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烟瘴对乾隆时期西南边防政策的影响

滇史 202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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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瘴，又名瘴、瘴疠、瘴气、瘴疟等，是中国古代南方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疾病。20世纪初期，现代医学逐步证实，古人所云烟瘴，主要是以疟疾为主的热带病。乾隆时期，清王朝国力强大，乾隆皇帝对中国边疆的巩固和开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本人也颇为自满地认为自己有十大功绩，亲作《十全记》以纪其事，还将该文以汉、满、蒙、回、藏四种文字刻石为碑，并自称“十全老人”。但事实上乾隆皇帝在西南边政上的作为远不尽其意，尤其是两次征缅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烟瘴”的影响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客观原因。

一、乾隆时期烟瘴在西南的分布

乾隆时期，西南地区烟瘴的主要分布区域是云南和广西沿边地区。云南烟瘴比较盛的地区是沿边的广南、开化、临安、元江、普洱、顺宁、永昌七府地。乾隆六年（1741年）曾在滇南和滇西北等地做官多年的汉军镶蓝旗人张泓在其《滇南新语》一书中说：“滇地多热，而奇热之区，则元江、普洱、开化及马龙、镇源、威远，顺宁之云州，临安之漫琐、鹤庆之江营，若广南府治，并所属之百隘诸处。长年溽暑，而夏尤甚，瘴疠最酷，官彼者多居山巅避之。”[1]这些地方大致相当于今文山、红河、思茅、西双版纳、临沧等地。作者没有提到滇西的烟瘴问题，估计是没有到过今保山和德宏地区。实际上，乾隆时期滇西烟瘴之盛，远过其他地区。清初入滇的江苏人陈鼎，在其《滇游记》中说：“永昌府，瘴疠最浓，产宝石，掘者往往死于瘴。”乾隆三十至三十四年的中缅战争中，清军均受到烟瘴困扰，到嘉庆时滇西地区仍“地多瘴疠”。[2]

清初，广西除桂林之外，大多数地区都有烟瘴，比较重的是桂东梧州和左右江流域。康熙时，“（桂林）下至平乐、梧州、及左右江，瘴气弥甚，早起氤氲，咫尺不相见，非至己，不见山也”。[3]乾隆初期，部分人烟稠密的府城、县城烟瘴已大大消减，如桂西南的镇安府治（今德宝），著名史学家赵翼来任知府时，没有感觉到传说中的浓烈烟瘴，于是问当地人烟瘴消减之原因，得知：“昔时城外满山皆树，故浓烟阴雾，凝聚不散。今人烟日多，伐薪已至三十里外，是以瘴气尽散。”[4]但沿边地区烟瘴依然很盛，乾隆三年（1738年），被官方定为“水土最恶劣”的地方有太平府之明江、佶伦、结安、都结、茗盈、宁明、凭祥，泗城府之凌云、平乐，庆远府之东兰，思恩府之百色，镇安府之向武。[5]

二、乾隆初期的边防政策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以前，清廷在西南边防上一直坚持保守无为政策。乾隆告诫边官：“安辑边疆乃第一要务，不可生意外喜事之想也。”[6]（卷九十九，乾隆四年八月甲辰）与边外的安南（越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三国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双方未曾开边衅。乾隆登基时，安南还遣使来华庆贺，后安南内乱不断，清王朝始终保持不介入的中立立场。

这一时期缅甸处于王朝更迭、对外扩张的时期。面对缅甸的不断挑衅，清王朝仍采取“边夷固当将就了事，以夷治夷，但不可令其骚扰内陆”[6]（卷三三一，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己酉）的保守政策。乾隆二十年（1755年），缅甸东吁王朝王子入境避难，尽管此前两国已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清政府为了避免中缅纠纷，不愿收留落难的东吁王子，将其遣送出境。[7]

清廷在中缅边务上采取的保守无为政策还表现在对吴尚贤、宫里雁问题的处理之上。吴尚贤为云南石屏人，乾隆八年（1743年）到佤族居住的阿佤山区开矿，建茂龙银厂，该矿“打槽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6]（卷二六九，乾隆十一年六月甲午）并有护厂武装，是中缅交界地区强大的非政府势力。为了银厂的发展，吴尚贤与中缅政府都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乾隆十六年（1751年），吴尚贤牵线，缅甸东吁王朝使者出使了清廷，这是明万历以来中缅断绝关系后首次官方接触，吴尚贤本人也陪同缅甸使者入京。但清廷顾虑吴尚贤势力发展后无法控制，竟乘机将吴扣留昆明致死。

宫里雁是明末随永历皇帝入缅之遗民后代“桂家”的首领，在波龙（今缅甸包得温）经营银厂，18世纪中叶时，波龙银厂已发展到很大规模，成为缅甸北部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宫里雁联合当地土司反抗雍籍牙王朝失败后进入孟连，要求内附。而云贵总督吴达善却向其索要宝物，孟连土司企图吞并其部，诱杀宫里雁，并将杀宫之事通报缅方。

吴尚贤、宫里雁之死，正好清除了缅甸向中国傣族地区扩张的障碍。《道光云南志钞·边裔志上》评议这一历史事件时说：“滇人尝言，吴尚贤、宫里雁若在，岂有边祸?其说虽未必尽然，然足以见边外情形。能保厂者，即边防也。宫里雁与木邦相倚，即死，木邦不能与抗，缅祸侵及我耿马土司矣。”乾隆《腾越州志·缅考》的看法是：“尚贤死而厂徒散，群蛮自是轻汉人矣。”

强大的乾隆王朝为何在西南边防问题上采取比较保守无为的政策，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北边不靖。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以前，清王朝忙于平定准噶尔、大小金川、大小和卓之乱，无力顾及西南边事。

第二，许多朝廷要员认为西南边外“远在海外，无足重轻”。[6]因此，清廷在西南一线只有维持治安的绿营兵分防，且数量十分有限。如乾隆六年（1741年）安南内乱，清廷令边官防范，但广西巡抚杨锡绂奏称：“隘口甚多，……各协营额兵除在城防汛外，不敷分布。”[6]（卷一四四，乾隆六年六月辛丑）

第三，烟瘴影响边防政策。乾隆时期，西南沿边是烟瘴最盛之地区，迫于烟瘴的威胁，清廷和地方官员不得不采取保守无为的边防政策。

前述安南的变乱中，广西巡抚就报告说太平府属下之石土州“水土恶劣，距南宁五百余里，兵丁远戍瘴地，实为劳苦”。[6]（卷一四四，乾隆六年六月辛丑）乾隆八年（1743年），云南开化府边外都龙厂数千人聚居开矿，安南军队与当地土司发生冲突，矿厂社会秩序混乱，为了防止大批矿民避乱拥入内陆，开化镇总兵建议主动出兵稳定局势，但清廷认为：“交地炎蒸，瘴疠甚盛，我兵驻扎，恐不免损伤。”[6]（卷一九六，乾隆八年七月丙戌）

同年，滇西南孟连土司地发生战乱，该土司地有著名的募乃银厂，是清地方重要的税源，矿厂请求主管上级永昌府派兵稳定秩序，永昌府随即派兵，但云贵总督张允随认为“时当春令，烟瘴渐起，既难穷搜，并不能久驻其地”，[8]命令已派出的军队撤回。乾隆十年（1745年），张允随还撤销了滇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坝洒汛，理由是“坝洒一汛烟瘴最盛，难以久驻。”[6]（卷二三七，乾隆十年三月壬寅）乾隆十九年（1754年）七月，滇南猛梭土司地被境外沙人攻占，土司刀正民请求上级临安府（治今建水）出兵援救，但绿营军官认为七、八月正是烟瘴比较盛的季节，从府治临安（建水）到猛梭一路上尽是烟瘴之地，将士有生命危险，要求等霜降之后再发兵，因此延迟到九月二十日才在猛喇集结好军队，当绿营兵到达猛梭时，沙人已将当地掳掠一空而撤走。为此，乾隆皇帝十分恼怒，指责指挥官马秉祥行动迟缓，贻误军机，严令此次出兵费用由地方军政官员赔补不许报销。[6]（卷四七八，乾隆十九年十二月乙卯）类似上述因烟瘴不能在西南边地驻军用兵的情况，《清实录》中多次提到。

三、烟瘴对中缅战事的影响

烟瘴不仅影响了乾隆时期清廷和地方官员治边的方针和策略，对中缅战事的胜负及战后之边防政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乾隆三十年（1765年）至三十四年（1769年），中缅之间发生了多次战事，乾隆皇帝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清军两次深入缅甸境内，试图对屡开边衅，影响清廷边疆稳定的缅甸雍籍牙王朝以致命打击，以期彻底解除西南边患。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至三十年（1765年），缅甸军队多次侵入滇西南孟定、耿马、车里等傣族土司地抢掠烧杀，给边境一线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出身博学鸿词科的云贵总督刘藻，不懂军务，处置失当，被乾隆皇帝降职而自尽。边民受侵扰固然与刘藻不谙军务有关，但烟瘴影响军队的调动也是重要原因。乾隆三十二年云南巡抚鄂宁曾有奏疏说：“上年九龙江外兵以瘴死者不可胜数，官弁夫役死亦过半，马匹并多瘴毙。”[9]在处理缅甸入侵的边务过程中，刘藻曾有“轸念瘴乡，整兵稍待再图大举”等语，乾隆皇帝认为是不作为的借口，训斥说：“又岂得托言瘴疠，忽尔撤兵，宁不虑为远夷所轻玩乎?设我撤兵而莽子或乘此隙，进至内陆滋事，其罪又谁当之，况瘴气所聚，并非概地皆然，或此处有瘴，彼处即无，则兵行祇须越过瘴毒之处便可无患。若云烟瘴人必不可触冒，我兵既畏其气，莽匪又何独不然。岂可为此迁延观望之说，以误事机耶。”[6]（卷七五五，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壬戌）虽然乾隆皇帝的指责不一定正确，内陆士兵确实有不耐烟瘴的问题，但从中也可看出，中缅开衅之后，烟瘴客观上影响了绿营兵的调动，从而导致了战局的不利。此外，云南提督满洲人达启染瘴疠卒于普洱军中，缅军也是在我境内烟瘴大起之时主动撤兵的，由此也可以证实烟瘴对战事的影响。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清廷调老成历练的大学士、陕甘总督杨应琚来滇处理边务。此时，缅甸的战略重点是暹罗，正举全国之力进攻暹罗，骚扰中国边境的军队已陆续撤回，杨应琚和云南地方官员完全不了解对方情况，以为缅军怯战退缩，产生了轻敌的思想，适值木邦、蛮暮等土司请求内附，遂以为“今缅甸既人心涣散，木邦情愿归顺，是机有可乘”。[6]（卷七六八，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丙子）请求出兵入缅保护要求内附之土司，收复明朝后期以来被缅甸侵占的我土司地。乾隆皇帝认为：“天朝本无事求多于外夷，亦可收功蒇事。倘或怙恶不悛，果有可乘之会，不致重烦兵力深入，而成戡定之功，以永靖南服，尤为一劳永逸，该督老成历练，遇事素有斟酌，一切事宜，悉听其随时审量。”[6]（卷七六五，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乙未）同意了杨应琚出兵保护木邦和蛮暮的请求，改变了即位30年来在西南边务上的消极防御策略。清军随即进入蛮暮土司地新街（今缅甸八莫）。

新兴的缅甸王朝军事上正处于上升阶段，久经战火历练，战斗力和战略战术远远超过不习战阵的云南绿营兵。得知清军进入蛮暮后，即调集军队北上，在缅军的反击下，清军全线败退，战火引入内陆，缅军入境肆意烧杀抢掠，杨应琚却掩盖真相，仍捷报清廷。乾隆皇帝查对地图发现传来捷报的铜壁关、铁壁关地区几乎都在境内，清军屡屡获胜，战场却越来越深入内陆，认识到战报虚假。命先前已派往云南的侍卫，傅恒之子福（傅）灵安到前线了解情况，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初，福灵安禀报了清军大败的实情，乾隆皇帝震怒，将李时升、朱仑、赵宏榜、刘德成、乌尔登额等败将逮捕治罪，三月又将杨应琚革职回京，六月杨被赐死。

此次交兵，清军不了解敌方虚实、战争准备不足、绿营兵战斗力不强是战事失利的主要原因。但烟瘴这一客观因素的影响还是存在的。第一，云南巡抚汤聘曾报告说：“孟艮驻兵千名，瘴故者八百，染病者百余。”[6]（卷七八三，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乙卯）;第二，在战争末期，新任云南巡抚鄂宁以“该处春夏瘴发，人马皆不能挡，兵将畏瘴，气已馁。”[6]（卷七八三，乾隆三十二年四月庚戌）要求从普洱方向撤军;第三，战争后期乾隆皇帝提升御前侍卫福灵安为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兼永北镇总兵统兵援救木邦，希望其能为清军的失败挽回一些面子，福灵安奋勇向前，但到木邦后即染瘴，不久病亡。[6]（卷七八八，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丁卯）

一征缅甸。乾隆皇帝并没有从杨应琚与缅甸交兵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而把战事失利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绿营腐败不可用，杨应琚老病昏聩调度无方。他认为：“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区区缅甸而不加翦灭乎?”[6]（卷七八零，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乙丑）完全没有把缅甸放在眼里，决定征讨缅甸。于是从新疆伊犁调平定回疆的八旗骁将明瑞任云贵总督，准备彻底荡平缅甸。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五月，明瑞万里迢迢到达昆明，随即偕巡抚鄂宁赴永昌，陆续调集满汉官兵二万五千人，准备再次征讨缅甸。为了避开烟瘴的影响，明瑞选择了9月24日从永昌出征，分南北两路进入缅甸。此时，缅甸已攻破暹罗，可举全国之力抵御清军，而清军全然不知敌方情况。缅军采取了北路在老官屯坚守抗击清军，南路坚壁清野，引诱清军步步深入的战术。北路军在老官屯受到缅军顽强阻击，不能前进。南路为明瑞所率清军主力，虽然在蛮结获得一次较大胜利，但军至阿瓦附近时已人困马乏，粮绝无援，无奈只好撤军。缅军得知清军撤退后，立即组织反击，清军大败，主帅明瑞战死。

明瑞虽然选择了烟瘴较轻的季节出征，但烟瘴的影响依然存在。参赞大臣舒赫德、云贵总督鄂宁战后奏报云：“再查永昌百里之外，至潞江烟瘴渐盛，其余土司地方，亦皆有瘴。每年冬月渐减，至正月复生，一年之内，无瘴时甚少，且边外冬月虽无瘴疠，而水寒土湿易患疟痢，是以旧岁锡箔一路（南路）官兵，病者接踵。即猛密路之官兵，虽未深入，而驻扎老官屯、旱塔等处，水土恶劣，亦病者累累。”[6]（卷八零九，乾隆三十三年四月丙子）北路军总指挥额尔景额在指挥老官屯作战初期时就病死，动摇了军心，使老官屯久攻不下，无法南下增援孤军深入的明瑞大军，征缅甸的战略意图无法实现，从而导致整个战事失利。随明瑞出征的周裕在总结战事失利的原因时认为：“缅甸不过西南夷部落耳，人非勇健，器非利，不及中国兵远甚，惟持地险瘴重以自固。”[10]也认为烟瘴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二征缅甸。明瑞征缅失败，使清廷开始认识到缅甸的局面并不是人心涣散、四分五裂的状况，而是崛起了一个统一的新王朝。此时，缅甸主动提出议和，但乾隆皇帝无法咽下天朝大国丧师辱国之恶气，断然拒绝议和，决定再次兴兵雪耻。乾隆皇帝命大学士忠勇公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准备再次征缅。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三月，傅恒从北京出发，四月到达永昌，陆续调集满洲、索伦、鄂伦春、锡伯、厄鲁特等八旗兵万余人，绿旗兵4万人，骡马7万匹，以及福建等地水师参战。准备沿伊洛瓦底江水陆并进，一举攻下缅甸都城阿瓦。为了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傅恒违反常规，决定冒烟瘴于7月20日出征。傅恒率西路军沿江西面南下;阿桂率东路军由江东攻击前进，福建水师居中由水路顺江而下，三路大军齐头并进。清军与缅军在新街和老官屯一带展开激战。战争从9月打到11月，双方相持不下，互有胜负。西路军渡过戛鸠江之后即“遭瘴气多疾病”。[11]11月，傅恒向乾隆皇帝报告“奈因本年瘴疠过甚冬交未减，原派各营兵三万，满兵一千名，现计仅存一万三千余名，领队大臣亦多患病。”[6]（卷八四七，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丙申）副将军阿里衮、临元镇总兵吴士胜、正红旗蒙古副都统齐凌扎布、台湾镇总兵叶相德先后染瘴而死。清军病死和病倒的非战斗减员超过了半数，主帅“傅恒也身染瘴疠，现患腹泻，颇形羸弱”，[6]（卷八四七，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甲辰）此时，缅军也有较大伤亡，主动提出议和。阿桂等清军将领已十分疲惫怨战，请求乾隆皇帝同意议和。乾隆皇帝得知傅恒染瘴后，征缅决心动摇，同意撤兵议和，征缅战事结束，傅恒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初返京即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