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南研北鲜为人知——莲池书院师生漫谈

唯我英才 2021-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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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鳞甲、夏宗澜、张叙、毕沅）

转自微信公众号莲池周刊

《莲池周刊》记者赵琳女士，已在《莲池周刊》上发表了有关古莲花池及莲池书院文化的随笔二十余篇。现选发她的“莲池书院师生漫谈”文化随笔4篇，这些文章提出了古莲花池和莲池书院研究的新视角、新课题，供文史爱好者参阅。

莲池书院又称直隶书院，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由直隶总督李卫奉旨创办。它是直隶地区书院的中心代表，也是直隶省唯一的高等学府，随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学府，而且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文化优势，而成为翘楚诸省书院的前驱。

从1733年创办至1903年停办，其余绪延宕至1910 年，莲池书院先后存在长达177年之久，可谓独领风骚。即使后来唯有莲池，没有书院，莲池书院仍声名远扬。1952年11月22日，毛泽东主席巡视莲池时就曾说过：“莲池有名是因为有莲池书院，莲池书院在当时是全国很著名的。”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莲池书院名师荟萃，高徒云集，对直隶学风、文风的近代转型乃至教育的蓬勃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尤以历任院长最负盛名，他们在这里潜心治学，传道授业，章学诚、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等大家均曾担任院长一职，不仅育人无数，而且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思想及文学、书法等著作。书院“恢弘教化，声播四方”，培养出的学生中佼佼者也不胜枚举，毕沅、冯国璋、傅增湘、刘春霖等，或彪炳于仕途，或名噪于文坛。

莲池书院是古莲花池历史的重要部分，而古莲花池的发展是与古城保定的历史沿革相一致的。如今，莲池书院已不复存在，但这里无市井之喧，有蓬莱之胜，浓郁的文化氛围仍在充满古朴韵味的古莲花池内流传。亭台楼榭内的典故，碑文篆刻中的记载，为研究直隶文化提供了深厚的资料，更是保定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页。

我们来讲述莲池书院名师高徒的往事。在这些背影中，寻味古城的钟灵毓秀。就从莲池书院的首任院长张鳞甲开始说起吧。

首任山长张鳞甲掌教书院第一人

盛夏的古莲花池摄影王德明

直隶总督李卫修建莲池书院

说到莲池书院，就要从雍正朝的直隶总督李卫说起。雍正十年（1732 年）七月，44 岁的李卫被调任直隶总督。

据《清文献通考》所载，雍正十一年（1733 年）正月，清廷正式颁布上谕：“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材之一道也。督抚驻劄之所为省会之地，著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豫为筹画，资其膏火，以垂永久。”雍正明令要求，全国各省总督、巡抚在省会设立书院，并从国库中赐予1000 两，为营建之费。

自此，书院成为了官学教育的一种形式，书院日常的教育管理活动完全纳入了政府的管辖范围。

在李卫撰写的《莲花池修建书院增置使馆碑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初来保定就职时，富有兴学热情的李卫见古莲花池“林泉幽邃，云物苍然，于士子读书为宜”，便有利用此处让学子们读书的卓识。他感觉唯有古莲花池“溯诸学道之士，澄心利物，揽胜好古，今昔同揆。良有悠然当余心者。而余于斯地，乃一举而两得也”。

省会建书院的诏令已下，李卫自觉“畿辅首善之地，应诏宜先”。他召集布政使王謩、按察使窦启瑛、清河道彭人杰、保定府知府宋寿图、清苑县知县徐德泰会同商办此事。最终决议由徐德泰承办，在古莲花池西北隅，建起了莲池书院。

书院的改建工程始于五月，同年九月完工。在《莲花池修建书院增置使馆碑记》中，详细记载了莲池的修建情况、建筑分布，叙述了莲池书院的成立经过、经费来源、管理等，为后世研究莲池书院的历史与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材料。此碑今仍树于古莲花池宸翰院内。

直隶总督李卫画像

同治《清苑县志·卷十五·碑记》中李卫《莲花池修建书院增置使馆碑记》

史料中走出的首任山长

直隶为畿辅首善之地，莲池书院作为省内最高学府，自创办伊始就得到了高度重视。书院之“形”已备，“神”从何来？李卫延请名师，使之成为直隶全省人才荟萃之地。那么，莲池书院首任院长是谁呢？

书院院长也叫山长，乾隆三十年（1765 年）皇帝特别下令，将山长统一改称为院长，清末又称山长。由于历史资料毁于兵燹，莲池书院第一任山长是何人，长期是未解之谜。河北大学陈美健教授等人查阅了清宫档案和有关史料，在所发现的几条信息和线索中，一位直隶新安人进入了视野。专家学者们将这些只言片语连缀起来，张鳞甲的身影逐渐清晰。

乾隆元年（1736 年），直隶布政使张鸣钧曾写下《莲池书院人文日盛请添膏火之资以裨教育折》，全文不做细说，其中有：“查保定省城书院，督臣李卫度地于古莲池之旧址，庀材鸠工，创建一新……延请本省原任御史张鳞甲教授生徒。两年以来，负书担囊，接踵而至，会萃肄业几及百人。上年秋闱中式十名，彬彬郁郁，号称极盛。”

其中的关键信息有，直隶人张鳞甲曾任御史，在莲池书院创办时受李卫邀请而任教。他的教学成果斐然，两年时间教授了近百人，上年秋闱中式十人。

诚然，张鳞甲曾在莲池书院教书，但并没有说他任山长一职啊。别急，还有史料可以参考。

依旧是乾隆元年，四月，李卫奉命监管治理副总河事务，九月视察新安县，看到正在兴建的县学宫，得知完全靠百姓集资，历时九年仍未完工。李卫感动之余，代为呼吁，不久学宫落成。李卫为此事撰写《重修新安学宫碑记》，其中提到：“莲池书院掌教张侍御天池，新安人也。予归而与之言，且嘱令勤勉以赞襄其事。不逾年而工告成。丁巳夏五，天池复予曰：'新安之学宫成矣！’

此事发生的时间，与上文中张鸣钧写奏折的时间相同。因此，可以获知，“莲池书院掌教张侍御天池”与“原任御史张鳞甲”是同一个人，鳞甲为其名，天池为其字。张鳞甲是直隶新安人，至少1736年还在山长任上。而据资料显示，乾隆三十年以前，清代书院的院长是三年一任，此后是六年一任，更加佐证了张鳞甲正是首任山长。

关于他，还有这些记载

关于张鳞甲个人的生平，也是从史料中觅得线索。

光绪十二年（1886 年）的《保定府志》提供了三项重要内容。其一，卷12“选举表五”云：“张鳞甲，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新安人。”其二，卷16“封荫表”载：“张梦兰，赠云：以子鳞甲贵，翰林院编修。”其三，卷62“孝义”有：“张梦兰，字石公，号畹滋，新安人……（康熙）四十八年卒，年五十四。陈仪张公墓志铭。”

由此可见，张鳞甲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进士，曾官翰林院编修，当属二甲进士。旧时具有一定品秩的官吏，其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及妻室得受封赠，子孙亦得荫袭官爵，因此有“封荫表”的记载。而张鳞甲的父亲张梦兰，正是“父凭子贵”。此外，我们还得知，陈仪曾为张梦兰写过墓志铭。

问题来了，这个陈仪又是谁呢？

陈仪是直隶文安人，清代著名学者，治水专家。他为张梦兰所撰写的墓志铭，全名为《赠翰林院编修畹滋张公暨配王氏孺人墓志铭》。从中可知，张鳞甲与陈仪年龄相同，二人是科举同榜考中者，而且关系亲密。通过查《清史稿》，我们了解到，陈仪卒于乾隆七年（1742年），享年七十三岁。古人按虚岁计算年龄，由此推知陈仪出生于康熙九年（1670年），这也是张鳞甲的出生年份。

原来他是这样的张鳞甲

通过这些史料的记载与串联，莲池书院第一任山长张鳞甲的生平逐渐明朗。280 余年前，承载厚望的莲池书院初建成，首任山长的人选自然是慎之又慎，张鳞甲缘何受到李卫青睐呢？或许在其中，能找到答案。

李卫《莲花池修建书院增置使馆碑记》拓片

国画大师齐白石《莲池书院图》

张鳞甲，康熙九年（1670 年）出生，字天池，直隶新安人，也就是雄安新区安新县人。祖籍小兴州，即今天的滦平县，明永乐间才移居到新安。

虽然并非门第显赫，但张家家世也不普通，既有贯通学问者，又有精通武功者。曾祖张纯儒，在临城县任教谕，就是当地县学校长，掌管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崇祯戊寅（1638年）兵变时殉于其城。祖父张所养，学识渊博，品行高尚，终身低调生活。父亲张梦兰，是一名武举人，秉性正直，曾只身入白洋淀说服土匪改邪归正，还曾帮助维修新安河堤并拒绝赏金。母亲王氏，温惠淑慎，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懂得勉励孩子们读书。张鳞甲还有四个弟弟，依次为凤翼、凤翧、攀鳞、凤翰，也都学有所成。

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张鳞甲与陈仪同科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十五名，因有潜质而入列庶吉士，也就是重点培养对象。又经过三年学习，正式任翰林院编修，后升至御史，直至退休。

遥想雍正十一年（1733 年），莲池书院创办时，保定作为直隶政治文化中心，人才济济，大家云集，由谁任教并执掌莲池书院，无疑是经过李卫深思熟虑的比较与权衡。63岁的张鳞甲受邀而至，必定是当时最适宜的人选。

后来的事情也证明了，李卫做出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在张鳞甲的主持下，两年间莲池书院便培养了学生近百人，雍正十三年（1735 年）乡试有十人中举。山长之职三年期满后，张鳞甲又续任三年，直至乾隆四年（1739年）卸任。乾隆元年（1736 年），他还应李卫之请，在教学之余协助新安县新学宫——奎楼的督造，不到一年便令这项拖沓多年的工程竣工。

他填补了六十余年安新历史

《河北历代地方志总目》里记载着一部乾隆八年（1743年）增刻本的《新安县志》，正是由张鳞甲增纂的。此时的他已是73岁高龄，已经卸任莲池书院山长。

这部县志的原修者高景也是新安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卒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 年），进士出身，官至刑部尚书、工部尚书。顺治戊子（1648 年），他创建文昌祠，并主修《新安县志》八卷。参与修志的还有著名学者“容城三贤”之一孙奇逢、新安知县王家桢、教谕颜敏等人。另在书中可见，康熙庚申（1680 年）新安知县夏作焕曾进行了一次增修。

孙孝芬是雍正八年（1730 年）进士，任新安知县。县志名义上由孙孝芬增修、张鳞甲增纂，实际是张鳞甲主笔。张鳞甲的工作，补充了如今安新县自康熙十九年（1680 年）以后六十多年间的史料，让更多的往事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

翻阅此志书可以看到，孙孝芬作序，张鳞甲作跋紧随其后。跋是对序的补充，也就是张鳞甲恭敬地为他人的书籍撰写了后序，表达了谦恭之意。

为什么要增修县志呢？张鳞甲给出了答案。“新安之志重修于顺治戊子，迄今已百年矣。其间，吏治民风，人才户口，与夫山川城郭之因革修废，有得于目睹者，有得于耳闻者，有目所不睹耳所不闻者，老成凋谢，文献无征，虽欲志之也乌从而志之哉。”他说，这本县志已经快一百年了，行政、人口、城建等都发生了变化，再不记录下来，以后就更没人知道了。

“癸卯丁忧家居，曾于选举、职官等志增补草稿，后以主持乏人，遂亦中辍。”1723 年，张鳞甲在老家守丧时，就开始修志工作，对选举、职官等进行增补，但后来中断了。

“阅二十年，孙老父台以山右名进士来宰是邑，谒见之初即以修志为请，公曰唯唯。再见又请之，公曰唯唯。其唯唯者，非谓志之不宜修，盖深虑夫志之难于修且不能不有所待，而后修也。”过了20年，孙孝芳来新安任知县，张鳞甲第一次与之见面，就提出了修志的事，孙知县说“好啊”，第二次见面又提，还是说好。张鳞甲有些心急，他认为孙知县的意思是，修志是应该修的，但就是比较难，所以还需要等待。

张鳞甲《新安志补跋》节选

后来，张鳞甲怎么说服孙县令着手修志，文中没提，但时间应该不久，乾隆八年（1743 年）农历八月，修志工作已经完成，而且孙知县位列主修。

增修的《新安县志》都补充了哪些内容呢？“爰取向时所记草稿，搜集博采，逐一补救，不敢另立一门，不敢妄增一例。”张鳞甲没有增加新的条目，而是将“河之新开者、堤之新筑者、祠祀学宫之创建者、仓厂马政兵防之设立者、官职、选举、人物之忠孝节义、皇恩之蠲免赈济、艺文之关系风华者”进行增补，新安境内开河、筑堤、建祠、驻兵、设官、人文等情况均在记录的范围内。

张鳞甲还以一组设问句阐述了修志的原则。“问有以邪为正者乎？曰无有。问有以伪为真者乎？曰无有。问有摭拾无益为有益者乎？曰无有。”他没有以邪为正、以伪为真、以无益为有益，才使得这部志公正、真实、有益，得以流传至今，为研究雄安新区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张鳞甲卒年不详，作为莲池书院的首任山长，他起到了开辟书院学风、文风先河的重要意义，并因其对雄安文化的贡献，为后人所敬佩与纪念。

书院一时现极盛理学正传夏宗澜

初冬时节的古莲花池，寂寂无声，沉静典雅。遥想当年，有近180 载悠悠时光，与莲池书院息息相关。岁月无声，历史留痕。那些年开过的莲花或许还记得，曾经在书院里驻留过的人和事。

莲池书院自创办伊始，既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又屡有硕学巨儒领其讲席，更离不开历任山长的努力与坚守。所以，声誉日著，文气旺盛。

在史料记载中，我们认识了受直隶总督李卫邀请，出任首任山长的直隶新安人张鳞甲。李卫去世后，张鳞甲亦告老还乡。他的继任者，便是著名学者夏宗澜，在直隶总督孙嘉淦的邀请下，出任第二任山长。夏宗澜精通理学，以此为教学的蓝本，采用师生互动的教学方式，学风端正而活跃。在其担任山长期间，直隶地区的官员学者常来书院讲学，可谓一时之“极盛”。文赵琳杨兆坤

直督邀请，出任山长

莲池书院从创建伊始，院长的选择权就在直隶总督手中。在乾隆元年（1736 年）的上谕中，可以看到：“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寥寥数语，指明了选聘院长“劳资”双方的要求。

所幸的是，在书院存续的百余年间，直隶总督基本都是有识之士，所选聘者均为当时比较出色的学者。

乾隆三年（1738 年），直隶总督李卫因病去世，由孙嘉淦继任。孙嘉淦是康熙年间的进士，又在雍正朝任职，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他一生精研六经，也是躬行理学的大学者，又以敢于直言进谏而著名，在乾隆帝即位之初上疏《三习一弊疏》被誉为清代“奏议第一”，直隶总督《居官八约》也出自他手。

其实，孙嘉淦担任直隶总督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乾隆三年至六年（1738年- 1741年）短短三年。在这三年里，他解除酒禁，治理河道，秉公执法，取得了明显的政绩。即使在调任湖广总督之后，他与直隶的缘分仍未尽，后来其子孙孝愉还曾在直隶任过按察使。

孙嘉淦任直隶总督的第二年，已是72 岁高龄的首任山长张鳞甲告老还乡。乾隆五年（1740 年）春，孙嘉淦邀请著名学者夏宗澜，出任莲池书院第二任山长。

出身拔贡，经明行修

在出任山长之前，夏宗澜又有哪些经历呢？

夏宗澜，字起八，号震轩，出生于江苏江阴，具体年代不详。其曾祖父夏维新参加过江阴抗清保卫战，中过举人，被江阴典史陈明遇聘为粮饷主管。父亲夏敦仁曾著有《十七史论》等，与著名理学家杨名时同窗，也是长于经史的史论家。

幼年的夏宗澜干练机敏，通晓诸经。后作为文行兼优的生员，被省学政选拔，入京师，成为拔贡生。父亲去世后，他远赴云南，拜杨名时为师，在其门下七年之久，学习清初理学家李光地的“易说”“诗说”。

乾隆元年（1736 年），杨名时回京为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举荐“经明行修”者七人，夏宗澜即在其中，被授为国子监监丞，掌绳愆厅，领六堂。

绳愆厅是什么机构？“绳愆”正如字面，是用准绳衡量过失的意思，“绳愆厅”也就是纠正过失的地方。北京国子监内博士以下的所有教职员工和监生，凡有违反规章制度的人，都归绳愆厅处罚。夏宗澜执掌绳愆厅，国子监内的六堂师生都由他管理。

此外，夏宗澜与吴鼎、吴鼐、梁锡玙、官献瑶等分经讲学，有“四贤五君子”之称。

乾隆二年（1737 年），杨名时病故，夏宗澜失去依靠，受当事者刁难。他屡屡力争，因而结下仇隙，遂因试员误领双俸事落职。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夏宗澜才以迎圣驾受恩复职，可惜为时已晚。

夏宗澜受邀出任莲池书院山长，正是在落职之后。除了莲池书院，他还曾到江夏、靖江等书院任山长。比如乾隆十五年（1750 年），他就曾到浙江杭州的紫阳书院任职，在当地的史料中留有记载。

理学为本，相与讲学

在莲池书院任山长期间，夏宗澜主讲《周易》《诗经》等课程。他以师生问辨的方式进行教学，不是老师有讲而无应，学生有读而无问。

夏宗澜撰有《易义随记》《诗义记讲》及《莲池唱和集》，前两部著作是他听杨名时讲课时的笔记和自己在听讲时的发问与体会，他在莲池书院讲学时，即以此二书为蓝本，被视为理学的正传。在两本书中都可以看到“杨文定先生讲授，门人夏宗澜记”字样，表明了内容的由来。

冬日的古莲花池

杨名时所作《易义随记》序言

夏宗澜《诗义记讲》

《易义随记》有杨名时于雍正十年（1732 年）所写序言，其中写到：“乙巳九月夏子起八来滇，与语辄相契洽，其英分有过人者，因留署中，以时艺作课程，暇则举经书大意言其梗概。”清楚地记叙了雍正三年（1725 年），夏宗澜到云南求学的过程，其才华得到了杨名时的认可，所以留在身边学习。

“起八于讲诵之下，惧过而易至遗忘也，随日有所记录……自是熟之复之，返求而默识于心，随时而体察于事。此则余之所厚望而亟以之自勉者也。”夏宗澜听了老师的讲诵，为防止遗忘，便都记录下来，随时复习熟记体会，令杨名时倍感欣慰。

《诗义记讲》分为四卷，包括总论、国风、小雅、大雅、颂，以及夏宗澜所写读诗所记。尹会一作所序言中写到：“庚申之秋，予陈情旋里，过保阳于莲池书院，因得识山长夏君，觇其容，听其言论，观其立教之日程，循然莫不有规矩。”保阳即保定，乾隆曾在此写下“直省督勤书院规，保阳独此号莲池”。乾隆五年（1740 年），尹会一得恩准归乡路过莲池书院，结识了夏宗澜。

“夏君旧游于杨文定公之门，由文定以上遡文贞先生诗易之学，师弟间问辩多年，相说相长，义举其大而旨探其微，爰是笔之于书，得诗义讲授共若干卷，其文集则文定公亲笔以授夏君。”夏宗澜在杨名时门下读书时，学习的是李光地的诗易之学，就经常与同门师弟问辨，深入浅出，共同进步，并将诗义讲授写成书。这里也提到《易义随记》由杨名时亲笔作序的事。

易卦札记，检身克己

夏宗澜不仅将所学记录下来，而且将在莲池书院授课的讲义结集为《易卦札记》，《四库总目》著录四卷，钞本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其中有“江阴夏宗澜震轩氏记，及门同校，同学宜兴潘永季方陵氏评点，赣榆董霑雨若氏参阅”，正文首列《易例举要》《读易指要》二文，然后依据六十四卦之次序，讲解《周易》上、下经，以阐释义理为主，后附《六十四卦诗》。

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易卦札记》

《易卦札记》有两篇序言，分别由尹会一和秦蕙田所撰写，前者写于乾隆八年（1743 年）秋，后者写于乾隆九年（1744 年）秋。

在尹会一所作序言中，可以了解到此书的由来。“兹书之成，则主教莲池书院，与诸生问辨所及，随笔以志不忘者也。”这本书是夏宗澜在莲池书院任山长时，与学生问辨时所记录下来的内容。

他还提到：“有择焉而精者，有语焉而详者，有贯而通之可以发前古后今之蒙者，有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总不离乎性命、身心、家国、天下之实理，而可与好学深思之士相印证者。”该书为夏宗澜讲义的精华，贯通古今，触类旁通，内容围绕性命、身心、家国、天下之理。

“良由震轩之学，无时不以检身克己为心，以此体易，以此用易，即以此讲易，夫是以率其辞而揆其方，钩其玄而并提其要也。”从中可以明白，夏宗澜研究易理，从自身出发，在理中寻找处事规律，寻求奥妙，提纲挈领。用现代话来说，便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秦蕙田为宋代著名诗人秦观的二十六代孙，乾隆元年进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工部、刑部尚书，两充会试正考官。他认为夏宗澜之作，“一本洁净精微之旨，虚其心以相体验，宜其有得于四圣之旨，而达乎性命之理也。”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诗文雄健，留有佳作

夏宗澜以书法见长，尤善擘窠书。“擘窠书”最初是篆刻印章用语，泛指匾额所用的书体，也称为大字，一般指的是楷书。性情刚直的夏宗澜，诗文雄健，也留下了不少经典之作。在这些诗文中，能读到其豪迈的气势。

他曾在途经广西柳城县时，远远看到雄奇的乌蛮山，写下七言律诗《至柳城界远望乌蛮山》：“山色乌蛮近柳城，扁舟夜泊梦还惊。渔镫明灭飞萤坠，人语钩辀老鹳鸣。险绝关门都号鬼，苍然草木尚疑兵。荒江一望人烟杳，杜宇休啼已泪倾。”乌蛮山，亦作乌鸾山，在今广西柳城县南。《舆地纪胜》卷112 柳州中有：“（乌蛮山）在柳城县（今凤山镇）南五里。临大江，下有潭水湛而深。”虽无法查到具体的创作年代，但可以感受到夏宗澜心头郁悒，观乌蛮山时感慨万千。

在《石机栈》中，他写到：“我生素负登山癖，每遇高峰频蜡屐。独有兹山不可攀，欲上先愁无羽翼。安得五日画石手，遣向石矶壁上走。”笔锋遒劲，直抒胸臆，有豪放飘逸的气质。

在《金州道中》中，他也曾写下：“此处溪山好，遨游岂偶然。奇峰盘曲涧，怪石漱流泉。白漾空中瀑，青窥洞里天。磨厓堪作记，绝似语溪边。”文笔洒脱，表达了辽阔的心境。

冬日的古莲花池

尹会一所作《易卦札记》序言

夏宗澜任山长期间他们都曾在书院讲学

在夏宗澜担任山长期间，直隶总督孙嘉淦、清河道员鲁之裕、理学家尹会一等人常来书院讲学。在黄彭年为鲁之裕的诗集题跋《书鲁亮侪诗册后》中有：“是时，文定公官总督，亮侪官清河，尹健馀侍郎方陈情归，而起老主莲池书院，相与讲学，称为极盛”。文定公是孙嘉淦的谥号，亮侪指的是鲁之裕，尹健馀即尹会一，起老为夏宗澜。文中所记叙的，正是莲池书院名师云集、师生互动的良好学风，可谓一时之“极盛”。

◎孙嘉淦

孙嘉淦，字锡公，号静轩，卒谥文定，山西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进士，先后任国子监祭酒、刑部尚书、直隶总督、兵部侍郎、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官职协办大学士。著有《诗经折中》《春秋义》等著作。

莲池书院的官学化背景，使得直隶总督与莲池书院的师生建立了连绵不绝的情谊。作为一代文臣，孙嘉淦曾有在京师太学讲课的经历。莲池书院距离直隶总督署仅百步之遥，孙嘉淦公闲时常亲自到书院讲授课业。由于孙嘉淦的倡导，“北学”一度在直隶地区盛行。北学，即历史上形成于直隶（今河北区域）的思想学说。莲池书院的良好学风，与孙嘉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直隶总督孙嘉淦

◎鲁之裕

鲁之裕，字亮侪，湖北麻城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举人。在官多政绩，对发展生产、革除旧习等方面多有建树，尤精于兴修水利。于书无所不窥，有《式馨堂诗文集》《下荆南志》《经史提纲》《九经补韵》等著作共二百余卷，又著有《长芦盐法志》。

袁枚在叙事散文《书鲁亮侪》中，曾形容鲁之裕为“奇男子”。他为人气概豪迈，不随俗俯仰，于乾隆三年至五年（1738 年- 1740 年）任直隶清河道和直隶布政使司参政，驻保定，因此常到莲池书院讲学。

◎尹会一

尹会一，字元孚，号健馀，直隶博野（今河北博野县）人，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曾任河南巡抚等职，官至吏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尹会一是清朝有名的道学家，终生以理学泽人，治学务在力行，事母至孝。有《君鉴》《臣鉴》《士鉴》《女鉴》《洛学编》《抚豫条教》《健馀先生文集》等著作。乾隆四年（1739 年）冬，尹会一上陈情疏，得恩准回故里为七十多岁的母亲养老送终，其间，常应邀到莲池书院讲学。

尹会一曾辑录了清初十余位直隶学人文章著成《北学编》一书，尊崇并延续北学，使之成为体系化的专门之学。但乾隆对北学十分反感，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驻跸保定，找了个借口，就把尹会一的长子尹嘉铨杀了，其个人和著作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此后，北学在莲池书院一度绝迹，直到嘉庆四年（1799 年）尹嘉铨案才被朝廷平反。同治年间，北学再次在莲池书院得以复兴。

耆老宿学张凤冈“十二景”后有诗篇

穿越历史的尘埃，莲池书院自雍正朝直隶总督李卫创建之日起，便为古城保定孕育了独特的文化性格。乾隆初年，直隶总督孙嘉淦任职期间，与山长夏宗澜共同创造了“一时极盛”的局面。

伴随着莲池书院生员逐渐增加，办学经费入不敷出，直隶总督高斌数次上奏筹措经费，保障了书院的正常运营，繁荣发展。清乾隆十年（1745年），为了满足皇帝西巡驻跸的需要，直隶总督那苏图将古莲花池改建为莲池行宫，书院面积有所缩减，但教学仍秩序井然。在此期间，关于莲池书院山长的记载却留有空白。

乾隆十四年（1749年）上任的直隶总督方观承，在长达20年的任职时间里，对莲池书院颇有建树。其去世多年后，乾隆还曾写下：“兴学则其善，历任踵相尚。”兴办学校是方观承的特长，此后的历任总督都相继崇尚。

方观承在任期内，修建了著名的“莲池十二景”，为莲池书院增添了浓郁的园林气息与文化氛围，还亲聘了两位山长。一位是张叙，另一位是汪师韩。

在如今的古莲花池，张叙的文韵仍有迹可循，蕊幢精舍门前的楹联正出自他手：“绀宇清严镜水深，闲房幽寂竹阴森。”本期，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位耆老宿学的山长，他与方观承携手开启了莲池书院的一段兴盛时期。

“莲池十二景”之寒绿轩，张叙曾为它题咏：“清荫每披君子德，此中真可傲羲皇。”王德明摄

颇受直督方观承青睐

张叙，字滨璜（或冰潢），一字宾王，号凤冈（或凤岗）。和夏宗澜一样，张叙也来自江苏省。他是镇洋人，也就是今天的太仓市。

张叙出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雍正十年（1732年）举人，时年42岁。后来，他先后被推荐参加过两次重要的考试，分别是乾隆元年（1736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以及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经学考试，可惜都没有入选。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考试都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其中，“博学鸿词科”所试为诗、赋、论、经、史、制、策等，凡是督抚推荐的人才，都可以赴京应试，考中便可任官。这一考试在清朝只举行过两次，前一次在康熙年间，乾隆元年各省推荐276人，取15人，次年又取4人。

“经学考试”是乾隆朝开设的“保举经学”制科，仅此一次。乾隆十四年有上谕“择老成敦厚、纯朴淹通之士以应，精选勿滥，称朕意焉”，指的正是这次考试，被推荐参加考试的都是经明行修之人，最终40余人取中4人。

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直隶总督方观承在推荐张叙的奏议中写到：“江苏举人张叙，年五十八岁，系太仓州镇洋县廪生中式，雍正十年壬子科举人，现充保定莲池书院掌教，实心课士，文品兼优，考其所学，于易经诗经孝经研究尤深……可称经明行修之士，堪以应选。”此时的张叙，已经在莲池书院担任山长一职，在方观承心目中是德才兼备之人。

两场考试均未能入选，于张叙而言，或许是毕生的遗憾，但于莲池书院，却成就了更深远的缘分。方观承与张叙共同开启了书院的兴盛时期，也为莲池行宫留下了经久不衰的诗篇。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之后，年逾七十的张叙告别莲池书院，因“耆老宿学”，被皇帝赐为国子监学正，虽只是虚职，也是得到了乾隆充分的肯定。直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去世，卒年86岁。

直隶总督方观承画像

直隶总督方观承推荐张叙奏折

两部著作收入《四库全书》

自江南北上，张叙穷其一生深研理学，名重于公卿，以经术名于海内。他著述甚丰，如《易贯》《诗贯》《孝经精义》《孝经精义后录》《诗征发微》《三礼杂说》《经序录》《或问馀论》《通鉴纪要》等。

《四库全书》开馆修书时，以张叙所著的《易贯》十四卷和《诗贯》十八卷进呈，这两部著作被收入其中。它们正是张叙在莲池书院所作。《易贯》完成于乾隆十六年春，《诗贯》完成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夏，两部著作前均有张叙所写自述，可见“题于莲池书院”字样。

按照四库提要中的记载，《易贯》“用注疏本，而以《小象》总列六爻之后，如《乾》《坤》二卦例。又以《大象》置《彖传》之前”。“注疏”指的是注解和解释注解的文字。《诗贯》“是书首载《诗说》一卷、《诗本旨》一卷、《诗音表》二卷。后案《经》文次序为之注释，凡十四卷，颇多与朱子异同”。从中得知，张叙的见解与朱熹有很多不同之处。

引荐毕沅入读莲池书院

张叙执掌莲池书院期间，造就了不少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毕沅。莲池书院曾培养出的两名状元，一位是中国清代科举省试的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另一位就是毕沅。毕沅同张叙是太仓同乡，也有亲戚关系，正是由其引荐到莲池书院深造的。

毕沅出生于雍正八年（1730年），幼年失父，由母亲张藻养育成人，深受其熏陶。乾隆十七年（1752年）夏天，22岁的毕沅正值春风得意的好年华，奉母命到京师游学，深得方观承赞赏。九月，他来保定拜访舅舅张宝田。主讲莲池书院的张叙，正是张宝田的族兄弟，便将毕沅留在书院内读书。

毕沅与张叙初次见面时，呈送自己所作《呈院长张凤冈叙先生》，请求其收自己为弟子。诗句文字细腻，富有感情：“鹤骨孤支硕果身，光风嘘拂杖头春。从游为笃师门谊，授粲还因母党亲。上座传灯须此日，名山付钵定何人？汉儒自有专家学，愿向遗经一问津。”在毕沅眼中，年过花甲的张叙身形清瘦，满腹经纶，因政治清明，老而有为，所以年事已高，仍焕发着青春。他感慨道，能跟随张叙求学，是为了加深与老师家族的情谊，张叙给予饭食更因为与母亲是同族亲人。字里行间可以读出，毕沅表达了期待张叙传授学问的恳切心情。

在莲池书院师从张叙期间，毕沅学益大进。记叙毕沅生平的《弇山毕公年谱》中有：“吴下经生，首推张、惠，公兼闻绪论，引伸触类，于汉唐诸儒之说，疏证精核，其学大成。”当时，治经学者首推张叙与惠栋，毕沅有幸得到两位大师的指点，为日后所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毕沅此后的人生经历，也确实可以佐证。乾隆十八年（1753年）八月，他中顺天乡试举人。二十年（1755年）末，补授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处。二十五年（1760年）会试第二名，五月殿试，被乾隆特拔为头名状元。毕沅先后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职。他还留下了《续资治通鉴》《中州金石志》《经典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等传世著作。

沉潜体察，撰写《孝经精义》

除了在保定的莲池书院执教，张叙还曾主讲过通州的潞河书院、束鹿（今辛集）的白鹿书院，在京畿之地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与不朽的学风。

乾隆四年（1739年），潞河书院刊刻了张叙撰写的《孝经精义》。在自序中可见，此书于“乾隆三年涂月之吉”完成于潞河书院，“涂月之吉”也就是腊月初一。

在自序前，还有分巡直隶通永等处地方官兼管河道按察使司副使加一级，长洲宋寿图恺亭所作序。其中有：“岁丁巳……相与敦请吾吴凤冈张先生来主讲席。”“岁丁巳”即乾隆二年（1737年），张叙应邀到潞河书院主讲。

“凤冈有道而文，诲人率以敦行为本，而衡文一准乎理法。多士既兴起焉，间出其所注《孝经精义》一编以相授，则抉经之心而六通四辟于理窟中，又非但寻常训士之规已也。”张叙常常勉励学子，讲授自己所撰写的《孝经精义》，以理法为准，却又有不寻常之处。

张叙所著《诗贯》总目

张叙所著《易贯》自述

毕沅画像

《保定名胜图咏》之春午坡，张叙曾为它题咏：“花光泼眼春当午，引入蓬莱第一峰。”

吴蔚供图

如今的蕊幢精舍外观

《孝经》源自孔子，已传诵两千余年，注解者众多。“凤冈沉潜体察之有年，一旦心融默契，探爱敬之根源、穷天地之心性。”张叙多年潜心体会省思，深入探究所得。然而，圣人之经并不是一个人所能言尽的，两千余年仍有未解的精深微妙，张叙所作正是补充，而不应仅为潞阳（通州）私有，所以刊刻出来，为世人所用。

题咏“莲池十二景”

久负盛名的“莲池十二景”流传至今，作为历史文化名胜，是游览古莲花池不容错过的景观。追溯到乾隆二十六年，在方观承呈送给乾隆的《保定名胜图咏》中，便有张叙对“莲池十二景”的题咏。

乾隆十四年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非科举出身的方观承任直隶总督。乾隆赞其为“以书记起用，古有今则无”。方观承任职期间，事必躬亲，政绩卓著，位列乾隆五督臣之一。

古莲花池从乾隆十年（1745年）开始辟为行宫，进入鼎盛时期。为了让乾隆驻跸更为舒适，方观承出任直隶总督伊始，便亲自主持对行宫内亭台楼阁进行修建，这才有了著名的“莲池十二景”。

乾隆二十五年，方观承将焕然一新的莲池行宫绘制成图，题名为《保定名胜图咏》。该图按景物将莲池分为十二组，绘图十二幅，分别是春午坡、花南研北草堂、万卷楼、高芬阁、宛虹亭、鹤柴、蕊幢精舍、藻咏楼、篇留洞、绎堂、寒绿轩、含沧亭，每图各系以图解和图赞，各图赞均有方观承五言古诗和张叙七言绝句一首。

在这些诗句中，仿佛可以看到，方、张二人于政务课业闲暇之时漫步池畔，吟诗作赋，攀谈学问的身影。只是，方观承想不到，自己修建的“莲池十二景”会于二百余年后毁于兵燹。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乾隆第三次西巡五台山归来，驻跸保定。方观承将《保定名胜图咏》呈献，乾隆阅后非常高兴，欣然在每幅图景的后面各题诗一首。此后，张叙便辞去了莲池书院山长一职，乾隆赐其国子监学正，想来也许和“莲池十二景”的题咏不无关系吧。

《保定名胜图咏》在咸丰十年（1860年）被莲池书院山长黄彭年夫人、才女刘氏尹玉重绘，删去了方观承和张叙的题咏，而换成了乾隆的题咏，并放在图解之前，成为了如今广为人知的《莲池十二景图》。

在莲池书院诸多山长中，张叙并非名声显赫，甚至所能查阅到的资料也甚少，但他的文韵却流传至今。

如今，在古莲花池西南的蕊幢精舍，门前有张叙所撰书的楹联：“绀宇清严镜水深，闲房幽寂竹阴森。”即取自他的题咏，意思是佛寺既清正严肃，池塘的水平静明净而且深。佛寺又空宽寂静，门前的树木茂密成阴。遥想当年，他曾在这园内治学授课，仿佛仍闻那朗朗书声。

张叙“莲池十二景”诗

为“莲池十二景”题咏时，张叙已是七十高龄。这些诗句，既有按景抒情，也有独创见解。作为毕生躬行理学的大师，也可以看作是其一生的感慨与总结。由于年代久远，《保定名胜图咏》有所遗失，张叙所题诗句缺少万卷楼与篇留洞。现将存世的十首与大家分享。

春午坡

石径坡陀路几重，

到门何处觅云踪？

花光泼眼春当午，

引入蓬莱第一峰。

花南研北草堂

阆苑重扃水一湾，

草元人与草堂闲。

十年清景容消受，

日在花南研北间。

高芬阁

疏棂开向老松颠，

一带藤阴复道连。

无事偶来帘阁坐，

藕花香里日如年。

宛虹亭

天半飞虹界碧霄，

一亭如笠系轻舠。

浣花老叟时相过，

便是西川万里桥。

鹤柴

峰势西来蹬道平，

凌虚台榭厂轩盈。

旧时老隺浑相识，

坐久还闻一一声。

蕊幢精舍

绀宇清严镜水深，

闲房幽寂竹阴森。

幢幢玉蕊香如海，

证取淤泥不染心。

藻泳楼

面面轩窗豁远眸，

庾公清啸有南楼。

人行树杪波心见，

月到帘旌藻影流。

绎堂

射圃遥连花圃开，

虚堂斜抱碧山隈。

平生自叹如弦直，

可许寻常得得来？

寒绿轩

碧筠个个午风凉，

寒绿森森白日长。

清荫每披君子德，

此中真可傲羲皇。

含沧亭

亭前流水是沧浪，

亭畔依依柳带长。

收拾环池襟袖里，

烟波无限忆濠梁。

钦定状元毕秋帆春波一绿尽五湖

莲池书院开办近180年，可谓桃李满天下。虽然无法考证精确的学生人数，但书院中高材生接踵奋起，成就了莲池书院的声誉。

与一般书院学生来源于“儒童”和“生员”不同，莲池书院只招收生员。这些生员由省内各府、州、县选送，参加莲池书院考试合格后，经省级官长批准，才能成为书院的学生，相当于如今的“研究生班”。正如乾隆元年（1736年）上谕中所要求的：“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不仅对生员的学识做出严格规定，还强调了人品为上的原则。

清代直隶省会保定“北控三关，南达九省，都南屏翰，畿辅重地”，作为直隶省的最高学府，莲池书院不仅招收本地学生，而且打破地域限制，对寄居在此的外地学生择优录取，并给予同样的奖励与待遇。不得不说，这种“兼容”的开门办学态度，也为莲池书院培养了优质的生源。比如，乾隆年间声名显赫的状元毕沅，正是从外地来此求学，当时的山长张叙引荐了他。

乾隆二十五年（1761年）五月，毕沅被乾隆特拔为头名状元，后官至湖广总督，作为封疆大吏，一生辛勤笔耕，著作等身，这段在莲池书院读书的时光终身难以忘怀。

毕沅辉煌的人生际遇，得益于在莲池书院所受教育与熏陶。而这也证明了，莲池书院自创办以来声誉日高，创造了“畿辅人才之盛甲于天下”的局面，并非虚言。

春日的古莲花池，毕沅曾在临漪亭下读书。王德明摄

毕沅画像

生于镇洋，缘定直隶

清代保定莲池书院曾培养出的两名状元，一位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末科状元刘春霖，另一位就是毕沅。

毕沅字纕蘅，小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他和保定的缘分，或许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注定。

他的家乡在江苏镇洋，也就是今天的太仓。这里在战国时曾是吴国的属地，历经朝代更迭，行政变迁，直至明弘治十年（1497年）建太仓州。清雍正二年（1724年），太仓州升为直隶州，辖镇洋、崇明、嘉定、宝山四县，归江苏布政司管。

雍正八年（1730年），毕沅出生在直隶州镇洋县。22年后，他北上求学，去往另一个直隶首府，与保定莲池书院结下不解之缘。

幼承母教，善作诗文

毕沅幼年失父，由母亲张藻养育成人。张藻是清代杭州西泠吟社的著名女诗人，孤山南麓西泠桥，苏小小和秋瑾都葬于此处，大名鼎鼎的西泠印社也在附近。

张藻的父亲是松江府（今上海）青浦知县张之顼，或许由于父亲公务繁忙，她同样幼承母教，母亲顾若宪是当时有名的江南才女，能诗善赋。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句话放在张藻身上是恰当的。在封建社会，纵使学问渊博，精通诗文，女人也很难有所作为，张藻将毕生精力都用来教诲儿子。毕沅出任陕西巡抚时，张藻还曾写下54句270言的《训子诗》，期望毕沅“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

在母亲的诗文熏陶下，少年毕沅果然不负所望，六岁能读《诗经》《离骚》，十岁便通晓声韵，善作诗文。随后，张藻又亲自将毕沅送到苏州灵岩山，拜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为师。

肄业莲池，师从张叙

乾隆十七年（1752年）夏天，22岁的毕沅正值春风得意的好年华，奉母命到京师游学。初到京师，他便以《病马行》，深得直隶总督方观承和少司空裘曰修的赞赏。

九月，毕沅来保定拜访舅舅张宝田。这是他第一次踏入莲池书院的大门，结识了当时的山长，经学大师张叙。

张叙是张宝田的族兄弟，和毕沅既为太仓同乡，也有亲戚关系。毕沅与张叙初次见面时，呈送自己所作《呈院长张凤冈叙先生》，请求其收自己为弟子。诗句文字细腻，富有感情：“鹤骨孤支硕果身，光风嘘拂杖头春。从游为笃师门谊，授粲还因母党亲。上座传灯须此日，名山付钵定何人？汉儒自有专家学，愿向遗经一问津。”

在毕沅眼中，年过花甲的张叙身形清瘦，满腹经纶，因精学硕儒，老而有为，所以年事已高，却焕发着青春。他感慨道，能跟随张叙求学，是为了加深与老师家族的情谊，张叙给予饭食更因为与母亲是同族亲人。字里行间可以读出，毕沅表达了期待张叙传授自己学问的恳切心情。

在莲池书院师从张叙期间，毕沅学益大进。在史善长《弇山毕公年谱》中有：“吴下经生，首推张、惠，公兼闻绪论，引伸触类，于汉唐诸儒之说，疏证精核，其学大成。”当时，治经学者首推张叙与惠栋，毕沅有幸得到两位大师的指点，为日后所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张藻画像

一生戎马，博学多才

毕沅此后的人生经历，也确实可以佐证，其在莲池书院的学习起到了重要的积淀作用。乾隆十八年（1753年）八月，毕沅中顺天乡试举人。二十年（1755年）末，补授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处。

二十五年（1760年）会试，毕沅名列第二名。五月，紫禁城太和殿内举行殿试，乾隆对毕沅之策问嘉奖再三，钦定一甲三名，特拔为头名状元，后任职于翰林院。

清代《庚辰进士题名碑》拓本，可见毕沅名列榜首。此拓现藏北京图书馆。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十月，时任翰林院侍讲的毕沅被擢拔用军，开始了从军用世的奔波生涯。《弇山毕公年谱》中提到：“上以公才可大用，非词臣能尽其所蕴，冬十月特旨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曾为莲池书院山长的戴震还曾写有《送右庶子毕君赴巩秦阶道序》。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先后任甘肃安肃道，陕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巡抚，河南巡抚，官至湖广总督。

毕沅一生戎马倥偬，却仍喜好诗词、戏曲、棋琴，尤其酷爱金石书画，是乾隆后期知名的收藏家。毕沅博学多才，于经史、书画、小学、金石、诗文、地理之学，无不贯通，著书立说不断。他的《关中胜迹图志》《西安府志》《湖广通志》《史籍考》，成为珍贵的历史史料。他的《地理志新补正》《山海经新校注》等，都是地理与历史关系的重要著述。他对金石颇有造诣，《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记》《三楚金石志》《两浙金石志》，成为如今各高校历史专业的必修书目。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毕沅的母亲张藻病故后，乾隆特赐御书“经训克家”。为了铭记母亲和皇上的恩赐，毕沅特将室名称作“经训堂”，将自己的诗文集名为《经训堂集》。他所鉴藏雅集的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经训堂法书》，也由此命名，其中包含王羲之、虞世南、唐玄宗、怀素、苏轼、黄庭坚、米芾等诸多大家的墨迹名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嘉庆二年（1797年），毕沅因中风病卒。两年之后，乾隆去世，嘉庆便以“贻误地方”“溢支军帑”为由追罪，夺去了他家的世职，还罚没了家产。

《清史稿》有云：“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职事修举；然不长於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诚然，毕沅政绩并不显赫，结局也令人遗憾，但在学问上却千古流芳，他卓著的学术造诣值得被后世所纪念。

钟情莲池，留诗保定

在毕沅67载的人生岁月中，莲池书院的学习仅占了不长的时光，甚至在很多记叙其生平的文章中都未曾提及。那么，毕沅对莲池书院究竟怀有怎样的情感呢？

让我们再重新回到乾隆十八年的春天，此时距离毕沅乡试中举还有不到半年时间，这个潜心经学的少年郎日日手持书卷，站在莲花池畔吟诵潜学。

花期未至，春波荡漾，撩拨着毕沅那颗年轻的心。他挥笔写下《临漪亭》，表达由衷的赞美之情：“东风拂鸡水，平碧琉璃铺。红亭翼其上，四面勾栏扶。我来清苑春正初，交交鸟劝提葫芦。新晴放游屐，景物甚嬉娱。山桃枝枝照水底，仿佛铁纲生珊瑚。县碕俯沙嘴，蒙茸石发粗。不见垂纶叟，晾翅蹲凫雏。远山了了碧天末，翠黛新画倾城姝。一双轻盈掠紫燕，数尺拔刺跳银鱼。浪痕圆动处，青钱叠五铢。云影乍开合，清晖时有无。幽森深我濠濮想，旷远宛对潇湘图。坐久浑忘日欲晡，委波人影工描摹。不衫不履诚狂奴，得非五月披裘徒？绘像云台有异乎，一笑此君乃是吾。他日东归归故庐，绕墙万箇栽箖箊。半船明月半床书，春波一绿尽五湖。”

面对阴凉幽静的古莲花池，一派空旷辽远的景象，毕沅仿佛沉醉于潇湘美景，词语之间流露出他对这园中景色的热爱，内心既有入世之志，也有归隐之心。书者无意，但“春波一绿尽五湖”却恰似毕沅的余生。

毕沅《经训堂法书》，拓本影印本。

《经训堂法书》目录，可见“灵岩山人审定”。

嘉庆二年（1797年），毕沅挚友王文治书《毕沅墓志》，拓本。现藏南京博物院。

毕沅对莲池书院情有独钟，对保定也同样怀有深情。在书院求学期间，他也经常到保定四处游览。一亩泉河与百草沟河交汇之处，曾因河中岛上一片花海，故有“百花屿”之称，毕沅在此处被诗情画意打动，赋诗《百花屿》，用320字描述了在此处的见闻与感受。

撷取其中数句，便可感受到学者毕沅也有洒脱与浪漫的情怀。诗中写道：“一雨远山绿，平湖春水盈。趁兹艳阳日，提壶花屿行。未至一里余，扑面香风迎。居人数十家，终年地不耕。世业习花事，曾无粟米征。果实利颇饶，衣食有余赢。”在这里，毕沅如入梦中仙境。“即此是仙源，讵用羡蓬瀛。我来独延伫，远近仓庚鸣。晴丝万丈长，空际相缠萦。怪底蜂蝶闹，树树惟繁英。”

毕沅笔下的“一雨远山绿，平湖春水盈”，充满了画面感，是一幅多么温润沁绿、生机盎然的古城春色图啊。在保定生活学习的短暂光阴，或许真的是他余生常常回味的梦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