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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半聪先生
抱朴堂丹道
今天 作者：顔文强 作者简介 行文至此，既然古人对于中药的认识，理论与思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那么请问，这种理论是什么？这种思考的过程又是怎样的？ 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前面第四章中。我们已经知道，“气象思维”是古人探索人体生命奥秘和构建医学体系的金钥匙，作为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中医药学自然也不例外。从《神农本草经》奠定中药的性味主治功效后，历代医家便以此为圭臬，不断领悟、实践、总结发展，大大丰富了祖国中药学理论。纵观这两千多年的中医药史，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宋代以前的本草典籍对于中药药性的记载大多限定在性味、主治功效方面，有时也会简略介绍配伍宜忌、药物的采收炮制，但是对于中药为何具有此项功效却罕有阐述；而宋代及宋代以后的本草书则不仅记载了中药的主治功效，而且还对药性的原理进行解释分析，从而大大方便学医者。为何宋代以后，本草书籍有此特征？笔者认为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在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1]求签发愿事迹的影响感召下，宋代以后大量儒生涌入了医学界，以悬壶济世作为安身立命之本，而儒者扎实的文史功底，特别是“格物致知”理念的影响使儒医们从“格”天地万物之“理”推及到“格”医药之“理”，从而大大充实了传统医药药理学说。二是，宋代以后整体印刷业较之前发达很多，大多数本草专书的内容也比汉唐丰富；而宋代之前印刷技术的整体不够发达也使得汉唐本草书籍记载比较言简意赅，甚至很多医药书籍囿于流传不广而散佚，如《胎胪药录》《桐君采药录》等。三是，儒医的出现大多是士子们在仕途不顺的情况下才转入医界的，而汉唐的医门中人却大多与方术，特别是道教有者密切的关系，他们往往是基于探究人体生命奥秘的兴趣主动去研究医药之理，且常常隐于山林僻静之所修炼，不少还有返观内视的能力，而这不管对望闻探病或把脉探气的诊断抑或是遣方处药的精确性都有者极大的帮助。相比之下，儒医这方面的功夫就逊色不少，如《胎胪药录》，“胎”是胎息、“胪”是运转，书名“胎胪药录”的意思是在胎息状态下记录中药药气进人体内后的运转走向，只可惜此书早已遗失，是为医门一大憾事。也就是说，从“药气”层面把握药性就比较直截了当，故只需简单记载其主治功效。但无形之气又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把握的，于是儒医门就从外在可见“药象”入手探究内在药性之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大概也是由于以上三种原因，宋及宋代以后的药理学说就显得丰富很多，从而也大大有利于学医者了。可以说，这也是宋元明清儒医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传统中药药理学是如何在“气象思维”指导下建构起来的。 （一）四性、五味、五气 “四气”即温、热、凉、寒，也称“四性”，是对中药药性最基本的概括。由于天地之气时刻充养万事万物，春夏秋冬四季时气的周流运转也造就了中药的四种基本偏性。缪希雍曰：“夫物之生也，必禀乎天；其成也，必资乎地。天布令，主发生，寒热温凉，四时之气行焉。”[2]张景岳也说：“气本乎天，气有四，曰寒热温凉是也。……温热者，天之阳；寒凉者，天之阴也”[3]。以天门冬为例，《神农本草经疏》阐释说：“天门冬正禀大寒初之气以生，得地之阴精独厚。味虽微苦甘而带辛，其气大寒，其性无毒。要以甘多者为胜，味厚于气，阴也，降也，除肺肾虚热之要药也。”[4]也就是说，天门冬之所以显寒性而具清热之功，乃是其生长于冬季之故也。 “五味”即酸、苦、甘、辛、咸，是从人的味觉感受而来。我们知道，古人鉴别中药药性常用眼看、手摸、鼻嗅、口尝等传统方法。其中，“五味”是舌头感觉五种最基本味道，实际上，还有涩、淡、辣三味。但为了与五行、五脏相匹配，故将涩味归于酸味、淡味附于甘味、辣味附于辛味，于是酸、苦、甘、辛、咸五味分别与木、火、土、金、水五行，肝、心、脾、肺、肾五脏相对应。《素问·宣明五气篇第二十三》曰：“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5]《灵枢·九针论第七十八》也曰：“酸走筋、辛走气、苦走血、咸走骨、甘走肉，是谓五走也。”[6]由于筋、气、血、骨、肉分别由肝、心、脾、肺、肾所主，故酸、苦、甘、辛、咸与肝、心、脾、肺、肾五脏逐一对应。对于五味的属性功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7]《素问·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也云：“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耎。”[8]“耎”通“软”。即是说，辛味有发散的作用，酸味有收敛，甘味有和缓作用，苦味有坚实作用，咸味有软坚作用。张介宾详细解释道：“味本乎地，味有六，曰酸苦甘辛咸淡是也。……辛甘淡者，地之阳；酸苦咸者，地之阴也。阳主升而浮，阴主沉而降。辛主散，其行也横，故能解表。甘主缓，其行也上，故能补中。苦主泻，其行也下，故可去实。酸主收，其性也敛，故可治泄。淡主渗，其性也利，故可厘清。咸主软，其性也沉，故可导滞。”[9]汪昂在《本草备要·药性总义》中也解释说：“凡药酸者能涩能收、苦者能泻能燥能坚、甘者能补能和能缓、辛者能散能润能横行、咸者能下能软坚、淡者能利窍能渗泄，此五味之用也。”[10]二位医家都特别强调了“淡味”的利泄、降泻之功。以薏苡仁为例，张介宾云：“（薏苡仁）味甘、淡，气微凉。性微降而渗，能去湿利水。以其去湿，故能利关节，除脚气，治痿弱、拘挛、湿痹，消水肿疼痛，利小便热淋，亦杀蛔虫。”[11]薏苡仁味甘、淡，而偏于淡，故有利水去湿之力。在酸与涩、辛与辣、甘与淡三组中，当属甘味的和缓与淡味的渗利差别最大，那为何将甘淡合并为土行？对此，徐灵胎解释说：“凡五味各有所属，甘味属土，然土实无味也。故《洪范》论五行之味，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皆即其物言之。惟于土则曰稼穑作甘，不指土，而指土之所生者，可知土本无味也，无味即为淡，淡者五味之所从出，即土之正味也，故味之淡者，皆属土。”[12]“稼”是播种，“穑”是收获，春耕为稼，秋收为穑，均为农业生成劳动。“稼穑（jià sè）作甘”实际上是指大地由土水相合而成方能生万物之意，所以郑钦安在《医理真传》中强调说：“水土合德，世界大成矣！”[13]此外，笔者认为，形成甘味中的土气比水气要多一些，而淡味是味道不明显的平淡之味，总体上比甘味富含的土气、水气要少很多，且淡味之中水气比土气还要多一些。基于以上认识，甘、淡二味均归于土行。 此处有一个问题需要留意，即五味与五脏相对应，是不是每味各自只单独入一脏？如酸味是不是只入肝脏，辛味只入肺脏而不入他脏？显然不是。因为药物或食物入口进入胃中经过脾气和中焦脂膜相火的腐熟消磨转化为精气后都是一起进入十二经络而滋养全身各个器官组织的，也就是说，每一脏（腑）都有五味精气的到来。这与金元医家张元素开创的药物归经理论是为一个道理。对此，徐灵胎早就指出：“盖人之气血无所不通，而药性之寒热温凉有毒无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于人身，其功能亦无所不到，岂有其药止入某经之理？”[14]因此，药物归经指的是药气主要进入某经，是从数量上而言的。这也是中药以偏纠偏的治病之理。同样，五味配五脏的本义，也是从五味药气的多少来说。如大部分酸味精气进入肝脏以及肝气统领的肝经、胆腑和相应的经筋和皮部，以酸味精气为肝脏所喜也；其余苦、甘、辛、咸四味同理。对此，《灵枢·五味第五十六》有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禀气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15]此处的“先走”，笔者认为是主要进入之意，而不是指先后次序。因为十二经脉经气是依次运行灌注的，没有跳跃性，而且循环一周仅需28.8分钟[16]，其先走、后走的可能性不大。要言之，五味配五脏是从五味经气的数量程度来言的。 此外，我们还发现一个更为复杂的五行配五味且看似矛盾的现象，即在著名南朝道医陶弘景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一书中，记载了与《黄帝内经》不同的五脏与五味的对应关系。书中转引了早已散失的古医书《伊尹汤液经法》中的一张用药法则图示，今称为《汤液经法图》[17]： 此图的用药规律是：“阴退为泻，其数六，水数也；阳进为补，其数七，火数也。”[18]这是根据洛书天地生成数的五行次序而来，一、六为五行“水”的生数与成数，二、七为五行“火”的生数与成数。陶弘景在书中对此图高度评价道：“此图乃《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则医道毕矣！”[19]此图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从上图可以看出，对应肝五行木有辛、酸二味，对应心的五行心有咸、苦二味，对应脾的五行土有甘、辛二味，对应肺的五行金有咸、酸二味，对应肾的五行水有甘、苦二味。显然与《黄帝内经》记载的五味分别与五行、五脏相对应有很大不同。这是怎么原因？细看此图，五角星框的最外一圈，标有体用二字，想必正是原因之所在。如果我们结合前面提炼的《医道太极图》对五脏各性的描述就不会困惑了。五行木有辛、酸二味，辛味五行本属金，酸味五行本属木，也就是说辛金克酸木。而五脏中对应五行木的是肝气，其本性是“柔润温升”，体阴而用阳。如果肝气不能升发或升发过猛，违背了此性，即都是病态。而辛味的升散与酸味的收敛刚好相互牵制，从而使肝气既不会升发不起也不会升发太快，如此也就能顺其本性了，所以肝木体酸用辛。同理，心气的本性是散极而敛，微苦之味有发散之力、微咸之味有收敛之力，咸克苦，二味之气相互牵制也使得五行属火的心气既不会抑郁不散也不会涣散太过，如此恰合本性，健康有序，所以心火体苦用咸。当然，由于水火乃阴阳之二极，物极必反是天地造化之理，所以如果苦味过浓则会反热为寒而具降下开破之力，咸味过浓亦会反寒为热而具升散之象，平常我们吃的苦寒之药就是其清热降下使然，饮食太咸也常有口干发热之象正是此理。脾气的特性是温燥升清，甘味的和缓和辛味的发散使得五行属土的脾气既不会因健运不利而雍滞也不会运化太快而太急促，一切以中和为度。而且甘生辛，不是克辛，更具中庸之道，故土有居中统领四维之能，而脾气又最忌不能健运，故脾土是体辛用甘，而不是体甘用辛。肺气的特性是清凉收降，咸味为藏，酸味为收，均为敛降之象。这是因为造化之道，阳气易升而不易降，故使咸水生酸木，二味合用，绵长有序则藏敛之令行，阳气得以下降，故肺金体咸用酸。肾气的特性是藏极而敛，甘缓而苦坚，这是承接肺气的收降之气而将其最大限度地潜藏封固起来，以求生命精气的泉源不竭，故肾水体甘用苦。 可见，《汤液经法图》的一行一脏兼具二味的论述比《黄帝内经》的论述更具深度和切合临证之用。值得注意的是，钟知霖先生则从一味兼具二行的反向角度阐述了五味的形成机理。钟先生曰：“酸味由木与土相合所生，苦味由火与金相合所生，甘味由土与水相合所生，辛味由火与木相合所生，咸味由水与火相合所生。”[20]也即是说，每一味都是由《黄帝内经》所载的本味五行与其所克的五行之气所合成。此见解深具阴阳平衡的生命法则之理，堪称精辟，是当今时代为数不多的理论创见之一，可与《汤液经法图》的观点相合参。此观点对五味功效的机理更能阐发明白。如本属火的苦味为何常常寒性甚大而毫无温热之性，除了物极必反的道理外，还有一层内涵，钟知霖先生指出：“火性虽外现为热，但其本性与大地一样，都是属于阴性的。又火本无形，它必须经寒凝之气才能练就有形的苦味，所以，味苦之物其性多属寒凉……也就是说，火之显性为热，其本性属阴。至于微苦之物，其性尚保留火热之余象，故犹存火热之性而能补火。……药物的能量苦味如果强度较高的话，那么它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就具有明显的开通与攻破的功效。但所谓的强度高的苦味能量，并不是以苦的程度为标准，而是以药力的释放是否瞬间强烈为标准。”[21]当然，钟先生所说的“补”也是遵循吴仪洛说的“顺其性者为补、逆其性者为泻”[22]的原则而言的。根据钟先生的理论我们也可以推导，苦味能燥物、能坚物乃是苦味的本性寒气将松散飘逸的物气尽可能地收藏封固起来，犹如冬季水气结成坚冰，同时天气又显干燥，这也是为何苦寒药物一般质地都比较坚硬的缘由所在。咸味能软坚乃是其具水火二气，显性为寒、隐性为热，过咸之物，热性显示，发散为用，故有软坚之力。钟先生以此理论详细分析了五味各自发挥功效的原理，归纳指出：“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燥、能坚、能降、能破、能解毒；甘味能补、能缓、能和；辛味能散、能润、能开；咸味能软、能下。”[23]其中，“淡味药均先归于脾经，而次进入肾经。淡味药皆补中带泻，且总以先补后泻为顺序。淡味药之性能，皆升中带降，且总以先升而后降为顺序。”[24]笔者基本赞同钟先生的这一理论观点，但同时认为此处讲的“脾经”应是指脾土系统，包括脾脏、足太阴脾经和其所统领的经筋、皮部。“肾经”的含义仿此。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口尝得来的五“味”常与鼻子问到的“气”常合称“气味”，也就说，此“气”不是上文“四气”之“气”。由于“四气”之气是强调四季节气的作用，故“四气”实际上应称为“四性”比较准确。而人舌头对味道的感觉本质上也是对药气的感觉，因为药味也是药气凝聚而成。只不过，鼻子所能所嗅到的“气”比舌头所尝之“味气”要飘逸能动。所以《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才说：“本乎天者，天之气也；本乎地者，地之气也。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25]“六节”即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不论是鼻嗅之气还是口尝之气本质上都是天地一气在周流过程中的不同状态的分化聚散而已。所以对张景岳说的“气本乎天，气有四，曰寒热温凉是也。味本乎地，味有六，曰酸苦甘辛咸淡是也”一句不能机械理解，本乎天的寒热温凉“四气”实际上是对药性整体的高度概括，是通过鼻闻药气、口尝药味以及根茎部位、生成环境等多途径的判断和在临床实践中验证中总结出来的。而本乎地的六味也是天地一气周流中比较致密的部分凝聚而成的不同状态而已。至于鼻嗅之气通常有五种，称为“五气”，包括臊气、焦气、香气、腥气、腐气，这“五气”分别对应于肝、心、脾、肺、肾。其中，“腐气”大致相当于臭豆腐的香臭之气，不是像厕所那种恶臭之气。可以说，五气、五味都统于“四性”之中，是中药显示温热凉寒的两种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素问·六节藏象论篇第九》：“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26]舌头所尝之“味气”比鼻嗅之“气”致密，故“气”属阳、“味”属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还对气味的走向、厚薄作了细化分析： 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27] “味”气属阴，故向下出下窍，“气”属阳，故向上出上窍。其中“气厚者”即闻到之气比较浓烈，飘逸之气数量多，为阳中之阳，进入体内发散之力较大，故发热；气薄者为阳之阴，闻到之气比较少，故进入体内发散之力也就较小，只是“发泄”，程度较轻。“味厚者”是药气非常致密，很难发散，进入体内消化吸收后，其精气也就较浓密，为阴中之阴，向下趋通之力也大，故“味厚则泄”；味薄者，即致密的药气数量较少，为阴之阳，进入体内消化吸收后，其向下趋通之力也就较小，故气“薄则通”。对此，汪昂在《本草备要·药性总义》作了提纲挈领的总结：“凡药寒、热、温、凉，气也；酸、苦、甘、辛、咸，味也。气为阳，味为阴。气浓者，阳中之阳；薄者，阳中之阴。味浓者，阴中之阴；薄者阴中之阳。气薄则发泄（表散），浓则发热（温燥）；味浓则泄（降泻），薄则通（利窍渗湿）。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轻清升浮为阳，重浊沉降为阴。阳气出上窍，阴味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此阴阳之义也。”[28]尽管汪昂开头明言“气味”之气是指温、热、凉、寒四气，但后面“气”的浓烈实际也是针对鼻嗅之“气”，因为温、热、凉、寒四气的划分很难以浓烈程度为标准，如呈热性的中药的药气并不一定比呈寒性的药浓烈，二者的药气含量都很大，只是往外发散与往内密固的程度不同，所以言“气薄发散、气浓发热”都只能针对鼻子所闻到的“气”的浓烈程度来说，药气发散量越多、鼻子闻到的药气就越浓烈，反之同理。张景岳总结说：“用药之道无他也，惟在精其气味，识其阴阳，则药味虽多，可得其要矣。凡气味之辩，则诸气属阳，诸味属阴。……用纯气者，用其动而能行；用纯味者，用其静而能守。有气味兼用者，和合之妙，贵乎相成。”[29]由此可见，气味的行与守、动与静本质就是药气在周流运行中的飘逸能动程度不同造成的。为便于记忆，笔者画出《气味厚薄阴阳属性图示》如下： 从上可见，从四性、五味（含五气）入手是古人确定药性的最基本途径。宋代之前的本草书大都只记载中药的性味与主治功效即在此理。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中药的温热寒凉之性也不是那么单一，五气和五味也往往多气多味混合，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再说药物有可尝之物，也有不可尝之物，所以古书对一些中药的性味没有记载或记载不一致也就在所难免了。如“在《神农本草经》中有21种药物缺乏性味标示，在《中药大辞典》中无性味药物有1027种。其中属清末以前遗留的计499种，属清末以后本草及现代中药著作中存在的计528种。说明古今对药物之味，没有也不可能遍尝和亲尝。”[30]如对于桂枝的性味，《神农本草经》曰“味辛，温”[31]，《珍珠囊》却说“桂味甘辛，大热，有小毒”[32]，《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云“味辛，温。主百病，言百病用之得宜，皆有益也”[33]，可见诸多记载存在一些出入。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同名异物或产地不同或同物但部位不同（如将肉桂当成桂枝）等情况的存在但我们也不否认古人对某些药物性味的确定，有的确是在知道其治疗功效后再往前推导出来的，这就是“察用以知性”。如缪希雍推定雄黄的性味时说：“雄黄禀火金之性，得正阳之气以生。……《别录》加甘、大温，甄权言辛、大毒，察其功用，应是辛苦温之药，而甘寒则非也。”[34] 从本根上讲，草药的四性、五味、五气都是先天一炁所转化的天地之气充养不同而来。温、热、凉、寒是四气之象，臊、焦、香、腥、腐五气，酸、苦、甘、辛、咸五味也是各有各的“气象”，但三者都偏于无形，肉眼不可明见，常常难以确定，于是宋代之后从可见的有形“气象”入手把握中药药性便成为传统药理学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二）部位 根据不同的药物部位推导阐释药性是以外显之象探究内在“药气”之理的重要途径之一。唐容川说：“问曰：药有用根、用苗、用首、用尾、用节、用芽、用刺、用皮、用心、用汁、用筋、用瓤、其用不同，请详言之。答曰：此无他意，只取药力专注处，以与病相得而已。”[35]这就是说，药用部位不同，其药气进入人体内的部位也就不同，所以需要有针对性对中药部位进行选择。对于其原理，张元素指出说：“凡根之在上者，中半以上，气脉上行，以生苗者为根。中半以下，气脉下行，入土者为梢。当知病在中焦用身，上焦用根，下焦用梢。《经》曰：根升梢降。”[36]李东垣继承了张元素的思想，补充道：“大凡药根有上、中、下，人身半以上，天之阳也，用头；在中焦用身；在身半以下，地之阴也，用梢。述类象形也。”[37]这是以植物的上中下部位比对人体，根在地下吸收土气而上，故对应人身上部；梢居于植物最上端，其“象”垂下，可推知其气降下，对应人身下部；植物身位于中部，其气可上可下，对应人身中部。当然，此处张元素、李东垣讲的上中下三焦实际是将人体大致划分为上中下三部，因为古人三焦的本质是指腹腔内的脂膜，前文已经辨析清楚。用部位之“象”推药“气”在人体内的走向，显然是基于“气”生万物、气以载象、象以显“气”的“气象思维”而来，然后再在临床实践中加以验证修正。如用麻黄身茎发汗、用麻黄根止汗，其原理是：“以其苗细长中空，象人毛孔，而气又轻扬，故能发汗，直走皮毛。……用麻黄根者，则以其根坚实而味涩，故能止汗。苗空则通，根实则塞，亦阴阳通塞互换之理。”[38] 张志聪在《侣山堂类辩·药性形名论》提纲挈领地指出说：“皮以治皮，节以治骨，核以治丸（松节、杉节及草根之多坚节者，皆能治骨；荔核、橘核之类，治睾丸），子能明目，藤蔓者治筋脉，肉者补血肉，各从其类也。如水草、石草，其性主升；梢秒（当为“杪”字）子实，其性主降。”[39]就植物药而言，主要有根、茎、叶、花、果、子六大部位。其中根是植物营养的最主要来源，种子生出的主根是向下生长随后旁生侧根以最大限度吸收地下土气、水气精华升发而上以供全株之用。而人体生命之本就在于肾气（含命门元气），肾气的特性是藏极而敛，与植物根的特性相似，故植物根主要对应于人体肾气。要注意的是，万物皆有偏性，植物的根进入人体虽然先降而后升，但总以升多而降少。如葛根，系藤本之物，其根粗壮且长，入土可长数米，其气可以引人体之气直上而通达背部膀胱经，故可以治疗颈椎病。唐容川解释说：“其根最深，吸引土中之水气以上达于藤蔓，故能升津液，又能升散太阳、阳明二经，取其升达藤蔓之义。葛根藤极长，而太阳之经脉亦极长，葛根引土下之水气以达藤蔓太阳，引膀胱水中之阳气以达经脉……故葛根能治太阳之痉，助太阳经由膀胱水中而达其气于外也。”[40] 一般来讲，植物的主根是向下生长，但也有横生的，对此，钟知霖先生指出说：“那是因为它阴气有余，过于充足，故主浮于上衣采阳而寻求自身的阴阳平衡，如玉竹的根就是横生的……主补于阴而有别于主补阳气的人身。”[41]另外，植物的根由于吸收土气而呈淡黄色，符合中庸之道，药气比较和缓，但如果是深黄色，则是“该根吸收土气的力量过于强大，其性必有伤于土，如大黄，其根极黄且内有黄汁……其损脾土之气尤甚。”[42]而根内结成球块状的，其性也多寒凉，因为“根内所结的子珠为阴聚所化……如香附、郁金、天冬、麦冬、黄柏等。”[43]对其原因，清代医家邹润安的解释更详细：“凡草木之根成球结块者，其气必向下，纵苦寒而不泄，凡物之苦寒不泄者，其性必燥，能搜剔隐伏之热。檗（即“柏”）木根结如茯苓，皮色鲜黄，味苦气寒性燥，故其为治，能使在内之伏热解，而肌肉九窍之病尽除。”[44]“纵苦寒而不泄”是说虽然药性偏寒但也不会太过，原因是其本是根，有升发之力。“檗木”就是黄柏，其根性显苦寒，乃是其根气阴寒内敛以致成球块状所致。以上几点是植物根的的特殊情况，当别行待之。 茎是植物的中身之部，介于根与梢之间，植物的根吸收而来的营养靠其上传于上，叶吸收的天地清气靠其下达于下，因而茎的药气可升可降，与司健运水谷之气的人体脾气的职能相似，故植物的茎大致对应于人体的脾气。但也有偏于升或偏于降的，对此唐容川解释说：“此亦视气味之轻重以定之也，若形既居上下之交，而气味和平，则不升不降，一主于和。藿香身、紫苏身气味和平，所以专主和气。藿香味甘则和脾胃之气，紫苏味辛则和肝肺之气，可升可降皆以其为草之身茎故也。……苇茎，中空而直上，且其味淡，故属气分，功专于升，《金匮》用以吐肺中之脓，正取直上透达之义。荷茎中空而气味于水，故能升达清阳之气。……此皆茎也，气味皆轻清，故皆主升。他如木通茎亦通透，然系藤蔓，形与一茎直上者不同，且味苦泄，故主下降而通利小便。”[45]这就是说，藿香茎和紫苏茎气味都比较平和，故可升可降；苇茎，即芦苇的茎身，味淡气清故偏于升；木通茎味苦，味气厚，故偏于降。另外，植物茎尚有实心、空心之分。实心的茎是气凝聚比较致密坚实，像人体的筋骨，故可以用以治疗筋骨的屈伸不利、骨节疏松之病，如狗脊；茎中空的或内有可见的纹理（此为植物气脉之道），故有利水之效，如木贼之茎；且如还兼有辛味，则其气偏于升有发汗之力，如治疗伤寒感冒的葱白、麻黄茎。对于一茎直上的植物，因其气清阳而上，故茎之气也大多偏于升，如柴胡、白头翁。倘若此植物虽然一茎直上，但药气却偏于降下，定是其药味偏厚重而改变其原本的性能，如蚤休的茎苦寒而降下。植物的茎一般为圆形，但也有个别为方形的，圆形之茎乃是其药气较为和缓，最像人体居中的脾气，故药气偏性小；成方形的茎，其气比较偏颇，尚需结合其空心、圆形和气味的厚薄而定。 植物的枝和叶呈向外伸展之势，特别是叶，其散之象更为明显，故叶之药气进入人体之后，有升散之效，与人体柔润温升的肝气相似，因此植物的叶对应肝气，如平常风寒解表用的紫苏叶。但同时叶又是植物吸收天地清气的主要部位，又与人体主气的肺部职能相似，故又可对应肺气。叶片呈宽大圆形状，表明其气和缓，偏性也就越小；叶片越尖狭表明其气峻猛，偏性也就越大。从北半球植被的水平分布来看，自北向南依次是：寒带的苔原、寒温带的针叶林、温带的夏绿阔叶林、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以及赤道的雨林。我国夸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共五个热量带，自北向南植被的分布依次是：针叶落叶林、温带针叶落叶阔叶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北亚热带含常绿成分的落叶阔叶林、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亚带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雨林。大体上也具有纬度带状分布的规律性，即纬度越高叶子越狭窄，纬度越低叶子越宽大。究其原因，除与雨量、土壤资源有关外，太阳热量的多少占最大因素。植被不仅具有水平分布的规律性，在垂直分布也具有明显的带状性。以我国温带的长白山为例，从山麓至山顶依次为：落叶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云冷杉暗针叶林、岳桦矮曲林、小灌木苔原。也即是说，纬度越高、叶子越狭窄，反之同理。究其故，是因为在对流层范围内，海拔每上升1千米，温度下降约6摄氏度。叶子主要是与天地之气（含阳光、水分、空气）相交流，当然太阳热量是最主要的。关于叶子的宽窄原理，钟知霖先生指出：“植物的叶子较大，那是因为它的阳气不足，需增大面积以便进行光合作用的缘故。相反的，如果植物的叶子较为狭小，那么较表示它的阳气比较充盛。因而……在同类植物中，叶子大的，其性属阴而显缓和；叶子小的，其性属阳而显急烈。如白术与苍术，其外形多有相似之处，但白术的叶子较苍术大，故白术虽功似苍术而性缓。”[46]与叶相似，植物的枝，也是往外伸展，故有“开枝散叶”之说。只不过，植物的枝细长而较叶坚实，所以又有通络之力，如桂枝。因此整体而言，我们把枝叶与肝气相对应，所谓“梗通而叶散”即是此意。 植物的花居于树梢之上，是承接叶而来，且呈开放之态，比叶的发散之象更明显，故其之药气有开闭解郁之效。这与散极而敛的人体心气相似，故把叶归于人体的心气。如玫瑰花、合欢花有舒畅心气的功能。唐容川也说：“花即赅于枝叶类也，枝叶主散，故花之性亦多主散。……凡花多散头目之邪，头目居上而花居茎梢之上，气更轻扬，故多归头目而散其邪也。甘菊花气香味平，散头目之风邪；金银花散阳明头目之风热；辛夷花散脑鼻内之风寒”。[47]值得注意的是，入药的花常于花苞待放之时采摘，因为一旦开放，药气一散，力道下降。当然，植物的花大多以升散为主，但也有例外，如旋复花，常言道“诸花皆升，唯旋覆花独降”，此之谓也。对此唐容川解释说：“此亦视其形气而定之也。……旋复花滴露而生，花又微咸，故主润利去痰。他如枇杷叶之利，槐枝之清，皆随气味偶然异用，非枝叶花之本性也。”[48]可见，旋覆花的降乃是其味微咸，改变了其升散的本性。枇杷叶的敛降和槐枝之清下亦是各自的气味厚重使然。此外，花的瓣数对于推断该植物的药性有帮助，如蚤休的花瓣为7，与叶子的数目一样，故又称“七叶一枝花”，7为五行火气的天地“成数”，故7个花瓣的植物有火气之性，火标热而本寒，而蚤休的根茎味苦而寒，故有清热通塞之力。《神农本草经》曰：“味苦，微寒。主治惊痫，摇头弄舌，热气在腹中，癫疾，痈疮，阴蚀，下三虫，去蛇毒。”[49]《本草乘雅半偈》则解释说：“蚤休，阳草也。一茎独上，茎当叶心，叶必七，花瓣亦七，重台或一或三，或五或七，正阳数之生，火数之成也。味苦气寒，生深山阴湿处，是阴以阴为用矣。”[50]此外，钟知霖先生指出花的颜色在辨析药性中的重要性：“开青色的花的植物有很强的攻泻作用；开红花的也……主于攻泻；开黄色花的就于中正，因为黄色是土的本色，所以它的药性据供补相当而偏中；开白色的花就有很好的补益作用，而开紫色花的就更益于人体了。……如人参、益母草之类。”[51]当然，现在很难看到青色和黑色的花，大都是红、黄、白和紫色。由于紫色是介于红色、青色和黑色之间，故“紫色归于多脏经……属血分无疑。”[52]此处钟知霖先生所指的“补益”应是说药气比较平缓之意，而紫色入血分是由于其药气比较致密之故。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根据花的颜色进行辨析，并不一定指花瓣本身的药性，也包括根茎等药用部位的判断，整体还需多象合参。 根、茎、叶是植物的营养器官，花、果实和种子则是植物的繁殖器官。其中，果实和种子，统称果部，是承接花而来。当然。这是针对种子植物而言，不包括孢子植物。果部从外而内主要包括果皮、果肉、种子（或称仁、核）三部分。其中，种子为植物的精气所注而成紧密固结之象，是孕育繁衍新一代植物的生命根本，与人体内含生命元气的肾气相似，肾气的特性是藏极而启，且果部挂于树梢呈下垂之象，故种子之气进入人体内有下降潜藏之力，对于人体助益较大。中原民族的主食——五谷即都是植物的种子即是此理。因此，种子与人体肾气相对应，其气多降。唐容川云：“草木之实，性皆主降，何也？答曰：物下极则反上，物上极则反下。草木上生果实为已极矣，故返而下行；实核之性在于内敛，故降而兼收。”[53]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苍耳子、蔓荆子有升散之力。常言道“诸子多降，唯蔓荆子独升”即是对此现象的概括。对此，唐容川阐释说：“苍耳子、蔓荆子皆草之实也，何以皆能上升？……答曰：果实仁核之主收降，其大端也，亦有须合形色气味论之，方为确当。苍耳有芒而体轻松，蔓荆味辛而气发散，故皆有升性，亦核实中之变格也。”[54]也即是说，苍耳子、蔓荆子的升散乃是其形体的轻重和气味所致的。关于种子的功效，钟知霖先生还指出：“子善开破，故常以攻积降泄。……子都具有冲破外壳而发芽生根之功能……故以子入药，则多发挥此功能而治闭，又因破闭能力往往较花强，故常以治积。如枳实之所以能破气消积除痞，乃枳实本为理气之药，且实者以善开破， 破则积痞自消。”[55]对于钟知霖先生这一观点，笔者认为，种子不一定都有开破之力，这要看种子的坚实致密度。如果像稻谷、花生等粮食作物，其虽然能冲破种壳发芽，那是生命之气缓缓释放使然，与人体藏极而启的肾气同理，为的是繁衍新一代；只有致密程度较高且味气厚重的种子才有开破消积、降下泄利之效。如枳实结构比较致密，味酸苦而寒，故有开破消积之力；又如车前子味甘咸而性寒，故有利尿泄利之能。另外，对于油质类的种子，钟知霖先生倒指出了一条重要规律：“子（单指油类种子——笔者注）中多含有油质，其性非滑润则燥热。”[56]滑润是指种子的质地，因为滑润且为种子故能降下，而燥热则是由种子之气的性味来决定。如二者兼具，质地滑润且性热味辛，则其气降下通肠力道迅猛，如巴豆；倘若性味平淡则其润肠之力就较为和缓，如火麻仁。对此，唐容川有详解：“大黄苦寒之性自当下降，而巴豆辛热之性，宜与大黄相反，何以亦主攻下，而较大黄之性尤为迅速，此又何说？答曰：此又以其油滑而主下降，其能降下则是油滑所专主，而非辛热所专主也。凡食麻油、当归，皆能滑利下大便，巴豆、蓖麻子皆有油，皆滑利皆能下大便。但麻油不热，则其行缓不辛，则气不走窜，故其下大便也缓。蓖麻子味辛气温，是有气以行其油滑之性，故其行速。巴豆之油与麻油、蓖麻同一滑性，而大辛则烈，大热则悍，以悍烈行其滑利，故剽劫不留也。麻仁亦油滑，而无辛烈之性，故但能润降，不能速下。”[57]另外，包裹种子的是果肉，由于果肉多汁，而人体脾气主肉，故果肉入脾气，倘若果肉甜中带酸，则可属脾、肝二气。而包裹、保护果肉的果皮属皮，与人体主皮毛的肺气相似，故果皮可入肺部系统。值得注意的是，钟知霖先生还指出一个重要规律：“果子之皮肉相连者，其其内外药性统一，内外之间有膜相隔者，其药性则相反为二。”[58]此观点颇具见地。钟先生解释说：“果皮相对粗糙且果肉以膜相隔的果子，它这样的结构是由于其内肉不胜外邪，须赖其外皮以保护所指。因而又可以推断：其内肉多应天时之气，其外皮多花天时之过。如荔枝，它的内肉是湿热的，如果没有外皮化解此炎夏之湿热，试问，它的果肉还能在这样的天气下安存吗？据此易知，此类药物的外皮与内肉的药性相反，二者矛盾而统一。”[59]由此为何用没有喷过农药的荔枝壳煮水喝可以治疗进食荔枝过多引起虚火上炎等症，乃是因为荔枝壳与荔枝肉药性相反之故也。而“果皮细薄且与果肉紧密相连的，其内肉与外皮均可化天气之过，故而它们的药性统一且与天气相反。……以西瓜为例，正因为它的瓜肉均能化（应为“在”字——笔者注）炎夏中安存而在夏季结果成熟，所以易知西瓜的果肉都是能解暑热而尤以西瓜皮为佳。……亦可由此而得出更具普遍性的药性规律：凡物之相连者，其性统一；相隔者，其药性相反为二。……如白果壳能解白果仁毒，使君子壳能止使君子仁所引起的呃逆，甚至有毒的杏仁与能解杏仁毒的杏树皮之间的药理作用也是如此。”[60] 从上可以看出，从药用部位之“象”推导其内在“药气”之理，既简明直观又实用有效。以上所论的根、茎、叶、花、果、子虽然都是针对植物药而言，但动物药也是同样的道理，如用猪肚炖胡椒治疗胃病，以猪心炖朱砂治疗心慌心悸，以猪腰炖杜仲治疗腰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以脏补脏”。究其理，是因为动物乃血肉有情之物，能动性较大，进化度较高。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以动物的器官部位入药，其气较为滋腻浊重，这在膏粱厚味不缺的今天反有淤堵之弊，故还是少用为好。为了便于记忆，我们将一般情况下根、茎、叶、花、果、子等植物部位进入人体内的药气运行与脏腑的对应情况列出简表如下，不妨称为“植物各部位药气入脏对应表”：
（三）形状、颜色与质地 从药物形状推断药性、解释药理也是传统药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对人体大具补气之效的人参就因为其最像人之外形。张志聪在《本草崇原》中解释说：“人参，一名神草，一名地精。……其年发深久者，根结成人形，头面四肢毕具，谓之孩儿参，故又有神草之名。……凡属上品，俱系无毒。独人参禀天宿之光华，钟地土之广浓，久久而成人形，三才俱备，故主补人之五脏。”[61]又如核桃仁，其外形像肾，且纹理曲折像人之脑髓，而祖国古代医学又把大脑归于肾气[62]，故核桃仁对肾气有补益作用。当然，我们讲的“补”都是顺其脏腑本性而言的。核桃仁为种子，是精气内敛潜藏所得，故其气有收降之力，与人体肾气潜藏之性相似，故有益肾气之功。又如竹茹舒筋、松节和骨、苏木行血、秦皮治皮、棕皮通血脉等等，唐容川曰：“竹茹象周身之筋脉，则能和筋脉；松节象人身之骨节，则能和骨节；……苏木者，木之身也，色红味咸，象人身周身之血，故主于行血。秦皮者，木之皮也，象人身之皮，味苦兼降湿热，故仲景用治皮肤发黄之证。棕皮丝毛如织，象人脉络，味涩能收降，故用治吐血、衄血，以降脉络之血、血结。”[63]植物的刺毛以其特殊的外形而具特殊之效。钟知霖先生指出：“植物的刺是因阳气有余以聚阴而化……在五行归属是金，它具有收引与攻破的特性，所以它的主要功能是祛风（金克木）、排毒逐脓。总的来说，叶子有刺的情形比茎部有刺的情形要多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叶主阳气，其阳气多有余故能聚阴而化。但茎部的刺一般都比叶子的刺要大与长得多，因为茎主阴液，倘若其阳气有余，则阴聚而生化，其阴必多，故而其生化之刺亦形大而长。”[64]如关于仙人掌的功效，《陆川本草》曰：“消炎解毒，排脓生肌，主治疮痈疖肿，咳嗽。”[65]由于其气峻猛故常外用。与刺相似的毛也是“阳气有余以聚阴而化”，只不过“植物毛的化生条件要比刺的化生条件低得多”[66]。因而，毛比刺柔软，其气也没那么迅烈，但也同样有祛风排脓之效，只是力道较小，需与其他药配伍使用。如白头翁，《本草备要》曰：“泻热凉血。苦坚肾，寒凉血，入阳明血分（胃、大肠）。治热毒血痢（仲景治热痢，有白头翁汤，合黄连、黄柏、秦皮）。”[67]同样，人体身上的毛发都是气血之余所化生。具体而言，是肺主皮毛，肾主骨，其华在发。而肺气是收敛下降阳气，肾气是潜藏封固阳气，故皮有收敛之性，毛和发则是其多余释放出来的阳气和血液[68]聚化而成，因而如果植物的毛或人体的毛发过多过密，往往就是生命体收藏力度不够导致阳气外散，是为“实于外而虚于内”的表现。 另一方面，观察药物的外观颜色之象也是发现与阐释药性的重要途径。其根据是青、赤、黄、白、黑五色分别与肝、心、脾、肺、肾五脏相对应的气象之理。汪昂云：“凡药青属木入肝、赤属火入心、黄属土入脾、白属金入肺、黑属水入肾，此五色之义也。”[69]如红色的朱砂入心气有安神之功，红色的丹参、红花有活血之力[70]。又如粳米，“好古曰：《本草》言粳米益脾胃，而张仲景白虎汤用之入肺。以味甘为阳明之经，色白为西方之象，而气寒入手太阴也。”[71]又如甘草缓急、黄芪补气，因均显黄色，故入脾气。唐容川对黄芪解释说：“（黄芪）之肉理色黄味甘，土之色土最深又得土气之浓，所以黄芪又大补脾。”有如黑色的玄参、熟地入肾气，青色的青黛、秦皮入肝气。《本草求真》曰：“青黛专入肝。系蓝靛浮沫，搅澄，掠出取干而成。味咸性寒，色青，大泻肝经实火，及散肝经火郁。”[72]《本草纲目》：“（秦皮）色青气寒，味苦性涩，乃厥阴肝，少阳胆药也。故治目病、惊痫，取其平木也。”[73]值得注意的是，在五色中，“青色”阐释药性最不具信服力，因为植物大都显示绿色。所以需要结合气、味、形、质等象综合而定。 质地是指药物的轻重、疏密、坚脆、枯润，亦是重要的外显药“象”之一。前文探讨的油脂类种子的药性即是从部位与质地相结合的途径考察的，如金石类质地较重，其气进入人体后多偏于降下。常说的“介类潜阳”即是指贝壳类物质能够收敛潜降阳气，如牡蛎、石决明等，故唐容川说：“动植之物，性皆不镇静也，惟金石性本镇静，故凡安魂魄、定精神、填塞镇降，又以金石为要。”[74]又如紫石英，徐灵胎说：“（其）体重能下达，故能入于冲脉之底，风寒妨孕，温能散寒驱风也。”[75]“冲脉之底”是关元穴处。由于紫石英质地较重，且性热，故能直入肾气发散风寒、温暖命门，对于女子宫寒不孕具有神效。又如滑石，《神农本草经》曰：“味甘，寒。主治身热泄辟，女子乳难，癃闭，利小便，荡胃中积聚寒热，益精气。”[76]滑石不仅较重而且质地润滑，故能降下通窍。又如蝉蜕，《本草备要》曰：“其气清虚而味甘寒，故除风热；其体轻浮，故发痘疹。”[77]蝉蜕质地清扬，故其气上扬除风热、可疗痘疹之疾。又如黄芩“杲曰：黄芩之中枯而飘者，泻肺火，利气，消痰，除风热，清肌表之热；细实而坚者，泻大肠火，养阴退阳，补膀胱寒水，滋其化源。”[78]这就是说，黄芩比较松脆的，质地轻，其气上升清肺热；致密坚实的，质地较重，其气下降泻大肠之火。 （四）生物习性 大凡生物都有自己的习性（即习惯特性），特别是动物更为明显，故可以以此推断药性。如李时珍在论述白花蛇时曰：“风善行数变，蛇亦善行数蜕，而花蛇又食石南，所以能透骨搜风，截惊定搐，为风痹惊搐、癞癣恶疮要药。取其内走脏腑，外彻皮肤，无处不到也。”[79]这就是从白花蛇多次蜕皮的习性考究其能治疗“风痹惊搐”的药效。又如水蛭，“水蛭锐而善入，又能吮血，故主攻血积。”[80]不仅动物有自己的习性，植物亦如此，如陈修园用百合花、紫苏叶治疗失眠症并引《侣山堂类辩》云：“百合，其花朝开暮阖，紫苏之叶，朝挺暮垂，俱能引阳气而归阴分。”[81]由于睡眠乃阳气内敛，而百合花“朝开暮合”、紫苏叶“朝挺暮垂”恰如人昼寤夜寐之象，故以此临证可收效。此处需要指出的是，早晨开放、傍晚凋谢的花不止百合花一种，何以治疗失眠单选百合花入药。笔者认为，那是进一步结合百合的气味质地而定的。百合味甘淡、性微寒，且成白色或浅黄色，对应肺部清凉收降之性，《本经逢原》言“百合，能补土清金”，《医林纂要》言“百合，以敛为用”，所以诸象合参，百合可收敛阳气而润肺，所以才有治疗失眠之效。又如浮萍（水萍），因其“生于水中，而能出水上，且其叶入水不濡，是其性能敌水者也故凡水湿之病，皆能治之，其根不着土，而上浮水面，故又能益皮毛之疾。”[82]浮萍生于水中，性能利水，故进入人体有去湿之效。这些都是从生物的自然习性推导并在临证中验证完善提炼而来的。 （五）时令与产地 药物的生长、采摘时节也是决定药性的重要因素。如能退肝火的夏菇草、化痰止咳的款冬花，对于此理，唐容川阐释道：“夏枯草生于冬末，长于三春，是正得水木之气。遇夏则枯者，木当火令则气其退谢，故用以退肝胆经之火。款冬花生于冬月冰雪之中，而花又在根下，乃坎中含阳之象，故能引肺中阳气下行，而为利痰止咳之药。二物皆以时名，皆得其时之妙用也。”[83]张志聪则总结道：“夏枯之草，夏收之术，半夏之生，麰麦之成，皆得火土之气，而能化土；秋英之菊，秋鸣之蝉，感金气而能制风；凌冬不凋者，得寒水之气，而能清热；先春而发者，秉甲木之性，而能生升。此感天地四时之气，而各有制化也。”[84] 此外，药物的采收又需要结合时序，孙真人在《千金翼方》中教导曰：“夫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当为“曝”）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不殊，虚废人功，卒无裨益。”[85]这就强调时令在采药中的重要性，如菊花与白英。“菊花，正月采根，三月采叶，五月采茎，九月采花，十一月采实，皆阴干；白英，春采叶，夏采茎，秋采花，冬采根。”[86]明代医家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也指出：“草木根梢，收采惟宜秋末、春初。春初则津润始萌，未充枝叶；秋末则气汁下降，悉归本根。今即事验之。春宁宜早，秋宁宜迟，尤尽善也。茎叶花实，四季随宜。采未老枝茎，汁尚包藏。实收已熟味纯，叶采新生力倍。入药诚妙，治病方灵。其诸玉、石、禽、兽、虫鱼，或取无时，或收按节，亦有深义。匪为虚文，并各遵依，毋恣孟浪。”[87]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专列《药议》一节对在二月、八月[88]采药的做法失当作了解释： 古法采草药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当。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采掇者易辨识耳，在药则未为良时。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须取无茎叶时采，则津泽皆归其根。欲验之，但取芦菔、地黄辈观，无苗时采，则实而沉；有苗时采，则虚而浮。其无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时采，则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未花时采，则根色鲜泽；花过而采，则根色黯恶，此其效也。用叶者取叶初长足时，用芽者自从本说，用花者取花初敷时，用实者成实时采。皆不可限以时月。缘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四月花。[89] 也就是说，用药物不同部位入药，采收时令也应不同。其理是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一气周流，在不同的时节其本身周流之气在各个部位的升降沉浮分布量也会不同，所以只有结合时令才能采到最佳的药材入药。张志聪在《侣山堂类辩》更提升到不同年份采收不同药物的高度，这就是“司岁备物”法，其根据是以“五运六气”来推导。张志聪曰：“上古以司岁备物，谓得天地之专精。如君、相二火司岁，则收取姜、桂、附子之热类；如太阳寒水司岁，则收取芩、连、大黄之寒类；如太阴土气司岁，则收取术、参、苓、山药、黄精之土类；如厥阴风木司岁，则收取羌活、防风、天麻、独活之风类；如阳明燥金司岁，则收取苍术、桑皮、半夏之燥类。盖得主岁之气以助之，则物之功力倍厚。”[90]这就是说，在少阴君火司天，地支为子、午的年份和少阳相火司天，地支为寅、申的年份采收干姜、肉桂、附子之类的热性药；在太阳寒水司天、地支为辰、戌的年份采收黄芩、黄连、大黄之类的寒性药；在太阴湿土司天、地支为丑、未年份采收白术、人身、茯苓、山药、黄精这类的土性药；在厥阴风木司天、地支为巳、亥的年份采收羌活、防风、天麻、独活这类风类性药；在阳明燥金司天、地支为卯、酉的年份采收苍术、桑皮、半夏这类的燥性药。这样的药气就更为专一、浓厚。根据《素问》之《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七篇大论的记载，各年份的司天、在泉可以列出“司天、在泉主令年份对应表”如下：
司天、在泉主令年份对应表 司天主上半年的气运情况，同时又统领一年的运气，在泉主下半年的气运情况。尽管根据“司岁备物”采收得到的药材质量最好，但其数量显然非常有限，因此，古人又发明了炮制之法，张志聪继续说道：“中古之世，不能司岁备物，故用炮制以代天地之气。如制附子曰炮，制苍术、桑皮曰炒，盖以火助热、以炒助燥也。制白术以土拌，制黄连以水浸，皆所以助之也。”[91]不同的炮制方法是提高或改变药性的重要途径，有效地弥补了药材质量受时令限制的缺陷。 植物生长的地域环境也是影响药性的重要因素。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专列一节《出产择地土》论曰：“凡诸草本、昆虫，各有相宜地产。气味功力，自异寻常。谚云：一方风土养万民，是亦一方地土出方药也。摄生之士，宁几求真，多惮远路艰难，惟采近产充代。殊不知一种之药，远者，亦有不可代用者。可代者，以功力缓紧略殊，倘倍加犹足去病。不可代者，因气味纯驳大异，若妄饵反致损人。”[92]这就是“地道药材”（或称“道地药材”）的由来，如东北的人参，河南的山药，甘肃、宁夏的枸杞，四川的贝母、附子，浙江的白菊、白芍，福建的厚朴等等。以山药为例，唐容川曰：“（山药）以河南产者为佳，味甘有液，是得土湿之气，功能补脾，亦补脾之阴也。惟山药色白，则得土中之金气，故补脾而兼益肺。”[93]考究其理，乃是天地生物元气在一气周流过程中，在东南西北中各地域的升降量不同，导致敛藏于地下的“阳气量”也就不同，所以以不同的地气孕育出的植物（即便品种相同）药性存有差异。这里的“阳气量”以今天的语言来说，即是包括光照、降雨量、土壤、水分、气温等因素。可见，即使在交通便利和培植技术较高的当今时代，药材质量的高低依然与产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中药的药性与各自的气味、部位、形状、颜色、质地以及生长习性或采收的时令、产地等因素都密切关联。民间曾流传一首“草药辨性歌”对于以上所论作了较好的归纳，同时也有所拓展，可兹参考，歌曰：“大地草木须辨别，各样性能皆不同：有毛清风止痛痒，有刺凉血解毒功；枝圆行血入内脏，茎方疏散淤滞通；中空能通表里气，软藤横行筋骨中；叶滑粘腻多有毒，奇花异草莫乱撞；开花颜色要观察，蓝黄赤白紫与红；黄花散气通积滞，赤花破淤活经络；白花清肺能润燥，紫花祛淤血中通；红花破积消血肿，蓝花味苦属寒药；红黄酸涩性主温，赤花味辛性为热，白花味平降火功；凉利之药生湿地；破积之药产高峰。”[94]此歌诀多是民间草医郎中在乡村山野采药的经验总结，易诵易记，简洁实用。此外，还流传一首题为“李汉彪师傅传草药辨认秘诀”的诗文，此歌诀仅有四句：“草木中空善治风，对枝对叶可治红。叶边由此皆消肿，叶中有浆拔毒功。”[95]“草木中空善治风”指草木的茎呈中空状，有祛风之效；“对枝对叶可治红”是说，枝叶成对称生长的植物可以治疗血液之病，如益母草是“对枝对叶”生长，有调经活血之效。当然，根据阴阳平衡的生命法则，凡呈对称性或接近圆状的事物，其药气都比较接近人体生命之气，故而药性一般较为平缓，偏性也较小。 三、药象多端，药性怎样确定：诸象合参、主象定调、临床验证行文至此，我们也看出了一个困惑：中药的气味、部位、形状、颜色、质地以及禀赋的时令天气和地气都各有各的“象”，那么一旦各“象”不一致，药性该怎样确定？如苍耳子有种子降下之象，又有毛刺之象，其质地又呈体轻扬之象，诸象不一，其药性究竟为何？可以说每一种药物的某些“象”与另外一些“象”之间存在矛盾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推导药性就会有较大的困难。难怪反对祖国传统药理学的人士质问说：黑煤炭与黑芝麻颜色相同，那煤炭岂不是跟芝麻一样也有益肾之效？ 其实这几个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归结到祖国医学构建的根本思想——气象思维。我们已经知道，“气”是自然万物沟通与滋养的媒介，“象”是“气”在运转周流中不同状态的表现，包括无形之“象”和有形之“象”，所谓“气以载象，象以显气”此之谓也。如果借用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气”是事物的本质，“象”是事物的现象。所谓“本质”是指事物内在的根本性质，“现象”是事物内在性质表现于外部的形式特征。由于现象的感知不只局限于视觉，也包括听觉、味觉、触觉以及心神的感应等途径。总体而言，现象常流于表面、个别和具体，具有多样性；本质则往往隐藏于事物内部，具有唯一性。事物的本质都要通过现象才得以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现象是本质的显现；但是现象却离不开本质，任何现象都是由本质所决定的，都是本质的一种表现，既包括真象，也包括假象在内。其中，真象是正确反映、表现本质的现象，假象则是一种虚假的现象，虽然也是本质的一种表现，但却是从反面歪曲地表现本质。同时，本质离不开现象而单独存在，任何本质都要通过一种或多种现象表现出来。因此，人们认识事物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此处一个细节，即“假象”只有在人类社会才存在。因为只有人类物种才是真正有意识的生物体，也只有人类才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制作假象掩盖本质的真相。其他低级动物、植物以及其它生物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观意识，其表现出来的形状、质地、动作等现象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客观存在，无所谓“真象”与“假象”的区别。基于此等认识，作为本质的药物之“气”决定着作为现象的药物之“象”，而同一个药物品种由于其产地、生长采收的时令的不同，或从部位、形状、色泽等不同角度进行审视，也就有各种各样的“象”。尽管这些“象”都是自发的客观表现，但从人体一气周流的标准来判断，就会有正确反映、表现“气”的药之“象”，也会有没能够正确反映、表现出内在本质“气”的药之“象”。也就是说，药物的各种气味之象、各种部位之象、各种形状之象、各种颜色之象以及各种质地之象等等“药象”都是站在人体生命的视角来判断的。于是，能够准确反映、表现出“药气”的药象就称为“主象”，没能准确反映内在药气的药象就是“次象”。主象一般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主象只有一个的，其药性专一；主象有几个的，其药气就可同时发挥几种作用，如干姜其色为黄入脾，其性热又可温暖肾气。而“次象”则较“主象”多很多，审视角度不同，其象就不同。因而，“主象”与“次象”以及次象与次象之间的矛盾、不一致也就很正常了。为医者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各种药象中考究挑选出准确反映内在药气的“主象”从而精准把握药性。这种考究的过程既有思维的领悟更有临证实践的反复修正。要言之，面对如此多端的药象，唯有诸象合参，反复考究和临床验证，才能找到最能表现内在药气的主象而将其作为确定药性的依据记载下来传给后世。如前面提到的苍耳子，有下降之象，又有毛刺之象、其质地又呈轻扬之象，其性为何？我们认为，苍耳子虽为种子，有下垂的种子之象，但其体清扬，又长有毛刺易粘他物而移动布散，其性又为温，故整体而言，轻清上扬是其主象，其药气进入人体后也就以升散为主，故对于风寒头痛、风湿痹症以及鼻塞等症有奇效。又如海浮石为金石之象，其味为咸，其药气当是降下，但其质地轻清浮于海面之上且颜色为白，故整体而言，海浮石主象是先生而后降，有化痰润肺之功。《本草纲目》曰：“浮石乃水沫结成，色白而体轻，其质玲珑，肺之象也。气味咸寒，润下之用也。故入肺除上焦痰热，止咳嗽而软坚。清其上源，故又治诸淋。”[96] 从上所论也可以看出，“气”比“象”更直接也更能准确地反映药性，如汉代之前尚存在的《胎胪药录》即是在胎息返观内视状态下记录中药药气进入人体内的走向，这种对药性的把握方式应是最准确的。只是对医家的本身修为要求很高，非一般人所能及；而“象”虽然也有多象不一、难以确定的困难，但还可以通过感官器官直接感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把握，所以在宋代以后这种“以象推气、以效验象”的方式就成为探究中药药性的主要途径。另外，由于不同医家的感观功能灵敏度也存在一些差异，再加上不同时令、不同地域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因此对少数一些同种中药的药性记载不同也就在所难免。 行文至此，我们对本节开头的“黑煤炭与黑芝麻颜色相同，那煤炭岂不是跟芝麻一样也有益肾之效”的质问心中有了明确的答案了：黑煤炭显然没有黑芝麻益肾的功能。因为二者虽然颜色外“象”相同，但内部之气不同。真正决定药性的是药物内部的“药气”而不是外显的“药象”。显然，黑煤炭的内部之气与黑芝麻的内部之气迥异。再说，外观的黑色也只是黑煤炭的一种局部之“象”而已，此外还有各种“象”，如其质地粗糙不像黑芝麻柔润，其是矿物质为金石之象，不是植物之象等等。所以不能以一种局部之象代替整体之性，更何况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区别根据是事物的内在本质属性，而不是外在的表面现象。 [1] 此典故出自宋代著名文史家吴曾所撰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记事·文正公愿为良医》。见：（宋）吴曾撰：《能改斋漫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81页。后人根据此典故概括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等类似说法，如《痧胀玉衡》《医学集成》《医源》等清代医学典籍皆有论及。当然，此句说的是，医国与医人是人生安身立命的两个基本方面。其实，“身国共治”的内涵最早可以追溯至《国语·晋语》：“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详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73页。 [2]（明）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页。 [3]（明）张景岳：《景岳全书》，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4]（明）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 [5]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素问译释》（第四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236页。 [6]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灵枢译释》（第三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597—598页。 [7]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素问译释》（第四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8]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素问译释》（第四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233页。 [9]（明）张景岳：《景岳全书》，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10]（清）汪昂著，周慎整理：《本草备要》，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页。 [11]（明）张景岳：《景岳全书》，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639页。 [12]（清）徐灵胎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13]（清）郑钦安：《郑钦安医学三书》，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14]（清）徐灵胎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121页。 [15]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灵枢译释》（第三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411页。 [16] 28.8分钟的得出请详见第三章《经络的真相》部分。 [17]（南梁）陶弘景原著，衣之镖、赵怀舟、衣玉品编著：《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校注讲疏》，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18]（南梁）陶弘景原著，衣之镖、赵怀舟、衣玉品编著：《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校注讲疏》，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19]（南梁）陶弘景原著，衣之镖、赵怀舟、衣玉品编著：《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校注讲疏》，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20]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27页。 [21]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35页。 [22]（清）吴仪洛辑，曲京峰、窦钦鸿点校：《本草从新》，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3页。 [23]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24]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31页。 [25]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素问译释》（第四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762页。 [26]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素问译释》（第四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103—104页。 [27]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素问译释》（第四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28]（清）汪昂著，周慎整理：《本草备要》，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页。 [29]（明）张景岳：《景岳全书》，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30]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305页。 [31]（清）顾观光辑、杨鹏举校注：《神农本草经》，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91页。 [32]（金）张元素、（元）李东垣撰写，伍悦点校：《珍珠囊·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169页。 [33]（清）徐灵胎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34]（明）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99页。 [35]（清）唐容川著，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546页。 [36]（金）张元素、（元）李东垣撰写，伍悦点校：《珍珠囊·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60—61页。 [37]（金）张元素、（元）李东垣撰写，伍悦点校：《珍珠囊·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215页。 [38]（清）唐容川著，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546页。 [39]（清）张志聪撰辑，陆健、邢玉瑞、蔺焕萍注释：《侣山堂类辩》，上海：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40]（清）唐容川著，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545页。 [41]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42]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58页。 [43]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44]（清）邹澍撰，陆拯、姜建国点校：《本经疏证》，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第104页。 [45]（清）唐容川著，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545—546页。 [46]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62页。 [47]（清）唐容川著，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546页。 [48]（清）唐容川著，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546页。 [49]（清）顾观光辑、杨鹏举校注：《神农本草经》，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266—267页。 [50]（明）卢之颐著，张永鹏校注：《本草乘雅半偈》，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年，第125页。 [51]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66页。 [52]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53]（清）唐容川著，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545页。 [54]（清）唐容川著，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545页。 [55]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56]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57]（清）唐容川著，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543页。 [58]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69页。 [59]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69—70页。 [60]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70、70页。 [61]（清）张志聪撰，高世栻编订，张淼、伍悦点校：《本草崇原》，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4页。 [62] 详见第三章。 [63]（清）唐容川著，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545—546页。 [64]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71—72页。 [65] 江苏新医学院编：《中药大辞典》（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63页。 [66] 钟知霖：《发现中药——对本草药性的深度解读》（第一辑），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第72页。 [67]（清）汪昂著，周慎整理：《本草备要》，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55—156页。 [68] 前文第三章在论述冲脉时也有论述到毛发的生成。 [69]（清）汪昂著，周慎整理：《本草备要》，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页。 [70] 前文已论，心主血脉是指心气的发散温热使然，并不是说心脏是血液运行的动力，详见第三章冲脉部分的辨析论述。 [71]（明）李时珍著，柳长华主编：《李时珍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1604页。 [72]（清）黄宫绣编著，刘理想、潘秋平校注：《本草求真》，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 [73]（明）李时珍著，柳长华主编：《李时珍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1159页。 [74]（清）唐容川著，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548页。 [75]（清）徐灵胎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76]（清）顾观光辑、杨鹏举校注：《神农本草经》，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77]（清）汪昂著，周慎整理：《本草备要》，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388页。 [78]（明）李时珍著，柳长华主编：《李时珍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473页。 [79]（明）李时珍著，柳长华主编：《李时珍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1355—1356页。 [80]（清）唐容川著，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548页。 [81]（清）陈修园撰，王玉兴、朱力平、庞连晶校注：《医学实在易》，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82]（清）徐灵胎著，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83]（清）唐宗海撰，王咪咪点校：《本草问答》，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18—19页。 [84]（清）张志聪撰辑，陆健、邢玉瑞、蔺焕萍注释：《侣山堂类辩》，上海：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85]（唐）孙思邈著， 张印生、韩学杰主编：《孙思邈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 [86]（唐）孙思邈著， 张印生、韩学杰主编：《孙思邈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 [87]（明）陈嘉谟撰，张印生、韩学杰、赵慧玲校注：《本草蒙筌》，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88] 古人的月份以农历言，下同。 [89]（宋）沈括撰，王洛印译注：《梦溪笔谈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294—295页。 [90]（清）张志聪撰辑，陆健、邢玉瑞、蔺焕萍注释：《侣山堂类辩》，上海：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91]（清）张志聪撰辑，陆健、邢玉瑞、蔺焕萍注释：《侣山堂类辩》，上海：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92]（明）陈嘉谟撰，张印生、韩学杰、赵慧玲校注：《本草蒙筌》，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93]（清）唐宗海撰，王咪咪点校：《本草问答》，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94] 吕光耀、安冬青主编：《中医经典要文便读》，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95] 吕光耀、安冬青主编：《中医经典要文便读》，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96]（明）李时珍著，柳长华主编：《李时珍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35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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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为什么73 > 《玉堂-岐黄-抱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