又任命其为自强学堂总稽查。 姚锡光拟订好自强学堂章程后，4月28日，张之洞通过钱恂传谕姚锡光，决定将自强学堂改为储材学堂，“专教矿冶、植物两学，以洋文、算学、地学、化学为根柢，以矿冶、植物为作法”。 等到姚锡光重新拟好储材学堂章程后，5月17日，张之洞又传谕姚锡光，“本堂改以矿冶、种植、工艺三项为主”。5月23日，姚锡光在日记中写道：“盖制府于此学堂课程屡次改易，故命余拟章程已阅三次矣。未几〔知〕此次能有定议否。” 6月3日，督署文案委员邹履和又向姚锡光传达张之洞的谕令，“云储材、武备两学堂建立之意，须从急就章办法，不得从外国语言文字入手，以至收效甚迟，中国猝然不能收人材之用”。 6月30日，钱恂又向姚锡光传达了张之洞的最新意向：“自强学堂仍沿旧名，不改名储材矣，其前所拟之工艺、矿冶、种植三门亦均作罢论，拟即改教英文、法文、德文三项，招学生一百二十名，分徒学习。”“今乃复欲尽去汉文，专教洋文，且专任汉文〔人〕中通洋文者，而不任洋教习”。7月初，张之洞又决定自强学堂功课“増教俄文，并英、法、德文而四”。 由上可见，在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对于自强学堂的名称及学科设置，张之洞的计划就变更了四五次之多，特别是对于外语教学的重视程度，更是在极度重视与完全忽略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了两次，直到最终决定自强学堂不必改名，并专课方言。 在此期间，当张之洞对自强学堂进行新一轮“朝令夕改”的反复折腾之时，学堂的各项事务也陷入了停顿状态。姚锡光在当年5月的日记中，多处记录了学堂久未开学，几位教习前来询问“本堂章程定否，并何时开学”，以及部分住堂学生伙食无着，多次请求发给膏火费等事，直到5月15日，方言斋才先行开课，但其余三斋仍无任何动静。就这样，大多数教习空领薪水，却又无课可上，广大学生除不断争取膏火外，亦无所事事，虚掷光阴，一同坐等学堂改制方案的最终出炉。学堂章程的改革竟然要以正常教学工作的长期停滞作为代价，这样的“休克疗法”，实在是毫无必要，而且得不偿失。 不仅如此，张之洞邀请姚锡光来鄂办学后，仅在当年4月6日召见过他一次，从那以后，姚锡光便再难有机会见到这位总督本人，并与之具体详谈自强学堂、武备学堂的改制或筹备工作了。尽管张之洞“现在开办此两学堂之意甚急”，但他又不再亲自召见姚锡光，与之当面进行直接沟通，而仅仅只是屡次通过督署文案钱恂或邹履和二人代为传谕，假道他人，隔靴搔痒，自难有多少深入、有效之交流。对此，姚锡光非常不满，他在6月14日的日记中抱怨道：
1896年8月6日，张之洞札令自强学堂总办蔡锡勇改定章程，将算学一门“移归两湖书院另课”，格致、商务两门停办，方言一门扩大为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门，从而将自强学堂改造成了一所专课“方言”的外语专门学堂，并最终于1902年正式更名为方言学堂。而直到1897年4月9日，张之洞才正式对外发布了自强学堂改定后的新章程，并为该学堂招收了第二批新生。对于自强学堂的此次改制，陈东原认为这不过是“仿京师同文馆办法”，“其性质等于广方言学堂。并没有什么特殊贡献”。 1899：侈言“自强”的办学水平 1899年底，湖北自强学堂时任提调（相当于校长）程颂万曾“大课自强学堂诸生”，“总诸生一年所学，依类扃试，考其进退，上诸制府，旌别去留”，随后，他又将学堂的“岁课命题”、“师生名籍”、“日课诸表”等汇编成《强学编》一册。程颂万在该书开头的《小引》中如此写道：
程颂万的这番话，前些年还被某些学者翻出来当“鸡汤”使用，说什么“程氏深获张公设学兴教之旨——非徒欲仿人之强以为强，而当求'自强’。我辈应发扬此一精义，日进不已”。然而，此言看似陈义甚高，然实乃侈言空谈——我们只要翻一翻《强学编》一书中的实际内容，便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根据《强学编》中所刊载的“日课时刻表”显示，在1899年，自强学堂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东文（即日文）等五斋在当年均只开设有方言、汉文、历史、地理、数学、理科、体操、兵操8门课程。若仅从这些课程名称及开课数量上来看，这一套课程体系在整体上不过相当于中学程度而已。 我们不妨将自强学堂的这套课程体系与二三十年前的其他“洋务学堂”比较一下——京师同文馆1876年公布的“八年课程表”，最后三年的课程包括“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地理金石”、“富国策”等。还有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其“制造专业着重学习微积分、物理、机械原理和工厂实习；绘事专业，着重学习画法几何、制图、轮机设计和工厂实习；驾驶专业着重学习球面三角、航海天文学、航海理论、地理等。在三年的理论学习之后，还必须参加两年以上的'练船’实际训练。管轮专业则着重学习机械制图、海上机械操作规则、机器安装、仪器仪表使用法等”。两相对比，真是高下立判！ 我们再一起欣赏一下自强学堂当年的考试题，由于篇幅所限，我只能随便挑几道“英文堂算学题”给大家开开眼界（标点为笔者所加）——
大家看到没？早在19世纪60－70年代，福建船政学堂、京师同文馆这些开办最早的洋务学堂都已经开设微积分课程了，而直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湖北自强学堂的“旧班”学生还在学习四则运算……然而，武汉大学2013年出炉的所谓“校史文献片”，竟然宣称自强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具有近代高等教育特征的新式学堂”，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至于19世纪70年代京师同文馆的考试题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如果有兴趣，不妨来看看这个——《1872－1875年京师同文馆的部分试题与答卷》，以此跟30多年后的湖北自强学堂作个对比） 程颂万当年编辑的《强学编》一书，在海峡两岸均有保存，早在1976年，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苏云峰先生便在其名著《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中使用过该史料，对于自强学堂的这些考试题所反映出的学生的实际程度，他的研究结论是：
在笔者看来，苏云峰先生所说的“他们的各科程度比预定的标准——高等学堂程度——为低”这句话也并不准确。事实上，张之洞在创办自强学堂之时，对于何为“高等教育”，还没有任何概念。直到1896年初，他才首次注意到西方国家“所设初学、中学、大学三等学堂”的学制系统，不过，在他1897年重新修订并正式发布的《自强学堂章程》中，并没有任何将该学堂“预定”为“高等学堂程度”的相关内容，而通观整个章程的全部内容，亦实在是与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相去甚远。   1897年4月经张之洞重新修订并正式发布的《自强学堂章程》，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仔细研究一下，这里头有没有半点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子？然后大家还可以去看一下同时期的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与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章程，了解一下什么才叫“大学章程”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几句“鸡汤”文字，笔者真的很想问一句——仅凭自强学堂如此浅显、整体上只相当于中学程度的课程内容，如何能实现所谓“非徒欲仿人之强以为强，而当求'自强’”的“张公设学兴教之旨”与“精义”？ 1902－1993：从销声匿迹到离奇“新生” 1902年，张之洞将自强学堂更名为方言学堂。1904年，方言学堂两易其址，并最终迁到了武昌东厂口（武汉大学真正的发源地）。我原本打算在本文中将与自强学堂一脉相承的方言学堂的历史也一并介绍一下，但写到现在，字数已经够多了，为了减轻大家的阅读负担，我还是另外再写一篇《什么是“方言学堂”？》好了，本篇的结尾部分就来探讨一下“自强学堂”作为一个“历史名词”的历史命运。 1903年，张之洞利用“自强学堂屋舍”创办了一所文普通中学堂，是为湖北、武汉地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所官办中学。有意思的是，1933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在介绍湖北省的中等教育“最初创办之情形”时，开篇便指出：“光绪二十九年，鄂督张之洞，将自强学堂改为文普通中学……是为湖北省有普通中学之始。”  大家觉得，这种说法对吗？如果不对的话，按照同样的逻辑，早在1911年便已寿终正寝、与1913年建校的武昌高师仅有一点间接的地理渊源的方言学堂，又凭什么被视为我们武汉大学的“前身”？ 从1902年开始，“自强学堂”这个名称已不复存在，而由自强学堂更名而来的方言学堂，很快又迁出了自强学堂的原有校舍，于是，当时的大多数社会人士，便慢慢地淡忘了自强学堂，只知道有个方言学堂，特别是方言学堂在1904年之后的校址所在地东厂口正位于武昌城的中心地带，其门前的那条东厂口正街也被很多人按照清末的命名惯例称作“方言学堂街”（或“方言正街”、“方言街”等），又更进一步地加深了一般人士的印象。 在进入民国之后，仍然有很多人知道武昌东厂口在清末时曾经有个方言学堂，但知道自强学堂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这个名称甚至极少出现在一般的报纸上（大家随便找个民国报刊数据库检索一下就知道了），只有极少数专门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专业学者，才会注意到这所在清末“昙花一现”的洋务学堂。 至于民国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及其各阶段的历史前身（包括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等）与自强学堂有什么关系，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所有人——在整个民国时期的所有关于武汉大学的各种历史记载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自强学堂”四个字！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武汉大学建校早期，没有任何人认为这所大学与自强学堂有任何关系。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胡说什么武汉大学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将本校校史追溯到自强学堂了，真是大言不惭，自欺欺人。 事实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根本就没有几个武大师生校友知道“自强学堂”是个什么东西。然而，在1993年以后，这所早在清王朝覆灭前夕便已作古、而且已经被世人遗忘多年的历史废墟，居然被武汉大学从地底下给刨了出来，正式将其追认为自己的“前身”！ 那么，武汉大学的某些人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说得不好听点，无非就是为了人为地“拉长”本校校史，以满足自己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虚荣心理。何以见得？最近20多年以来，武汉大学方面对自强学堂持续不断、没完没了的各种虚假宣传，不正是最有力的铁证吗？！ 现在，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武汉大学这20多年来是如何一个劲地“尬吹”自强学堂这所中专的。首先来看看1993年，也就是武汉大学篡改校史的当年，都抛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历史发明”——
特别是从2013年以来，武汉大学死死地抱紧自强学堂的大腿吹起牛来，更是变本加厉！各种新鲜的“历史发明”可谓此起彼伏，花样百出，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请大家继续欣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对于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学术问题，作为一所享有崇高学术地位与社会声誉、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更是在全国名列前茅的著名学府，武汉大学上至校长、院士、资深教授，下到一般师生校友，只要一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可思议地陷入了集体性的浮夸与“失智”状态，数十年如一日地争相“拿着无知当有趣”，接连不断、源源不绝地抛出这么多荒谬绝伦、不负责任、误人子弟、而且简直low到极点的“历史发明”与荒唐谬论——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啊！！！ 我只能说，作为一名在武汉大学学习、工作多年的历史学专业人士，我为本校的校风、学风竟然能够堕落到如此地步感到深深的羞耻！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武汉大学的某些坐井观天、骄虚自大、长期无知无畏地自吹自擂的师生校友们，还真应该来虚心地学习一下本人的“科普”文章—— 就这样，以1993年正式将早已作古的自强学堂强行认作本校“前身”、同时将“自强”二字列于所谓的“新校训”之首为标志，武汉大学彻底颠覆了本校建校前80年间的校史认知传统（真是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据武汉大学校方宣称：“百年校庆及110周年校庆后，武汉大学的历史溯源于1893年的自强学堂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校内师生、各地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现在，'自强’二字已经深深熔铸到了武汉大学的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之中。” 对于这样的一出滑稽剧，张文襄公若是泉下有知，恐怕也会啼笑皆非吧！感谢武汉大学这所“伟大的大学”，给了自强学堂这所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的水平低下的“中专”第二次生命！而且还是如此之高的规格！要不，我也来锦上添个花吧——武汉大学就是自强学堂，自强学堂就是武汉大学，你是我的前世，我是你的今生，只要我天天把你挂在嘴边，你的灵魂就能住进我的身体……嗯嗯，你们开心就好 最后，说正经的，到底什么东西才真正应该“深入人心”地“深深熔铸到”“武汉大学的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之中”，还是来用心品读一下这些文字吧——    好了，“自强学堂”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最后再预告一下——“方言学堂”的故事将会更加“精彩”哦！真的，不骗你们o(∩_∩)o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