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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粟特人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的古代民族，操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一种东伊朗语——粟特语(Sogdian)，他们分散生活在一些绿洲上，独立成为若干绿洲王国，如以撒马尔干为中心的康国，以布哈拉为中心的安国，以塔什干为中心的石国等等，在中国史籍还有史、何、米、曹、穆 ...  ▲《行旅图》山西虞弘墓石棺围屏 现藏于山西博物馆 粟特人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的古代民族，操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一种东伊朗语——粟特语(Sogdian)，他们分散生活在一些绿洲上，独立成为若干绿洲王国，如以撒马尔干为中心的康国，以布哈拉为中心的安国，以塔什干为中心的石国等等，在中国史籍还有史、何、米、曹、穆、毕等国。 这些国家的人来华后，往往就用自己国家的名字为姓，汉文史籍中统称之为昭武九姓，或九姓胡。粟特人是一个商业民族，在公元3至8世纪之间，他们大批东来贩易，在丝绸之路沿线建立了一系列的殖民聚落，由于粟特本土后来受到阿拉伯势力的侵袭，大批粟特人就在西域(今新疆)和中原地区居留下来，有的继续经商，有的则入仕中央或各级地方政府。 粟特人的大量入华，不仅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商品，也带来了他们自身的音乐舞蹈等文化，还传播了起源于西亚的袄教、摩尼教和景教。 过去百年来，学者们已经从汉文史籍、敦煌吐鲁番文书、石刻碑志、突厥碑铭等资料中，辑录出大量的有关粟特人的资料，对于粟特人的迁徙及其文化的传播，都做了详细的研究，如伯希和对罗布泊地区粟特聚落的研究，向达先生对长安胡化的研究，陈寅恪先生对河北安禄山胡人集团的研究，蒲立本(E.G.Pulleyblank)对六胡州粟特人的研究，池田温对敦煌从化乡粟特聚落的研究，姜伯勤对吐鲁番粟特聚落和商人的研究等等，已经揭示了入华粟特人的种族特征和文化面貌。 以敦煌的粟特聚落为例，由于我们拥有大量相关的文书，所以对于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聚落，有着较其他地方更为深入的认识。这个聚落位于敦煌城东一里处，已经被唐朝地方政府编为敦煌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乡里的粟特人主要从事商业，而不是农业，在他们居住的范围内有他们信奉的袄神神祠。  ▲ 壁画中的商队首领 出自莫高窟第103窟《法华经变》 不过，文献记载总是有不够细致的地方，使得一些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近年来，陆续发现的一些粟特入华首领墓葬和一些与粟特相关的图像资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入华粟特人的文化面貌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材料，也解答了一些文献中一直不够明了的问题。  ▲ 乐舞图 安伽墓围屏石榻  ▲《萨保夫妇在中国式庭园内宴饮》 安伽墓围屏石榻 1999年7月，山西太原发现隋开皇十二年(592)虞弘墓，墓主出身鱼国，任职柔然，曾出使波斯、吐谷浑，后出使北齐，因而羁留中原王朝，北齐灭后，入北周，任并、代、介三州“检校萨保府”官员，其石椁内外壁刻有非常精美的浅浮雕(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27-52页)，2000年5月，陕西西安发现北周大象元年(579)去世的同州萨保安伽墓，出土有安伽的墓志和一套完整的围屏石榻，围屏上刻画着12幅贴金彩绘的图像。 2003年6-8月，西安安伽墓附近又发现和安伽同年去世的凉州萨保史君墓，墓中出土浮雕石椁和汉文、粟特文双语铭文(杨军凯《入华粟特聚落首领墓葬的新发现-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石梓图像初释》，荣新江、张志清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4月，17-26页)。这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以其中石榻围屏或石椁上的波斯、粟特等伊朗系的文化色彩而备受瞩目。而且，这些发现也帮助学者们判断出1971年山东益都发现的北齐武平四年(573)的石棺石屏(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49-54页;夏名采：《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补遗》，《文物》2001年第10期，49-54页)、1982年甘肃天水发现的北周末或隋代的石棺石屏(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46-54页)、20世纪初河南安阳出土而流散海外的粟特石棺围屏望(G.Scaglia，'Central Asians on a Northern Ch'l Gate Shrine'，Artibus Asiae，XXI，1958，pp.9-28)，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Miho美术馆购藏的传山西(或陕西)出土的一套北朝后期石棺围屏(A.L.Juliano and J.A.Lerner，'Cultural Crossroads：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Entertainers on the Miho Funerary Couch'Orientations，Oct.1997，pp.72-78;idem，'The Miho Couch Revisited in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Orientations，Oct.2001，pp.54-61)，都是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影响下的图像。 ▲《萨保率众造访突厥部落，并在毡帐内设宴》安伽墓围屏石榻  ▲上图线稿 郑岩 绘 这些石棺床围屏或石椁四壁上的图像细部虽然各不相同，但构图形式却常常两两对应，似乎遵循着一些共同的母题，但又各自都有各自的侧重与发挥。从图像的内容和艺术风格来看，虞弘的图像具有比较明显的波斯风，而其他的图像，特别是安伽、史君的图像，粟特的风格最为明显。 安伽出自粟特安国，史君出自粟特史国，虞弘虽然出自鱼国，但他是中央政府委派的管理河东地区胡人聚落的官员，因此，我们一般统称这些石棺或石椁上的图像为“粟特石棺床图像”。 也是由于虞弘、安伽和史君墓的粟特系统的图像是首次由考古学者科学地发掘出来，其图像的完整性不仅是此前出土物无法比拟，就连中亚的粟特本土也很少见，因此，引起了一股研究粟特图像以及连带的袄教图像的热潮，也吸引了一些多年在粟特本土考古的西方学者的重视和参与。 但是，这种研究趋向并不是说这些墓葬所表现的文化特征只是粟特或伊朗系统的文化。姜伯勤先生《西安北周萨宝安伽墓图像研究》一文的副题，就是“北周安伽墓画像石图像所见伊兰文化、突厥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尽管他的文章主体是论证有关粟特和突厥的图像。 笔者《安伽石屏的图像程序：一个萨保的日常生活画卷》一文，也是主要讨论粟特聚落中的粟特日常生活，但文章最后也说到：“安伽正处在北朝末年萨保从聚落首领演变为政府官员的时代，因此他的墓葬既保留了浓厚的袄教信仰和粟特生活气息，也受到所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而作为粟特石棺图像的共同艺术特征，安伽墓的图像从狩猎主题到突厥形象，都深深打上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烙印。”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察墓葬、石棺或石椁、图像所绘制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粟特聚落首领的墓葬展现了一种多元文化特征，这正是和粟特作为一个商业民族的本性相符，他们是以“四海为家”，善于接受各种不同民族的文化，并表现在他们的墓葬和图像当中。 安伽是从凉州武威迁到关中的安国粟特人，他最后的官称是同州(今陕西大荔)萨保，即同州地区胡人聚落的首领。 在安伽围屏的几乎每一幅图像上，都有一个头戴毡帽的中心人物，表现的应当就是粟特聚落首领的形象。从人种上来看，这组图像上的人物可以分为短发的粟特人和长发的突厥人。在已经发现的所有粟特系统的石棺床图像中，安伽墓的是最具粟特生活气息的一组，因此，我们认为安伽墓图像最能反映粟特胡人在自己聚落中的日常生活形态。 图像上所反映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萨保夫妇在中国式庭园内宴饮;萨保在葡萄园与其他胡人一起宴饮，并观赏舞蹈，萨保率胡人造访突厥部落，在毡帐内外宴饮;萨保率众出行，外出经商，萨保在聚落中招待来访的突厥首领，一起观赏胡人跳舞。在虞弘和天水的图像上，还有粟特胡人酿酒图。这些生活场景可以说是粟特人最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的真实再现。 他们作为一种商业民族，在丝绸之路上往来贸易，和突厥首领交往，在聚落中享受着他们劳动的所得，观赏着自己喜爱的歌舞。  ▲《萨保招待来访的突厥首领，并一起赏舞》安伽墓围屏石榻  ▲《萨保胡人酿酒图》(线稿) 我们看到大多数安伽图像上胡人的穿戴，多是紧口窄袖的长袍，有的是圆领，有的则是翻领，脚蹬皮靴。他们所用的器皿，是一些金银制作的酒具和食具，有些完全可以和出土的粟特金银器相吻合。 他们表演的是粟特人最擅长的胡腾舞或胡旋舞，我们从汉文史籍中关于安禄山的描述以及宁夏盐池胡人墓石门上的胡人跳舞的图像上，都可以和安伽图像相互印证。 至于安伽的宗教信仰，从安伽墓门上方所雕刻的拜火祭坛来看，他一定是信奉源出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袄教、拜火教)的，这也是粟特人的主要宗教信仰。 粟特人在宗教、文化方面深受处于其西方的波斯文化的影响，粟特文化是属于以波斯为中心的伊朗文化范畴之内的。在安伽的图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典型的波斯文化特征，即萨保骑马猎狮图。这幅图像与安伽围屏的其他图像有相当大的区别，就是它并非写实的场景，人和狮子距离非常接近，不可能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而是来自一个图像主题，即波斯国王猎狮图，这种图像在萨珊波斯的银盘上常常可以看到。在虞弘墓的图像上，也有类似的骑象或骑驼猎狮图。  ▲《萨保骑马猎狮图》安伽墓围屏石榻 另外，安伽墓围屏图像上的一些装饰花纹，比如萨保和突厥首领举行会盟仪式的方形帐篷，顶部是用流行于萨珊波斯的日月形纹样装饰，周边是一圈联珠纹，这里两位首领坐的地毯边缘，和安伽夫妇家居宴饮图、招待突厥首领观赏乐舞图中的地毯，都是用萨珊波斯流行起来的联珠纹装饰的。 还有粟特胡人和突厥人一起狩猎的图像上，下面一位上身穿虎皮衣服的人，头后有飘带，这也是波斯王常见的配饰。这些波斯风格的装饰或主题，如同粟特信仰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一样，是早在粟特本土就被吸收了的波斯文化，并由他们带到中国，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波斯文化的粟特变种。  ▲ 方形帐篷 安伽墓围屏石榻 在安伽墓围屏图像上，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是，粟特胡人常常和披发突厥在一起，这是史君、益都、天水等图像上少见的，但是Miho美术馆藏品上的图像，披发突厥人也不时出现。不论是从北疆散布的突厥石人像的背面，还是从撒马尔干粟特壁画所绘制的突厥使者像上，以及从最近在昭陵北司马门新发现的突厥君长石像的背后，都可以看到突厥人留着的长长的披发，因此，安伽图像上的披发形象毫无疑义是表现突厥人的。  ▲ 北朝-隋《石屏风宴饮图》现藏于日本MIHO博物馆 虽然这些有突厥人的图像仍然主要是表现粟特人生活的，但也透露出一些突厥人的文化特征以及粟特人受突厥文化影响的方面。 比如会盟，是北方游牧民族常常采取的一种与其他民族或政权交往的形式，我们在安伽和Miho的图像上都能看到这种粟特人和突厥或其他游牧民族会盟的图像，表明粟特人接受了游牧民族的这种方式。 其实，粟特诸王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北方游牧汗国的附属国;粟特人的东来贩易，也是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如柔然、突厥、回鹘等汗国的保护;因此，他们之间的会盟恐怕是一个经常举行的仪式。 ▲《粟特胡人、突厥狩猎图》安伽墓围屏石榻 安伽图像上胡人与突厥一同狩猎的图像，在Miho、史君等图像上也有。狩猎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拿手好戏，属于绿洲城邦国家的粟特人应当是从其北方游牧主人那里学习来的狩猎技艺，史君图像上狩猎的主人(萨保)后面，有披发突厥左手架着猎鷹相随。在粟特人枯燥紧张的行旅生活中，与突厥人共同打猎，既是一种调剂和放松，又可以为双方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按照我对安伽围屏图像程序的解读，在两幅粟特人与突厥人一起狩猎图的后面，是一幅粟特萨保和突厥首领在虎皮帐篷内的宴饮图，他们大概就是一边吃着刚刚共同猎获的猎味，一边大口喝酒，观赏着帐前的乐舞。画面上的两位首领除了商谈下次的继续合作外，一定也在津津乐道着打猎时的紧张刺激吧。狩猎成为粟特首领图像上必备的主题，恐怕是粟特人受到突厥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 ▲《萨保在葡萄园宴饮赏舞》安伽墓围屏石榻 此外，突厥文化对粟特的影响，还可以从Miho图像上的丧葬图中看到。在主持丧葬的袄教祭司后面，有一些送葬的人正在持刀榜面，说明这种突厥的葬俗也被粟特人接受。《隋书》卷八三《康国传》说粟特“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在粟特人大量进入塔里木盆地、高昌、河西走廊和中原的同时，也有大量粟特人进入北方游牧汗国的领地，而且宗教文化略高一筹的粟特人，成为突厥、回鹘国宫廷的文职人员，也是这些王国对外交往、周边贸易的操纵者。 在粟特人把自己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介绍给突厥、回鹘人的同时，他们也接受了游牧民族的婚姻、狩猎、会盟、丧葬等文化的影响，在唐朝时，突厥、回鹘部落中就有一些突厥化的粟特人，比如后来投降唐朝的六胡州大首领安善、天宝时进入河北的康阿义屈达干，而且有些人的名字已经突厥化。 目前考古发掘所见到的安伽、史君等墓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这些粟特首领并没有按照袄教的丧葬习俗，把尸体运送到葬尸台(dakhma)上，由狗或猛禽食掉尸肉，把剩下的骨骸埋入“骨瓮”(ossuary)，而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土葬方式，挖掘带有斜坡墓道的土洞墓穴，中间放置石棺床或者石椁。 虽然在石棺床或者石椁中似乎都没有发现木棺，表明这些北朝后期的粟特人还没有彻底地接受中国传统的丧葬方式，但他们所挖掘的墓室，他们所使用的石棺或石榨的形制，都是完完全全的中国文化。不论是围屏式的石棺床，还是歇山顶式的石椁，从北魏到隋唐，一直都是中原地区流行的葬具。 ▲ 小桥流水的园林图 安伽墓围屏石榻 其实，进入中原地区的粟特胡人首领，往往都是喜好中国文化而乐不思蜀的。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一定对中国式的庭园非常喜好，在安伽、史君、天水等图像的中间位置，都刻画的是萨保和他的夫人在中国式的亭子里宴饮。安伽、史君、天水的图像上还刻画了小桥流水(图11)，一派中国式的田园风光。 《安令节墓志》说到这位唐朝前期住在长安的粟特墓主人时，盛赞其家族富有，像《世说新语·任诞》所说的阮仲容道北的诸阮一样;所居宅第广阔，接南邻之第;其门庭如《史记·汲郑列传》所说的翟公之门，宾客闻门，其出入则金鞍玉帖，连骑而行，仗义疏财，纵千乘而犹轻，颇有侠士风格。 因此，“声高郡国，名动京师”(《全唐文补遗》第3辑，36-37页)。安令节在长安居住，渐染汉风，而且“雅好儒业”，是已经部分汉化的粟特人，但从他的富有来看，恐怕他住在长安西市附近的醴泉坊，仍然操着粟特人的本行。从图像上看，那些进入到中国城市中的粟特首领，必然要在中国式的建筑中居住下来，他们自然而然地也就会从建筑这样外在的物质文化开始，慢慢接受着中国文化本质的一些东西。 服饰是一个更容易改变的文化因子，特别是女子的服装往往是一个民族接受其他文化的先驱行为。有意思的是，安伽墓所有的男性都是穿着胡服，而所有的女性却几乎都穿着典型的中国式服装，即窄袖束胸间色长裙。 由于穿的是中国式的服装，所以不仔细辨识，很容易把安伽图像上的女性看作是中国人，安伽夫妇家居宴饮图上站在亭子外面的两个侍女，就和同时代中国的女性装束没有两样，可见粟特女性对于中国服饰文化的接受要比男子走在前面。 ▲ 居宴饮图上站在亭子外面的两个侍女 安伽墓围屏石榻 以上以粟特首领萨保安伽墓为主，讨论了其墓葬和图像反映的四种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其实，处在中亚丝绸之路贸易中转站位置的粟特诸国，对于各种外来文化一直是兼容并蓄。 《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称粟特王国之一的何国：“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蒜等君王。”这些都反映了粟特人善于接受各种文化的丝路民族特征，同样表现了粟特人对各种文化的吸收。 ▲ 北朝后期石棺围屏商旅图 郑岩 绘 现藏于日本Miho美术馆 粟特商人的足迹，走遍了东西丝绸之路，他们以四海为家，在作为他们葬具的图像上，也表现他们包容多元文化的胸怀和气魄。安伽墓图像上那种不同民族间和睦相处的场景，展现了古代丝绸之路美好的一面。它们留给我们的粟特商队首领萨保的印象，比中国历史典籍中所描绘的胡人首领安禄山的形象，要更加真实，更具风采。 来源：大众考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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