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和家庭是人生的两大重心，身处现代社会中的女性，作为自然的个体，往往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中做出选择。
一些女性因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自身原因等进入主妇化行列，选择脱离工作，全职照顾家庭。如何认识这一家庭分工中的“主妇化”现象呢？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主妇化”现象的类型。大概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被动，消极的主妇化类型：主要指由失业导致的主妇化。这类现象最早始于20世纪80-90年代，伴随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风潮，掀起市场化之后第一次下岗风波，其中一些女性选择回家当家庭主妇，或者兼职做点临时的，非稳定的工作。基本上是家庭主妇工作性质的延伸，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就业竞争更加激烈，一些女性成为“被主妇化”的一员。第二种类型是主动，积极的主妇化类型：这种类型包括为抚养与教育孩子的主妇化，这种现象多见于收入和地位相对较高的家庭。然而伴随着我国全国二胎的政策，在一些并不是很富裕的家庭里，从照顾子女需求，抚养孩子成本考虑，一些女性萌发了回归家庭的意愿。加之精细化育儿趋势影响下，家庭对理想母亲的期待逐渐超越了传统性别分工所指向的体力密集的照顾责任。对母亲的情感投入和养育智慧提出更高的要求，母亲的在场被日益描绘为不可或缺的责任。由此越来越多女性选择回归家庭，另外，出于个体意愿的主妇化，也属于主动，积极的主妇化类型。有一类女性往往年轻漂亮，她们坚信“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把自我定位为嫁个有钱人，做个全职太太，过有品位的生活，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另一类女性往往是在职场上未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或者在职场拼杀多年之后，辞职归家，出自个体意愿选择做了家庭主妇。当前兴起的主妇化是在全球背景下女性遭遇制度，结构，文化三种机制而做出的人生规划和自我选择的结果，也可视为女性在风险社会中寻找安全感不得转而回归家庭避难所的一种体现。
那么主妇化的形成与什么相关呢？首先，与传统观念有关，“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性别分工，贤妻良母的角色期待，夫贵妻荣的价值观念等，对女性主妇化有重要影响。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意味着男性属于公共领域，负责家庭的经济来源和重要决策，而女性属于私人领域，负责抚育子女，照顾老人，负担家务，解决家庭关系矛盾以及增加家庭凝聚力。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下，产生的贤妻良母，夫贵妻荣等观念对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女性主妇化的印象。虽然这些传统观念展现了一种温暖和谐的人伦关系，有利于保持家庭的稳定性，但是它却强化了两性之间控制与被控制，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特点，从而影响了女性的婚姻与自我发展。电视剧《中国式离婚》是反映了当代中国家庭，婚姻方面的典型范例，剧中女主角林小枫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为了丈夫事业成功，为了家庭幸福，主动辞职，放弃自己热爱的工作，成为家庭主妇。从此林小枫的生存状态是：做家务，管小孩，逛商场，电话跟踪丈夫，结婚十年，丈夫宋建平从开始忍着不断接电话和被控制的烦恼，发展到来了电话故意不接。林小枫的种种威逼使他开始逃避歇斯底里的“爱情生活”，夫妻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矛盾加深，直至林小枫同意与宋建平离婚。在最后，林小枫对她与宋建平之间的离婚进行了深刻反思，她终于意识到，爱是需要能力的，而这种能力就是让你爱的人爱你。整部剧体现的是对传统观念下婚姻悲剧的主动反思，其次，职业处境对女性主妇化造成一定影响，处于劳动力市场中，收入较少和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由于受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和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更可能成为家庭主妇。再次，个人特质，如女性自身年龄，教育程度，户籍，所在地区，孩子年龄等对女性主妇化有重要影响。总体来看，当前许多女性回归家庭主要出自个体的意愿，她们往往是在权衡各种利害得失下做出的个体化选择，然而这种个体化的选择归根到底还是家庭内部不同个体协商的结果。这也是女性在家庭主妇这个新的位置上建立起身份认同，并获得相对自由的个人空间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女性主妇化过程中面临着一定的经济风险，婚姻风险和女性自身的身份认同危机，在现实中，这些自愿选择主妇化的女性究竟出于个体的意愿还是家庭的意愿，究竟被客观环境所迫，还是出于价值理念选择，有时并非总是界限分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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