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城北郊柳条湖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诬称中国军队破坏,立即对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此事件被称作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根源于日本制定的侵华政策。 1927年6月27日,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集军部和外务省方面与华有关系的人员秘密召开了“东方会议”,研究制定侵华方针、政策。会后,首相田中义一把侵华的方针政策以奏折的形式向天皇做了汇报,这就是日本政府秘而不宣的《田中奏折》的由来。《田中奏折》继承整理了日本传统的侵华政策,结合新形势,制定了新时期日本侵华政策,阐明了日本积极侵华的依据,侵华的步骤及宏伟目标,侵华的具体方法。积极侵华的依据是:一、满蒙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其地“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愈三倍,其人口止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二、东三省当局日渐觉醒,“起而步我后尘,谋建设其产业之隆盛,有得寸进尺之势。进展之迅速,实令人惊异,因而我国势之侵入,遽受莫大影响,惹出数多不利,以致历代内阁对满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三、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的签订,限制了“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如不积极打破,北满的富源我不能取得,即使南满已取得的权益也受限制,以致使我国之存立不能坚固。四、贸易的方法不能成功,理由是“英国,因有强大之印度及满洲为之供给食物及原料。亚美利加,因有南美加那大等可为伊供给养料及原料之便。则其余存之力可一意扩张对支那贸易,以增其国富。无如我国之人口日增,从而食料及原料日减。如徒望贸易之发达,终必被雄大资力之英美所打倒,我必终无所得。最可恐怕者则支那民日就醒觉,虽内乱正大之时,其支那民尚能劳劳竞争模仿日货以自代。因此,颇阻我国贸易之进展。”五、鉴于上述形势,为将来之际,“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不仅可以解决成为大国的原料、粮食、国土等条件,而且“我年年余剩之七八十万人口,亦可以同时解决”。侵华的步骤及宏伟目标是:先以积极手段,夺满蒙权利,然后“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也就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侵华的具体方策是:一、向世界宣传满蒙非支那领土;二、对于内外蒙,以蒙古王公为对手,缔结利权;三、对于南北满洲则以“二十一条”为基础,争取无限期的商工农等业的土地商租权,日本人满蒙内陆旅行、居住自由权,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及教官的优先聘任权,以及铁路、矿山、森林、牲畜①、金融等等权利,以保持日本既得权益,使日本人永享其利。 《田中奏折》使日本的侵华政策趋于完善,是新时期日本对外侵略的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以关东军为先锋,以日本军部为后盾,开始积极酝酿侵占中国东北的计划。 1928年6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设计的炸死张作霖案,本想乘混乱之机武装占领东北,无奈形势不允许而未得逞。河本大作的策划只是一个开端。河本没能实现自己的阴谋,因皇姑屯事件被调离关东军参谋的职位,转成预备役。他在被调离前,特意把具有同样野心的日军驻奉天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长(相当于团长)板垣征四郎安插在参谋部,接替自己的职位。板垣与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结合在一起开始更积极地酝酿侵华活动。石原莞尔在12月曾自拟了一个“解决奉天闪电战秘密计划”,该计划尚属在南满地区的局部战争。板垣则是要设计规模更大的包括对整个东三省在内的侵略计划。 1929年5月1日,关东军在旅顺召开“情报会议”。在板垣、石原的参预下,会议认为,张作霖死后, 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了使用武力以外,别无选择,因此有必要彻底研究全面的军事行动。同年7月,关东军组织了北满“参谋实习旅行”,板垣等人组成的日军参谋团由旅顺出发,经过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泰来、洮南等地,作了十三天的侦察旅行。在旅行过程中,石原莞尔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提出了以占领满蒙为核心的“石原构想”,在关东军内部进行侵华的宣传鼓动。7月4日,石原在长春名古屋旅馆发表以《战争史大观》为题的演说,认为下一次的大战是人类最后的大战,美国是阻碍日本向大陆扩张的挑战者,西洋文明中心的美国与东洋文明中心的日本必将开战。7月5日,在北上的列车中石原又作《转变国运的基本国策——解决满蒙案》的演讲,他宣称日本占有满蒙,既可消除国内的不安,又能及时扑灭中国关内的排日运动,这有利于恢复国内的经济和准备好对美开战。在到达满洲里时,石原又阐述其《关东军占领满蒙的计划》,内容是:日军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占领满蒙,扫荡东北军阀,没收官私财产;讨伐溃兵;确实维持治安,实行统治; 日本人经营大规模的企业,朝鲜人开拓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和体力劳作; 日本以四个师团防备苏联的入侵。 1930年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蔓延到日本,日本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政治陷入动荡, 日本统治阶级寻求各种方法来摆脱这场危机。板垣、石原等人见有机可乘,乃开始向军政上层宣传他们的侵华理论。5月,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烟俊六率陆军大学“参谋讲习团”(包括裕仁天皇之弟秩文宫雍仁)一行抵长春,石原莞尔向他们作了《从军事上观察日美战争》的演讲,宣传日本只有占领东北,才能最后战胜美国。7月,石原又向内阁资源局官员横山游说,认为在满蒙的日本现状,除了独占事业外,其他诸事业全失败了,失败的原因除了日本国内的因素外,主要是受中国官吏的压迫,因此经济手段是不能解决满蒙问题的,只能用政治手段,驱逐公敌东北军阀,实行日、华、鲜、蒙四民族共存共荣,由日本掌握大企业居于统治地位,华人做工和掌握小企业,鲜人种植水田,蒙人畜牧②。 9月,按着石原莞尔的策划,关东军属员佐久间亮三大尉负责完成了《满蒙占领统治研究》,其要点为:一、平定阶段,将中国在东北的政治、经济体制完全覆灭;二、统治阶段,使朝鲜人经营水田,中国人经营小商业,日本人经营大企业;三、国防阶段,使获自东北的收入,足够扩充占领费用而有余③。该研究经过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盖章后以文件的形式,于12月下发关东军参谋部全体人员,1931年1月起每周集会一次讨论具体实施办法。 关东军酝酿侵略计划时,从1930年底起,日本国内也开始策划侵华阴谋。1930年12月7日,拓务大臣松田源治,满铁总裁仙石贡,满铁理事木村锐市,外务省的吉田、永井二次官,拓务省的小村、小板二次官以及条约局局长,亚细亚局局长,陆军次官等方面的人员在拓务省大臣办公室召开了拥护满蒙权益的秘密会议。会议详细地研究了满洲的局势和日本策略的得失。提出:“满蒙政策,必须有其机会,方可断行。”参谋本部努力运动奉派内部瓦解,机会一到“无论我欲倾向新派,或扶助旧派,抑或竟使满蒙或为复辟党之天下,以达到吾人之理想,此皆可依我国利益如何而断之”④。 日本军部在侵华策动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军部里的少壮派军官以桥本欣五郎、板田义郎、根本博为中心,1930年9月成立了秘密的“樱会”组织,策划“国内改革”和“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他们主张为解决满蒙问题,必须进行国家改造,计划在1931年3月发动政变,拥戴主张侵略满蒙的宇恒一成大将上台组阁,建立军部内阁,然后再武力占领满蒙。在发难的前夕因消息泄露,而且宇恒一成也改变主意,使他们的阴谋没能得逞,先“改造国家”受挫,桥本欣等人便向板垣表示,愿意与他们合作,支持他们发动军事行动。这样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在侵华问题上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1931年是日本经济危机达到高峰的一年,随着经济政治危机的加深,板垣等人的武力侵占满蒙的主张,开始由秘密策划转向公开宣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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