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象学与历史学的成功结合：司马迁司马迁，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道他对天文星象以及历法音律均有精到的研究。看他的巨著《史记》中的天文、律历诸书，就可发现他是一个具有相当水平的星象专家。他本身是史官，而星历之学本是史官职责之一，故成为星象家也不足为奇。司马迁的星象学知识集中体现在他的《天官书》及《律书》中。 司马迁自称其撰《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的，在他看来，天人之际是有某种关联的，为此必须懂得星象。 司马迁的父亲曾向唐都学天官即星象，《天官书》称“星则唐都”，可知唐都是星象专家。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亦明星象之学。《天官书》说“太史公推古天变”，可知他是精通星象推算之学的。这个“太史公”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迁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的天象，联系到天子衰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的人事，又顺延而下，总结战国及秦汉之际的动荡变乱，联系星象变化，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然后才说“天人之际续备”。 这就是他的究天人之际的结论之一： 从星象学观点追究了天人之际的演变规律和内在联系。在《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指导思想下所进行的星象学研究和总结，使司马迁在星象学史上占居高度地位。 司马迁在总结前人星象学基础上，对星象学的要点作了简要概括。他在《天官书》中说： 以往甘氏、石氏的五星占法中，只有荧惑（火星）有反逆行。火星逆行所守的位次，及其他星辰的逆行情况和日月薄蚀等等天象，都可以用来占测人事。 他又说： 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载，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百年之中，五星（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没有不出而反逆行的。五星在逆行时，常常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基本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间的距离都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佐，它们的出现伏隐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即经常移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和移动的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那么，它们各自代表什么意义呢？这也是有着一定的原则的。 凡是太阳的变动，都象征着君主道德方面的事变，月亮的变化则都象征着政治上用刑方面的事情，星辰的变化都表示人类社会各种成分相互之间的结合联系与和好与否的事变。对于这些天变，要过了一定的程度才能进行占测。一般说来，两个国君同样强大时，有德的国君就会胜过无德或缺德的国君。两个国君都较弱小时，则那个虚伪狡诈的国君先亡。在发生星变时，最好的办法是修行道德，其次一等的办法是整顿政治，再次一等的是赶快祭神禳灾，此外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应付上天的灾祸了。在日月星辰的变化之中，恒星是很少发生变化的（即前述的属于“经”的那一部分的星，因此古人又称之为“经星”，即今天所说的“恒星”），发生变化最多且对星象学最为重要的是日、月、五星，故星象学中用的最多的是日月五星的星变之占。 只要掌握了上述这些原则，就能把握星象学的要领，就可以应用星象学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了。达到了这个程度，才可以说关于天官学问是真正精通和完备。 以上这一大段话，是司马迁写在《天官书》最后部分的结语，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星象学的把握、理解及其深度和水平。虽然没有他具体应用星象学占测某件事情之结果的例子，但应当明白，他的那部《史记》就是他运用星象学原理观察分析总结历史演变及其规律的最大成果，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其星象学思想在历史领域运用后的结晶。 在这个意义上讲，司马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星象家，他的《史记》就是中国古代星象学最辉煌的实践之果。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星象学，加深了对星象学及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理解，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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