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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际成 自2019年岁末至今9个多月的时间里，因腿痛转遍市区4大医院，跑了3个小型诊所，亲人心急，朋友关切，自己整天被病痛困扰，真切体会到了“病魔”的难缠。在求医治病的漫长过程中，自己“被”科普了一些病理知识，体验了些许医患情感，也受到了“病痛文化”的不时熏染，恍惚间“阅历在丰富、视野在开阔、认知在深化”，觉得在求医问药的道上，不再是个“门外汉”了。 伴随着时而使人紧张、时而使人兴奋的诊治，医生的治疗、亲友的交流、自我的查询，以及由此而引发出的所思所想，不时积累成一个又一个有序无序的结，纠缠于心底，徘徊于脑际，长时间不得消解。现在拾零以记，或庄或谐，大家各取使然。 你听我说啊——人在生病治疗的过程中，越来越愿意跟别人交流自己的病症、病因和医治的来龙去脉，翻来覆去、内容单一，就像祥林嫂无休止地诉说儿子阿毛被狼吃掉，就像刚学会拿笔的儿童到处涂鸦，就像家有珍宝总想找机会展示。交谈之中，要是偶尔能得到对方的认可，便会成为进一步宣泄的动力。 “你听我说啊——”，便是开始之前的客套话。 “近年来，经常感觉身体乏力，干点体力活就浑身酸疼。自去年秋天开始颈部疼痛厉害，11月后双腿酸胀，再到筋骨疼痛、僵直，12月中旬，左腿股骨头处疼痛加剧，行走时像针刺一样不敢落地。” “2019年底住进中医院诊治，核磁共振、透视彩超、CT造影，多部位检查结果无有大碍，治疗10多天好些出院。春节过后复发更甚，发展到双腿髋部疼痛，继而弥漫周身关节酸痛，行动受限，夜不能眠，3月初问诊人民医院，3月底住进市立医院治疗。住院近1个月的时间里，再次检查排除骨质疏松、风湿淋巴、结核肿瘤、心肺功能障碍、腰椎颈椎椎管狭窄等原因。此次住院期间，中药西药、针灸推拿，可谓全面施医，但病情未有根本性好转。再几经辗转后，6月起到潍医附院确诊为风湿性多肌痛，服药治疗……” “在这个过程中，到推拿诊所看过，说是髋关节多向错位，实施矫正；到中医门诊看过，说是湿气太重，中药治疗；到针灸堂馆看过，说是臀中肌、梨状肌综合症，针灸推拿；同时遵从医嘱，实施热敷、烫泡、电烤、磁疗，不受凉、不浸湿、不过力，坐不跷腿盘膝、站不单脚着地、行不侧向八字、卧不屈膝过脐；还曾跟有从医经验的同学论证多次，怀疑久服药物残留、微量元素缺失、生活习性不良等种种可能的原因……” “这一圈下来，疼痛近10个月，诊治半年有余，综合各家观点大致为：老年大学用功过度，写字画画时间太长，周身肌肉骨骼退行性劳损所致。” “你听我说啊——” 我跟医院的大夫说，跟同室的病友说，跟原来的同事说，跟自己的亲友说，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告诉我：别把腿疼当回事，年纪大了都这样，要学着适应才行！ 有一次，我跟同样患了腿疼的老同事一起参加活动，心想这次可有同病相怜的知音倾诉了！结果二人各说各痛，大医院、小诊所，老大夫、小护士，吊瓶、肌注，针灸、推拿，就像对口相声，你争我抢，话是说了不少，却没一点儿诉衷肠的感觉。 “你听我说啊——” 在多少次的反反复复之后，我渐渐发现：真正能够静下心来、耐住性子听这些话的人，不多；再看看对方，正有许多的话准备跟你说呢！ 以后有人再问“听说病了？哪儿不舒服？”我就简单直接地说：“没事，腿疼！”省得多说些无意义的话。 世事纷繁、时间匆匆、熙熙攘攘，当我们留心观察并扪心自问就不难发现：无论何时何地何事，想让别人跟着自己的情感“共舞”，很难！因为各自的人生“舞步”业已定型。 ——丢掉幻想，少些说教！ 腿疼好啊今年春节适逢疫情，亲戚朋友该坐的场没坐，该说的话没说，缺失了许多交流的机会。疫情缓解之后，几个曾经的同事约着见面坐坐，说是省的相互挂念。 还没走到吃饭的地方，路上恰巧遇到多年的同事J。我们都知道J是位来去直接、实话实说的主儿。 “你好！过年好！身体好！”我先说。 “你好！过年好！近来身体怎样？”J问。 “还行，就是年前年后腿疼！”我答。 “腿疼？腿疼好啊！” “好什么好？前段疼得路都不敢走！” “治好不就没事了！” “什么病治好也没事了。这不还没治好吗！”我说的有点急，心想这腿还正疼着呢！ “别着急，慢慢来！”J继续说：“跟你比，我这心脏早搏就不行，治不好。这个阶段，心脏跳几下就停一次，厉害的时候跳一下停一下。坐成块要是少喝一点酒，回家躺在床上就难受得睡不着。” “你这是怕今晚上多喝了吧！” “不是不是！” “那快看大夫，住院、打针、吃药啊！” “到医院看也没有好办法。大夫说，你这病除吃药外，自己要注意调剂，多休息常检查，厉害了就住住院，再厉害了就要做手术，支架、搭桥什么的！再说吧！” “那可真要注意了！” “就是！要不我说你腿疼好，腿疼好治。比一比，我这心脏早搏就不好治，那赶得上腿疼好啊！” “生病不是好不好的事。身体哪里有毛病都不好，要及时就医，加强治疗才是！” “是啊，是啊！”J应和着，相互再说些家长里短的话。 这件事过去之后想想，J的这番劝解还是给了我一些宽慰。 无独有偶，在治疗过程中大夫一度怀疑是骨结核，同学L说：“真是这病就好了，打上3个月的青链霉素合剂……” 又是“这病就好了！” 推拿诊所的T大夫，据多年的经验跟我说：“看你的血检指标很可能是风湿。这病好治，到人民医院去找张主任，就找张主任不找别人啊，连续一个月大剂量青霉素，保证全好！” 又是“这病好治……” 三番两次之后，我心里释然了不少：亲友们说得也对，不就是腿疼吗？到了这个时候，应该庆幸是腿疼，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有毛病才是啊！ ——可这腿疼，还没找到真正的病因呢！ 有人亡斧者人一旦得病求医问诊，就会觉得什么样的病痛不适（当然是指有关联的）都跟自己的病症如出一辙，急切地求医、问诊、服药、治疗，唯恐错过发现病因、解除病痛的最佳时机。 一次，跟一位老领导交流。他告诉我：医生说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残留成份会导致浑身肌肉无力、酸疼。回家我便上网搜查，心想可找到原因了，马上停服已用两年的“舒瑞发他汀”。可是停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也没见效果。这说明不是药物残留作用的事。 随着病情反复，疼痛加重，经两大医院全面检查认定：身体无大碍，髋部疼痛是因肌肉、骨骼、动脉等功能降低所致，属于老年退行性病变。我回家再查复核：人随年龄变老之后，体能越来越差，身体各部位经常会出现疼痛不适，影响正常活动。可再一想，也不对啊，自己这还没到七老八十、衰竭到行动不便的年龄呢！ 疫情期间，大医院不方便治疗，曾找推拿理疗的大夫施医。他说：你这疼痛都是髋关节多向微错位导致，医院拍的片子根本看不出来。我问好治吗？他肯定地说矫正四五次就正常了。说的很有道理，治疗后短时间内也见成效。可矫正四五次之后，身体还是原来的状态。病痛证明：这也不是髋关节错位引起的啊！ 针灸的大夫很认真，详细查看了医院的化验单和片子说：“你这是臀中肌综合症、梨状肌综合症，还有骨质疏松症，现在筋腱都黏连了。你都到了这种程度，不周身酸麻、肿胀、疼痛才怪呢！”我上网查询：这症、那症，全都是自己得的症啊！可怎么就是几个疗程下来不起作用？ 医治期间，曾找过3个中医大夫诊治，都说这是“湿气”使然：湿寒之气、湿恶之气。气行全身，所以导致筋骨无力、酸胀、疼痛，继续发展还会肌肉萎缩，需要服中药慢慢调理。我上网查询：真对！是湿气的事，中医真是博大精深！ 医治期间，还有的大夫和热心人跟我讲：你这全身肌肉无力酸疼，可能是腰椎颈椎狭窄，可能是动脉堵塞，可能是缺铁缺钙缺微量元素，可能是生活习惯不良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可能造成你的这种病症。我再上网查询：真是啊，血液流通不畅、微量元素缺失、饮食习惯不良，都可能引起这样的病症！ 医治一圈下来，什么病都像，什么病都治，就是解决不了身体酸胀疼痛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时间久了，我就时常想起“有人亡斧者”的故事——看这也像看那也像，可到头来就不是！ ——大夫，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的那把“斧子”啊！ 一个靶子十支箭在得病治疗期间，有事没事愿意跟大夫们交流些有关病的常识。有一次，跟三等甲级医院理疗的H大夫，聊起人生病治病的过程，觉得很有道理，像是上了一课。 H大夫说：“人生病是个很漫长的积累过程。你的身体就像一个靶子，刚开始射上第一支箭的时候，只是多少有点感觉而已，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射上两三支箭的时候，你会感觉不适，没什么大问题，懒得去管它，但你的病情在加重啊！一支接一支，当到第六、七支箭的时候，你的不适、疼痛不断加剧，但还能坚持，甚至心存侥幸，认为再坚持一下就熬过去了，身体就会好起来的。当八支九支箭射到你的靶子时，疼得厉害起来，你开始考虑寻求医治。等第十支箭射到上面，靶子倒了，你再也坚持不住，才整天寻医问药，想尽快解除病痛。其实，这也就是在想办法，再去一支箭、一支箭地拔除。” “有道理！有道理！！”我边听边说：“这第十支箭，也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吧！” “是啊！也可以这样认为。”H大夫接着说：“得病如山倒——人们只看到了“倒”得很快、很突然，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子就病倒了呢？但这生病累积的漫长过程，很少有人去关注它，更别说及早治疗。” “治病的过程，就是要把靶子扶起来，难啊！”H大夫继续说：“给你取下一支箭你感觉不到怎样，再取一支箭你还感觉不到什么，可能取到四五支箭时，感觉会好一点点儿，但你的靶子还在那儿躺着呢！等取到第六、七、八支箭的时候，你才会感到病痛在减轻，身体在变好，心里想：这医院真是好医院，医生真是好医生，这次找到了对症下药的高手！到取下第九支箭时，你感觉还不行，直至第十支箭取出，你的靶子才会慢慢地、慢慢地重新竖起来。这时恭喜你，基本恢复健康了！” “确实是这样啊！”我好像茅塞顿开。 “得病如山倒，治病如抽丝。这看似通俗的话语里面，充满了中医施治的辩证法，把得病治病的过程形象地讲述了出来。” 二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只是H大夫还在不停地为我醒着腿上那五六十根银针。 我像是对H大夫，又像自言自语：“病、箭、靶子。一个靶子十支箭，终于倒了！让最后一根稻草压倒的那只骆驼，想再让它爬起来，可就难了！” 要学着适应在漫长的病痛治疗过程中，听到大夫亲友们好心劝慰的话很多，最多的就是：“年龄大了，你要学着适应！”不能否认，在人生的归途上，一个一个的站点走过，什么事都“要学着适应”，一切都要看淡，当然包括病痛的折磨…… 第一次说“适应”的是Q大夫：“大爷放心吧，全面检查的各项指标没有大问题，就是骨骼、肌肉退行性病变。你这个年龄属于正常。今后要注意休息，别累了！” “我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怎么会累着！”“你画画、写字不是？看书、写文章不是？”“这还叫活？是耍，耍不会累着。”“屁股痛、胯部痛就是长时间坐着累的。”“坐还不行，那以后什么都不用干了？”“年龄大了，什么也别干了。你要学着适应才行啊！”“适应？”“嗯！适应！” 第二次说“适应”是Y大夫：“人上了年纪，身体这里疼哪里痒很正常，你要学着适应才行！”“可这年龄也不算大啊！”“不大政府让你退休？你怎么不再去当你的校长了？” “我的同事谁，还有谁，都70多快80了，身体好着呢！”“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因为都是熟人，Y大夫说的倒是很直接。 第三次说“适应”是T大夫：“大爷，在我这儿治疗，回家什么都不要做！”“不配合着做做辅助治疗？”“不用！”“那以后呢？”“以后，以后你要学着适应，不要久站，不要久坐，也不要刻意这活动那活动。”“不活动活动？”“你们的病啊，都是自己无节制活动出来的，要适应，要适应自己的年龄！” 还有Z大夫、L大夫、X大夫等，也都跟我说“要学着适应”的话。 再以后，亲友们见面或是电话问询，“要学着适应”便是最常用的劝慰语。 “长了病，你要学着适应啊！” “时间长了，适应就行了！” “刚开始不习惯，时间久了就适应了！” “要学着跟病和平共处，适应了就行了。” ………… 这人说“适应”，那人说“适应”，家属在家里也常说：“人家大夫要你适应，同事、朋友要你适应。时间长了，你要学着适应才行！”一次、两次，有次我犯了急：“我穿不上袜子要适应？上不了车子要适应？走不了路也要适应？睡不了觉还要适应？才60岁稍多，这也适应、那也适应，就怕不等我适应，你就不适应了，一家人就都不适应了！” 话该说说，脾气该发发。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还是变着法子学着适应吧！ ——人有个体差异，谁70多岁身体很好，那谁不到60岁不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吗？ ——60岁不适应，70岁还不适应？再往后呢？总有自己要适应的那一天吧？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有病要学着适应，做什么事都要学着适应。只有不断地适应内部和外部环境，才是聪明的活法！ ——“适者生存！” 殊途同归前几年买书看书藏书，近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书店买、书商买、网上买。后来见平价的书买，见高价的书淘，见廉价的书抢，每年下来都要花一两万元购买书。家里边东屋西屋、楼上楼下，都摆满了书橱塞满了书籍，朋友叹赏，电视报道，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给颁发了“书香之家”的牌子。一时间，自己跟书结下情缘，对书的需求得到满足，全然不在乎花多少钱、需不需要、能读多少的事了。 有一次，一位女同事看了我的存书后跟我交流。“你的书真多！买这么多书，能读多少？” “没读多少。”我实话实说。 “你现在花钱买书，是不是跟我们女人买衣服似的。”女同事放开了说：“穿着合适的想买，看着漂亮的想买，见了时兴的想买，别人有的还想买。家里这个橱那个柜，打开全是衣服，看看哪件都很好，再看看多数没穿过几次。给人吧不合适，扔了吧舍不得，很折磨人的！” 我看她眉飞色舞的样子，确实像我介绍我的书那样兴奋。 “当然，你买书比我们买衣服品位高。女人买衣服，有时根本不在乎钱，感觉“我有”就行，就心满意足了。” 我边听边想边说：“差不多，差不多！”仔细想想，真是差不多——有了就行，心里就满足了。 又一次，同事教我滴滴乘车如何如何方便，如何如何办理。最后他说：“这个东西确实好。但有时懒得骑车，懒得公交，心里高兴，图个方便叫了滴滴，可隔个阶段看看，花钱还不少！” 由此，我便想起了自助餐饮和超市购物，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需求的程度已经让位于心理的满足。 今年春末夏初，在舒络堂针灸治疗一个多月，每次200元。当时心想：起不起作用还不知道，退休金全花在这里了。刚开始针灸，五六十根2寸长的银针扎在腿上很是惧怕，三次五次之后便是坦然，往后更像完成任务，谨遵医嘱，风雨无阻；再往后，逐渐变得愿意前往，跟大夫、病友交流、诉说，竟然建立起了感情；最后，每天的针灸似乎成了一种依赖，已经不在乎时间长短，不在乎疼痛程度，不在乎花钱多少，感觉到了舒络堂心里就舒服，就像找到了久违的知己。在这里治疗月余，作用有限，便不再前往，但短时间内还有些恋恋不舍。 上面说的这些事，都已经成为过往，但我又不时回想起来。所有这些有没有相通之处？共同点又是什么？是“殊途同归”，还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呢？ 人啊，欲望的满足和实际的需求之间，有时有着你想象不到的距离，而其间的路径却很便捷。 权威，不可挑战求医治病的过程，进一步加深了自己对“权威不可挑战”的认知：当强者感觉受到挑战时，就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千方百计干预你言行的自由表达，并会让你体无完肤。 下面，先还原一段医患对话。 患：大夫，我这腿疼是不是微量元素缺失造成的？ 医：什么微量元素？ 患：钙啊，铁啊，维生素ABC啊…… 医：你还真相信能补啊？要是真能补，那我天天吃钙片，天天补ABC，不变成小青年了。 患：前些天我到北门大街一个推拿诊所去看，大夫说我股骨左边“两向错位”、右边“三向错位”。这些微错位，从医院拍的片子上根本看不出来…… 医：拍片子都看不出来，他的眼能看出来？他是个神仙啊！ 患：去了三四次，当场感觉还起作用…… 医：找个人朝腚上迫（pai）两脚，感觉也起作用。 患：年前住院时还拿了些中药，没服完…… 医：扔了，扔了！什么东西，乱七八糟！ 患：我听同事说，骨结核…… 医：什么骨结核！ 患：还有人说是更年期…… 医：别说了，别说了！什么年龄了，你还更年期？ 患：那我到医院查了这么多次，都说没什么大问题…… 医：没大问题不好啊？你还希望查出大问题啊？年龄大了都是这样，这里疼哪里痒…… 患：我同事谁70多了，谁快80了，身体还都很健康！ 医：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 ………… 作为患者，我在现场无话可说，过后想想还是无话可说，大夫说的没有错。可心里总觉得不是个滋味，不是从心底里感佩“治病救人”大夫们的那种感觉。 由此，我想到了教育，想到了教师与学生。教师为学生解疑释惑的方式方法有许多种，可以权威自居，可以师生平等，可以谁为中心，但当你养成了习惯之后，可能也就决定了一生是“名师”“俗师”，还是“庸师”。 当然，还有“司乘关系”。面对不同面孔一次又一次、颇有些重复的提问和需求，司机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对待乘客才好？你一句我一句的言差语错，很有可能导致不该发生的矛盾纠纷，而最终累及一车乘客。 再进一步想到，领导与群众的问题。上下关系紧张、干群矛盾激化的原因何在？谁是谁的公仆、谁又为谁服务？这些问题都认识好、处理好了吗？当下，说做两张皮的现状不彻底解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累积，是会危及百年基业的！ 各行各业都有相通之处，权威者往往不屑对方的“浅薄与无知”，但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怎样做才是自己职业操守的底线？ “权威，不可挑战！”若积习成癖，就会出现悲惨的结局，严峻的社会现实已经反复印证了这一点！ 对症下药自古以来，人吃五谷生百病，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对症下药”，也可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治疗方法。 在就诊医治的过程中，“对症下药”是患者最衷心的诊治期待，是医生最间接的治疗途径，也是医患双方最大的交集。但这看似再简单不过的事情，真要实施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 我这个外行认为：要把“对症下药”落到实处， 除去客观方面的因素之外，医护人员还必须具备相对较高的职业素养。大致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医德问题。医护人员要有极端认真的专业态度，极其负责的职业操守，真正做到“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最大程度地把控病情，竭尽所能地施医治疗，为“对症下药”提供充分的条件。而任何的不负责任和漫不经心，都会远离“对症下药”。 其次是医术问题。医疗科学发展到今天，为诊治病患提供了太多直接或间接的条件，但医护人员不能依赖、盲从，不能把表象当成本质，把近似视为等同，应当防微杜渐，诊治病患于未然，使“对症下药”成为现实和可能。而任何的照本宣科和对细节的忽略，都不可能“对症下药”。 再就是医治方案。目标确定之后，去往目的地的路径很多，如何才能找到最间接、最有效的方案，要有大夫从医的专业水准，要有医疗团队的集体智慧，要有先进且可使用的救治药物，才能最终实施“对症下药”。而任何盲目的觅取捷径和故步自封，都会折本逐末、饮鸩止渴，跟“对症下药”渐行渐远。 当然，“对症下药”有医护人员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的因素也现实存在，问题是不能以客观条件为借口，遮蔽了实施“对症下药”的可能性，贻误了“对症下药”的最佳时机。 第一，“对症下药”不在于诊断过程花钱多少，有联系没联系地这里“彩超”那里“核磁”，而对查出的结果不做深入和有针对性地分析，这样是不可能找准病症的；第二，“对症下药”不在于服用药物价格的高低，中药西药、进口国产，都应当在找准病症基础之上，没针对性地滥施高价药物，不是对症下药，治不了本；第三，“对症下药”不在于“这不能”“那不要”的禁忌，在前两点都没有做到位的前提下，过于强调这些禁忌，就显得有点滑稽。 “对症下药”极像教育的“因材施教”，又极像俗话说的“什么钥匙开什么锁”，当事者只有竭尽所能找到问题、透析问题之后，才能便捷高效地解决问题。 举眼当下，社会上不能“对症下药”的事太多太多，除去客观因素之外，就主观方面说，或因“德”的问题，或因“术”的问题，当然也少不了这样那样“方案”的问题。 医保利弊知多少中国的医疗制度改革至今，“成功论”“失败论”双方仍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也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分出输赢。 “医保利弊知多少？”下面，我仅从病患者的角度表述自己的观点，至于对错，当然是各说各话，负责自负。 第一，人均寿命大幅提高。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2018年已经达到了77岁，不仅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超过了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充分表明了人民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可以肯定的说，国家巨大的医疗投入，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第二，有益于社会安定。“城镇医保”“新农合”等医改新政，极大降低了大病治疗的门槛，加之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使城乡普通家庭的大病医治成为可能，客观上大大减缓了社会矛盾，提高了人民的幸福指数。 第三，减少了国民的大病发生率。当前医改政策下，日渐增多的现代医疗设备和仪器介入检查治疗，病患者可以少费心多查病、少花钱多治病，客观上起到了“早发现、早治疗”的作用，减少了患者的大病发生率。 当前的医改益处有三，弊端也不少。 第一，当前的医改政策，等同于医院与病患者联合起来算计国家，病人拿有限的钱可以看无限的病，医院看越多的病可以挣更多的钱，致使国家有限的医疗资源配置越来越不合理，这样继续下去，很可能会成为财政支出的一大黑洞。 第二，现代医疗设备和仪器的无节制使用，各类数据指标精准，让机器成为疾病治疗中的主角，缺少了医护人员专业科学的诊治分析。长此以往，就会滋长医护人员的不负责任，地域内的整体医疗水平恐怕要不断下降。 第三，大胆放言，在这样的医改政策之下，是否会有贪腐漏洞出现？一层一层、一级一级，你造表、我做账，背后真实的运作状况是什么？真的让人有些存疑！ “中国的改革还在路上”？要不中国的改革为什么都是这样利弊显明、剑走偏锋。教育、金融、公务员、房地产莫不如此，要么全部肯定，要么全部否定。中国人都知道“中庸之道”合理，可谁也不去走这条合理的道。 拷问三观这话怎么说，腿疼与“三观”还有什么关系？别急，只是些浅层次的胡乱联系而已！ 当一个人怀疑某种病理趋向时，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不能行走时，当一个人等待医院检查结果时，真是思绪万千，什么都会去想。“以前怎么样？”“今后怎么办？”“余生有多长？”这都是些司空见惯的思考题。 自己腿疼虽没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但还是想了不少，其中就包括“拷问三观”。 患病期间曾经双腿疼痛僵硬，行动不便。有次到人民医院关节外科就诊出来，离车不过20米的距离，双腿股骨疼得厉害，便一屁股瘫坐在台阶上，是家属和儿子一边一个把我扶上了车。事后自问“到底有多疼啊，不能再坚持一会？”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双腿屈伸受限，双手够不到双脚，自己穿不上袜子，每天都是家属帮助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过后自问“到底有多难啊，不能再尽力一点？”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周身的不适严重影响到了睡眠。晚上躺在床上，向左边翻身，腿肩酸疼难忍，再向右边翻；翻过身来还没睡着，半边身子像躺在针毡上一样难受，又朝原来的方向翻过去。一夜下来，翻来覆去不知多少次？当时曾逼迫自己想“国家大事、组织纪律、同事约定、自我规划”等等，以借此催眠入睡，可一点作用不起。后来自问“到底有多难受啊，不能……？” 从小学习英雄人物：理想抱负、民族气节、品德风尚，可自己的修为到底如何？面对内在（暂不说外来的）的苦痛尚且如此，当巨大的疼痛降临时，你又怎样？会不会自暴自弃，甚至彻底崩溃？这一连串的拷问，把自己问出了原形——此生未曾坚强！ 患病期间，三番几次到大医院检查，结果都趋一致：排除大的病变可能，属于年龄增大的退行性病变。可是吃药、打针、理疗，什么手段都用了，就是不见根本性好转。有次回到老家，弟弟妹妹们都说：安丘柘山有个神家，专治不明原因的疑难杂症，就是多花点钱，再不好的话去看看吧！当时自己怦然心动，心想别管神家、仙家了，只要能看好病就行。 有次同事Y跟我说：“峡山水库东边有个方家，专治腿疼腰疼，很有名气也有联系。要是你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让嫂子跟我对象去，说说病况拿药回来就行。”我回家跟家属商量：真有这样的高手，就去看吧，别管方家、道家，只要能治好病就行。 还有舅家的大表弟说，寒亭…… “这个世界上有神仙吗？”“你是个无神论者吗？”“对于神灵的存在，哪怕是一个阶段一个节点，你信还是不信？”这些看似匪夷所思的问题，把自己问回了原始状态——世界观未曾坚定！ 患病期间，曾跟内弟和三叔有过交流。说随着年龄增大变老，别再去做那些无关紧要“爱好”的事了。先是说我写字画画，再说三叔种园种菜，最后说到内弟种树养鸡。事实是：说起来谁都不想再做，做起来谁也卖力去做。由此看来，清代李渔的“嗜者如药”论，或许是对的！ 人得病后会想：“怎么治这病才会好啊？”“花钱多少不是事，治好了就行！”“不管怎么治对症就行，不管多少次见好就行，不管恢复到什么程度，行动方便就行……” 久治不愈的病人心理就会发生变化，实际是价值观的变化：对生命的关注已经高于一切…… 回到题首的话题：一个人只有面临重大威胁时，才会去考虑一些生死、有无等根本性的问题，至于到什么程度，已经不重要了。 二〇二〇年七月草成 二〇二〇年八月修改 二〇二〇年九月定稿 ——本文刊载于2020年《北海道》秋季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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