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弟(一) 三弟不是我的亲弟弟,三弟算我的亲堂弟。三弟的父亲是我二叔父,按照我们地方话,我称呼二叔父为“二大”,二大与我父亲是亲弟兄。二大是老二,我父亲是老大。 这里,我想有必要先交待一下我的二大。 我父亲生于1924年,属鼠。二大属羊,算来小父亲7岁,应为1931年生人。二大农民,不识字。村子里给他起的外号叫“二鬼〔诡〕”。几十年的生活中,我发现他的“鬼(诡)”,无非就是自私糊涂一点。“自私”,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共性。古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指的就是人自私的本性。只是更多的人由于受伦理,道德,文化修为,法律意识等等的约束,常常能在大局当前,程度不同地掌握着“私”的分寸。有一些人是不顾什么局不局的,一到利益面前,便花椒一样“脸红心黑叶子麻”了。生活中我们发现,自私与知识及文化教育关系不太大。我二大是农民中的文盲。农民中的文盲很多,自私,愚昧,无知者也很多。然而,其中淳朴,厚道,通情达理的人也不少。我是农民,咱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农民中的自私者占大多数。由于自私,带来的问题就多。所以,记得当年伟大领袖也说过:中国“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反贪腐”中看来,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甚至“高干”,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贪腐成性的混账东西也是一波一波的。 我的二大就属于农民自私里“大多数中的少数”一种人。举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在外当干部的我父亲,在“运动”中遭人诬陷进了“牢狱之灾”里。牢狱里的父亲写信让弟弟设法给他寄上点“旱烟”。当时家里二大是“掌柜的”,是一家之主。他就买了我们当地出产的二斤老旱烟叶子寄给了他的哥哥——我的父亲。当时,一斤旱烟说是7角钱。1962年春,父亲来信说“十月里就刑满释放”回家了。二大聪明地意识到父亲回来后的“分家”问题,就匆忙的卖掉了家里多余的五间房(我家的成分是老上中农,房舍较宽余。)价钱是七斗玉米。分的时候二大就在其中扣除了一斗曾经给我父亲买烟的那个钱。当时农村的计量单位还是很原始的“升,斗”,一升六斤,十升一斗。我们一面是四口人,二大一面三口人,按家分,我们家三斗,他们家就成了四斗。村里人说这样不公平,但我二大说公平就公平了。 父亲刑满释放回家的第二年,即1963年冬天,父亲与二大开始正式分家。之前只是另起炉灶,“家”还在一起的。分家时,身强力壮的二大与二娘差点要了我父母的命。这事,成了村里人几十年来相互“嘲笑”人的话题。 俗言说:“有父尊父,无父尊兄”这是人之常理。我二大讲什么理呢?在我父亲一再的忍让下,分家时,二大将多年来为我们“一家子”所有“油盐酱醋”的支出算过后,又将那二斤旱烟钱提出来算了一回。村里有知底的人骂我二大“不是人”,骂归骂,他装聋卖哑就是了。所以,村里人此前为他起的“二鬼”的外号,便从此正式叫开了。叫就叫吧,他也不在乎。一村人不分老小“二鬼,二鬼”地叫。二大就一声声“嗯啊哦”地应着。叫了几十年他从来不恼,也不怒。 背了个“鬼〔诡〕”的名,其实是那种“大处不看小处看的”糊涂好人。灾荒时期的1958年春夏之交,正是青黄不接时,生产队的粮库被盗。有人一句话说:那一定是“二鬼”偷的。于是二大就被人抓了起来,先是一顿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二大糊里糊涂不知道是咋回事。干部们就又用一根绳子将他捆了起来,绳子的一头搭过房梁,像工地上的滑轮吊物一样。人将绳子的一头往下一拉,那一头被绑着的人就“唰”地悬空——名叫上“房梁”。这是生产队发明的一种“刑罚”,酷似当年“白公馆渣滓洞”里坐“老虎凳”等的刑罚形式。只听得二大一声“娘娘吆”,就昏死了过去。看着二大不出声了,他们才把人放落地上。这时候有人喊叫“用水泼!”提水的人还没有来,有个人就及时的对准二大的脸浇了一泡尿。接着泼了两桶子水,我二大才又活了过来。这件事过了多年,国家的政策好转了些后才听村里人说,那个声言“二鬼偷的”,并及时尿尿整我二大最积极的人,就是当时的民兵连长,才是真正偷粮食的贼。 死里逃生的二大,看着自己在村里活不下去了。呻呻吟吟在炕上躺了半个月后,带着一身的伤痛偷偷地跑了,一路乞讨着到了天水。据说国家为了建设的需要,也为了当时的“救助灾荒”,在大街上贴出广告支张桌子登记招工。有人看着我二大人年轻,就是身体虚弱,明显是饿坏的,就拉着他去登记。二大便很容易的当上了“盐锅峡水电站”的工人,总算投了条活命。 两年后二大回家探亲时,村里都说他“人得很”了。果然二大还留了分头,穿着带兜的“干部服”。真有点荣归故里的味道。我和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跑过去叫了一声“二大”,他从兜里陶出两颗早有准备的糖,给我们一人一颗。我们拿着糖赶紧离开了,怕被二娘看见惹出麻烦。那是我第一次吃糖,从口里一直甜到了心里。这是1961年,我虚龄9岁。不久后,日子渐渐地好了,我二大嫌当工人工资低,又偷跑了回来。 再后来,丢了工人的我二大觉得彻底后悔了时,迟了。 (二) 二大共有三个儿子,这里要说的是老三,就是本文将要述说的“三弟”。三弟生于1974年正月初二日,1992年初中毕业后,就跟上人去大城市打工去了。第二年,打工回来的三弟跟我说:“想当兵去”。那时候三弟出外打工,是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建筑活,他说:“实在背不住了”。 农人的孩子想跳出农门,自古只有读书“考场”一条路。与三弟同龄的我的孩子于第二年,即1993年考进了“中师”。那时候的“高考”“中考”都是十分不容易的。现在有人形容说,那时考一个师范和现在考“北大”“清华”一样艰难,这话很对。那时候只要走进大学的门,饭碗基本就端上了。三弟在校时的学习情况他自己很清楚,所以初中毕业后根本就没打算再考。打工一年后,才发现自己“实在背不住了”。 “当兵”机遇好的,也就是命运好的也可以一辈子吃上“皇粮”——跳不出“门”的,从当兵这个“窗子”里跳出去的也大有人在。农民的觉悟不高,不会说当兵是“献身革命”“报效祖国”什么的。都是想着,怎样能千方百计跳出贫困的山沟沟,便是跳出了土里刨食的命。 听三弟提出当兵的话,当然我很高兴。放下繁忙的农活陪着他,从“目测”“体检”到去盐官医院正式验身体。满怀着希望他能“入伍”。然而三弟“命运不济”。连续三年,第一年嫌个头不够,第二年说是什么 “转氨酶”高。第三年,我陪着他“走”遍了所有该走的“路”,终于过关了。但不久后,眼巴巴盼望着一张“通知书”时,说是又被“终审”打下来了。得到消息后三弟痛哭失声,连续几天吃不下饭。最后,终于不得不又出外打了工。兰州,北京,四川都去过。一个人坎坎坷坷东奔西跑,七八个年头后,最后在我们陇南的另一个县里做了点小生意,算是慢慢地穏住了脚。这地方相距我们有几百里路,距陕西的汉中,宝鸡较近。 过了几年,从那里打工回来的人说:我三弟干的好,有两间体面的铺子 ,还雇佣了两个人呢。三弟经过生活多年的磨炼,人,成熟了不少。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再加上肯吃亏,善经营。据说,在那里还赢得了一个不错的名声。果然不久后,三弟将妻子儿女的户口也转了去。 (三) 三弟人聪明,而且能干事。缺点是他读书太少,骨子里“名”心有点重,也即虚荣心强。虚荣心每个人都有,说白了就是“好面子”。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好面子的。然而太好面子的人,往往“面子”破了时,“里子”都会丢尽的。 一次我们有机会坐在了一块儿。谈话中他突然问我“政协委员”是咋回事。一听,我心里“咯噔”一下。就有意岔开话题,劝他谨慎自己的生意,因为这时候他生意的“规模”好像比以前更大了些。 我说“手心里盘场”,很可能会“挣一点光阴”的。“雄心壮志”是年轻人应有的胸怀,好,但一定要有自制,自控能力,就是中国古人说的“识时务”。生意大了,风险也大。尤其对于你的情况来说,生意大,是好事,也不是好事。自己的小日子能过就好。现在的情况是:你“养活了些旁人”。铺子里雇佣人,从宝鸡,汉中进货,雇佣汽车司机。水果蔬菜又不是耐放商品。你的生意亏了,人家的工资你得付清啊。资金周转不开时,你就只有凭借关系借贷了(听说他已有几十万元的贷款),弄不好就是自讨苦吃…… 我自觉已经苦口婆心了,但三弟却转过话头说:“好的,哥哥放心,我权当为人民服务吧”。我说:好啊兄弟。 《为人民服务》是战争年代,毛泽东主席的一篇悼念张思德的文章。也是文革中“老三篇”里的头一篇。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时期我们学校学生的基本“课文”。我们今天可以骄傲地说,那时候的中学生大多都背得“滚瓜烂熟”。2001年9月我参加“北京诗会”期间,一位在京读过大学的诗友知道我是头一回进京。从我们驻地“中国现代文学馆”租车几十里路,专程带我转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地方。朋友手指着新华门告诉我:“里边就是党中央驻地”。我远远的看见古老的“新华门”,门外两边坐着中国古老的一对石狮子。门里一座影壁上清晰的金字是:“为人民服务”。听说是党中央驻地,我立时有点热血沸腾。咱一个小百姓,能在党中央驻地的门外溜达一回,也是件幸事啊! 后来还见过一些省市县乡等行政单位的院子里,几乎都有上书“为人民服务”的一座“照壁”。兄弟啊,你我算什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吧。遵纪守法,别给党和国家增添负担,就意味着“为人民服务”了。心想:估计你还没有几个“服务”的本钱呢,怎么就有如此大话了? 这就是中国边远山区的农民,这就是农民的我们。所以我们自私,容易吃亏。我们愚昧,容易骄傲。我们淳朴,容易自满。我们忠厚,容易上当。 然而,三弟显然不以为然。沉默了一会儿,抬头又问“委员”之事。我估计,这,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问我的,因为他知道我是政协委员。我只好实话相告:关于政协委员,更多的我不懂,只知道原则上要求是:社会上方方面面的精英人物。只知道由统战部门在社会上调研认定“物色人选”。“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只是政治待遇,给我们不发工资的……我看着他点了下头,估计他听得云里雾里的。 看来,我再想说服他,已属徒劳。 意想不到的事情,偏偏就在意想不到的时间里出现。与三弟的这次“座谈”后,时间大约就是三年多些吗,没想到,三弟病了。 (四) 听说三弟病了,在西安住院治疗。什么病跑西安看去了?等出院后,儿子陪着我去那里看望他。 一路想着人生一世,不生病的人可能没有。我生六十余年,自谓在药罐罐里泡着。有时吃药一日三餐如吃五谷呢。 走进三弟家一看,他气色还不错,言谈举止与前没多少两样。我问“啥病还跑到大医院去了?”他随口回答我:“肺癌”。我心一惊:“莫胡说了!癌?”他“唉”了一声,起身走进了卧室。一会儿,拿出一大把医院的所有“证件”交给我说:你看看。这一看,我的眼前立时黑了,“肺癌”“胰腺癌”…… 面对着一大把检查单,化验单,我念叨着“不可能,不可能,医院弄错了的多得很”……以此安慰着三弟,也安慰着我自己。我尽量装得若无其事,心底里的阴影却不住地往上冒:西,毕竟是国内有名堂的大医院啊! 科学说吸烟能致肺癌,三弟从来不吸烟不喝酒,会不会真是误诊了?没有误诊,这科学又算什么东西? 三弟淳朴耿直,多年来生意“红红火火”,被人“王老板王老板”一声声地尊抬着。除了偶尔显露一下他外表的虚荣外,更多的是他身体力行地劳苦。农民出身,本就勤快。里里外外,什么活儿都非自己干不可。孩子憨小在校读书,妻子只是个小帮手。有些雇员的奸诈、偷懒,他看在眼里装在心里,又不好意思说,长期忍在心里。“劳累”,“劳累”一定是最大最直接的病源。否则,就是天意了。 记得好几年前的腊月三十,家家都是欢欢乐乐坐在炕上围着一盆炭火,像围着一家人火红的日子,兴高采烈地观看中央台的除夕晚会。正在这时,三弟会打电话给我拜年。我回他话时,他说“还在进货的车上,从宝鸡(或汉中)往回赶呢……”听得我常常都是满心的辛酸。 去年十月里,我与老妻孩子一同第三回去看望三弟。 望着他已憔悴不堪的病容和皮包骨头的70几斤体重,我的心理防线也崩溃了。就尽量努力用平静的口气,东一句西一句地分散着他的情绪。然而他还是含着眼泪长长的叹了口气说:“唉,天爷,让我再活上十年吧……”我再用什么话安慰他好呢?只觉得心里在一阵阵的滴血。瞒着妻子儿女,我将藏了一路的两千块钱,悄悄地塞进了三弟手里…… (五) 今年正月二十七日,晚饭后,像往常一样我走出城里的小区大门散步时,二弟打来电话说:三弟病重了,今夜晚往回家送,意思是让我也赶紧回家。 因为儿子媳妇在城里工作,老婆子必须进城里照看孙子。我也从去年开始,不得不跟着老婆子进城混自己的一口饭。所以接到二弟的电话后,第二日大清早,孩子给单位电话请了个假,陪我从县城急急忙忙往回赶。 当一脚踏进蒲家山的家门时,三弟已于昨晚十点多一命归西了……弟啊,让我肝肠寸断兄弟…… “噩耗”是预料中迟早的事,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正月初一早晨,三弟还打电话给我拜年呢。听气色还好好的,好好的人,说死就死了…… 人都有求生的欲望。三弟也总是希望着能逢“妙手回春”的医院,能有一副“回阳救急汤”扭转乾坤。二弟跟我说:西已经下了“不治”通知,三弟却不甘心。听信人言,又去了咸阳某医院,没想到这个唯利是图的医院包揽下治疗。这次是第三回,新年过后不久,三弟不顾家人的劝阻,一个人去的咸阳。一个人几百里路,上车下车,还有医院生活都是自理。这就说明,他还不是一个将死的人。结果住院治疗一个星期,一天不如一天。医院发现人彻底不行了,赶紧插上氧气才打电话叫家属……医院怕人死在他们眼前就不好说了,匆忙派了他们的一辆救护车,让赶快走。车子进入我们的村庄后氧气一拔,人就停止了呼吸。 三弟的葬礼上 ,来了些他生前的朋友。有他所在县的,也有从宝鸡,咸阳,汉中赶来的,都是生前做生意打交道时结识的好友。其中有一位年过古稀的回族老人,在我三弟的灵柩前三鞠躬后,泣不成声,泪流满面。 三弟死了,能赶来在灵柩前哀悼的远方朋友,大概有几十个。私下里也听说有几个“白眼狼”,我说那不算啥,很正常的。我想,三弟有这么多好友,强我十培。 我们十指连心,连死后埋的坟地都是同一座。坟里,“阴阳”说“字向不利”。按情况,现在暂时只能埋在我的一块土地上。后来又决定说是干脆“另起一座坟”安殡,永远不再动。我说好,都好。 村里人说这块坟地如果是旁人的,还需两万块钱呢。我说我的还提什么钱呢?让他放心“睡吧”,他是我的三弟! 三弟,你永远“睡”在我早晚耕作的土地上,土里刨食的哥哥我,看来目前还没有死的消息。咱人没啥本事,命还长。不死,就得活着,活着就得吃五谷,吃五谷就得种五谷。这样,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天天就能看得见你了啊——我的亲爱的好兄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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