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纪实||老家村组（一）

冬歌文苑 2021-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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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村组

序言

没几天就高考了，眼看又送走了一届学生，尽管这几天还是答疑、看晚自习为主题，但内心而言，颇有几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感觉了。办公室的同事们在商议着，高考后出去看看山水，缓解一下任课一年来紧张疲惫的状态，调整一下以利于重新披挂再出发。而我却始终放不下父母之所在的老家。洗手间与陈浩、赵志清等同事老乡碰面，相互之间所问的也大多是高考之后是否回去看看，似乎是心照不宣。都有相似的牵挂，都年届半百，上有老下有小，漂泊在外，最难以割舍的依然是生我养我的爹娘与那块牵魂挂肚的土地。

老家村组，坐落在建湖县城东侧20余里的黄沙港北岸河畔的一个角落，一如我们这些年届中年的汉子，有学名，有乳名。算学名的是官方称谓地址是双墩村勇敢组，但上了年岁的老人仍然叫那里算是乳名的刘墩。双墩取名原于高大土墩，但1971年冬季拓宽加深黄沙港而这两个土墩被挖掘了，位置大概在现在双墩生产队组南侧的黄沙港河心，双墩从此仅成了地名；老家队组农田经黄沙港的凿宽及北侧河堤而被占用其大半，原本三三两两零散的居民点因之划而为东西向毗连的一条龙村庄。至于刘墩，从表述上可能是这里刘姓居多而已，但父亲讲老家那田地在解放前大多是黄沙港河南大地主遼家与开明地主徐玉波家的，现在的刘姓同组里少数姓氏人家如金、王、朱、宋、鲁一样，系贫雇农成分，大多是靠出卖力气生活的。遼家是地方实力派、大地主，盘踞庆丰十八团（相当于现今十八个村的规模）；地主徐玉波的开明，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新四军发展到老家那一带后，他便交出了十几条枪的家丁武装，父亲一再说徐家二公子有才学，是建湖老县城有名的十三个留学生之一，据说他所写的十三张条幅与挽联，张张字体皆不同；解放前夕，徐氏举家赴港，远离了政治是非。至于祖父举家由蔡港金墩东迁，系1942年秋后的事（因在他文中已表述清楚，故此处不赘述）。

农村空心化大趋势之下，老家村庄渐趋衰败，印象中少小时鸡鸣狗吠、人声鼎沸，可现在从东到西总共常住着七、八个老人，缺乏了人气与活力，除了节假日，难得看到孩子与年轻人的身影。去年国庆期间已届97岁高龄的押大爹爹去世，寒冬里乡邻王二爷、王三爷亲俩兄弟仅仅相隔58天先后离世，每每如这些秋风黄叶之叹一类的消息从老家边传来，我都感到老家那渐渐弥漫开的没落与萧条。记忆中一个个鲜活的乡邻，一如老家大树上的黄叶，悄然回归于那片熟悉而又浸染汗水、饱含辛酸的土地，化成了一个个散落于田间地头的坟茔。平凡的人，平凡的事，或许数十年后，留存于世的仅仅是冰冷石碑上的名字，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故事，也如清明、冬至或除夕，儿孙们烧化纸钱散落在他们坟前的灰烬，转眼间便被风刮走，再无声息与影踪。

本文的主人翁皆是生养于老家村组那片贫瘠的土地，他们也曾拉扯着一家老小，挣扎着生活在温饱的边缘，流汗流泪并最终回归于老家那片土地，他们的人生生活，一如老家门前的那边大河的河水，平稳、从容、淡然地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流程，偶尔也会激起一片两片的浪花，但终归“逝者如斯夫”日夜不息，渐渐消逝于过往烟云之中。我动笔的目的，不想去褒贬他们的人生与品质高下，不作古人所云的“盖棺定论”事，只想用笔整理下我所知道的发生在他们身上哪怕一星半点的故事，聊以引发后人对他们的追忆与哀思。

落户于刘墩

说起老家，曾听祖母回忆，那时我父亲才四、五岁，二叔尚不足周岁，正跚跚学步，想必祖父也是一个很有性格、容不得别人污蔑的一个人，因我父亲玩耍时无意间扯断了地主吴家的一棵葫芦藤，地主娘子脸色极为难看，即使在祖母替她移栽了葫芦苗之后，她仍风言风语，祖父气极，当场敲定秋后辞去这家田地不种，于是祖父母当年秋收后与地主结清收成所得，举家由蔡港金墩东迁至刘墩，另择地主徐玉波家种田，祖屋田产、风车木船、锅碗瓢盆，全都留给了二祖父一家，其时在民国三十二年（公历1943年）。这是我们家搬迁至刘墩之始。

至于刘墩，从表述上可能是这里刘姓居多而已，事实上的确存在过一个小小的刘家墩子，这刘家墩子位于现在东西一条龙庄子中间偏西南的黄沙港河心，其上住过老人口述中的刘姓如俊二爷、秦大爹爹、刘长宝的爹爹奶奶等几户人家，大多是低矮短小的丁头屋，其余人家大多是就着风车口或散落分布在田间地头的。这里的田地在解放前大多是地主遼家的，小部分属于地主徐玉波家。

据说，遼家田地跨黄沙港两岸南北，曾拥有庆丰十八个团的土地，团相当于现在的村级建制，少说也有数万公顷。而且十八团素有崇尚武艺杂技之风，遼家在极盛时家丁有数百人之多，建有规模不小的角楼，其四角及门楼顶上装有数架可填充发射数升铁砂的大口径铳子（相当于粗制的射程不远、杀伤性不强但威慑力极大的大炮），村落周边也修有濠河（护庄园的河道沟渠），配有吊桥，白天放下桥面通行路人，到夜晚时分则按时按点搅起缆绳收起桥面关上庄园对外的大门；庄园附近的过往路道也设卡盘查路人行踪，俨然有自卫性割据味道。其实在抗战时期侵占老湖垛的鬼子大约也只二十六、七人的光景，其余是由大多毫无信仰、仅为了混口饭吃的流氓、地坯拼凑而成的伪军部队跟着摇旗呐喊，为鬼子作伥，今天的建湖县城那时相对低洼，一如兴化现在浮在湖面上的垛田，所以老人口中往往叫它“湖垛”或“糊涂街”，湖垛周边一带因低洼易淹，那时非常贫穷，只有三三两两地分布着的几十户贫苦人家，日本鬼子很轻易就占据了湖垛。马庄周边一带，如遼家的十八团等地主庄园武装强势，而上冈一带多有新四军游击队活动，鬼子在上冈多遭游击队袭扰而不得不多次占而复失。鬼子每每在日头出山由湖垛向东去上冈扫荡，不得不向遼家地方借道通行，得到许可方能通过，而在太阳落山前又不得不龟缩回湖垛保命，不得不再次向遼家借路，所以老百姓口中有“纸糊的湖垛，铁打的上冈，鬼子到了遼家庄，望都不敢望”的说法。土改前夕，遼家明大势、识时务放弃了对武装与田地的拥有，武装主动上交，主动实施了耕者有其田，将土地所有权限赠与了受雇农民，至于风车、耕牛、木船、牲畜、农用器械等归于使用者所有，碗筷、家具与坛坛罐罐任由雇农们取走，所以除了身负命案的遼家老大被新生的人民政府正法外，其他人等得以全身而退。遼家后来追随蒋氏退居台湾，现今全家老小亦有四十余口，可谓人丁兴旺、家道不衰。

祖父母举家东迁，受雇于开明地主徐玉波，地主徐玉波的开明，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新四军发展到老家那一带后，他立马交出了十几条枪的家丁武装；老人回忆中徐家二公子有才学，是建湖当地有名的十三个留洋生之一，据说他为一户人家丧葬中所写的十三幅挽联条幅，张张字体不同，压根看不出出于同一人手笔；这徐氏二公子聪明，还在于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上，抗战中后期，他在山西读大学即写信劝导作为地主的父亲，“一块大洋一斤的肉，吃得；但一块大洋一亩的田地，买不得了”，在他的坚持下，徐氏一家解放前夕，还是远走高飞去了香港，远离了是非。

乡邻中的王姓，原本有两家，其一是王家彦一家，另一家是王学圣一家。王学圣家境在解放前是本村小地主或者上中农家境，也正因这属于“地富反坏右”分子一类的成分，命运可谓多舛，记忆中有两个儿子，王小武子与小双喜，小双喜是王学圣四十多岁才生的小儿子，老来得子。据老人说王学圣老婆小他本人十三、四岁，颇有几分姿色的，至于她何时离开王家的，语焉不详了。开挖掘宽黄沙港之后，王学圣被生产队安置在北荒，住在生产队为他土垒的两间茅草屋里悕惶地度过余生。老家村组因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拓宽加深黄沙港约一大半田地被占用后，当时的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级组织）划拨了位于冈西砖瓦厂南侧、周墩队组的北侧的一百大几十亩荒地归老家生产队改良耕作成农田，相对于老家队组而言位置偏北，故老家人称那一片田地曰“北荒”。那一片田地地势较为低洼，雨水多时极易被淹，需要人在那看住沟渠缺口放水或打坝潴水，因队组中仅王学圣有坏分子身份，自然这份差事就落在他的身上，但时隔不长，他便生病去世了，生产队出人出力伐了集体的一棵老杨树制成棺椁，草草安葬了他。他大儿子叫王小武子，儿媳叫成兰，后来建了三间砖瓦房，他一家离开时卖给了刘安标，据说现在家在盐都葛武，多年来靠收废旧起家，拥有多个规模很大的废品收购站，总之是发财了；小儿子叫双喜，王学圣死前挖出埋藏在家中床脚下的金银器，让儿子们分有，交待小双喜找个女人好好过日子，但小双喜终究没有如他父亲所愿，犯事被关押多年，记得被释放回乡时，遇我奶奶，奶奶故作不晓世事，问他是从哪个部队退伍回来的，他腼腆地笑了笑，但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据说后来也混得不错。

王家彦带两个当时尚未成年的二儿子王连法、三儿子王连才与两个女儿来到刘墩的故事应该更早几十年。王家一家原本是盐城楼王庄人，为逃饥馑荒年，举家迁到庆丰，受雇于遼家，但当年遼家黄沙港南北都有田产，而大儿子王大那时已娶妻成家就留在现今的庆丰镇长宏村做雇农，地主老爷遼老板看王家彦老小均老实肯干，安排他携妇将雏过河来刘墩种田，就着北侧河畔的风车口搭建一间茅草丁头草屋安顿一家老小藏身。至于王连法、王连才（就着其在家排行，后文称其王二爷、王三爷）成年后兄弟分家分门别户，其时进入土改与合作化时代，王二爷便在老黄沙港边建土房立户，王三爷仍在原风车口的老墩子上翻新房子。因黄沙港拓宽工程动迁，王二爷家成为紧挨着我四叔西侧仅隔一户的邻居。

紧挨着我四叔家西侧的邻居是刘德法家，但我小时候一直不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刘德法的老母亲被称为“卞大奶奶”？这老太太高寿，所说与毛泽东是同龄人，在她八十大几岁死时，我已记事，印象很深的是她死时刚好是抢收小麦的麦场口时节，她被穿着厚厚的送老衣服，躺在挺尸床上，迟迟断不了气，刘家堂房厅间小，点燃起好大一捆钱粮纸来，家里本来就热得像蒸笼，加之那纸烟浓重，就是好人也被呛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呆不了几分钟就出来透换口气，大约好几十分钟后，呼吸气声渐渐变小，终于没了气息。这刘德法原本是高作人，老卞大爹爹原本是遼家管账房的大管家，卞三是遼家管家保镖，这卞三有双手举枪击落飞鸟的本事，那时里下河地区的物资往来多靠行船，卞氏兄弟因体魄彪悍，所押船舶装运粮食、油盐、木材，布匹等经高作南来北往，时有靠岸就食、过宿、贸易活动，而那时刘德法母亲容貌俊俏，虽嫁刘氏农民已生养四个儿子，但家境拮据、温饱无着、艰难度日，老卞大爹爹体格彪悍、出手宽绰，一来二去，便与之日久生情，这妇人舍弃了原来贫寒家庭，带着年龄尚小的四个儿子跟着老卞大躲进了遼家角楼过日子了，这原本是刘家媳妇的少妇人摇身成了卞大奶奶，拖油瓶性质连带来的四个儿子也跟着改姓为卞，排行老三的幼年的刘德法改名成为了卞树华。当年高作刘家来人找过老婆孩子，但地主遼府三里一岗、五里一哨，根本进不了遼家交涉，无奈何便失望而归。——至于后来，卞树华改回原名刘德法，那是到了卞树华成年即将娶媳之时，与老卞三闹矛盾，老卞三骂他是外来的野种、非卞家人，卞树华一气之下，回骂三叔，“你姓你的卞，我姓我的刘”，从此卞家是路人，改回他原名刘德法（因排行老三，所以乡邻多称其为刘三爷或刘三爹爹了）当年的刘四，过继给了湖垛街南的刚姓人家做养子，但刘德法、周洪銮夫妇没有生育孩子，后来又把刚家的第五个孩子过继了过来，改名刘安根，乳名小五子；至于安凤，则是收养的略大于安根的一个女孩，后来嫁给了工作在石桥粮库的裴家，可惜那男的五十多岁便得病去世了，他家的三个孩子中大儿子与女儿先后也生病相继去世了。安根在结婚成家后迁回了建湖原父母家所在的城南郊，夫妇在县城做起了贩卖蔬菜青货生意，也生了两个儿子。至于卞大奶奶嫁老卞大后是否生过孩子，说不清楚，反正安根是有个姑妈叫刘宝子，长大后嫁沿河村凌玉培家，其最小的儿子同我仿佛年纪，小时候一道玩过；既然是卞大爹爹所生，那又为什么姓刘呢？

鲁大木匠家原本也是替遼家种田的雇农，因为王家彦一家料理不过来上百亩田地，所以地主遼老板也安置他一家来黄沙港河北在毗邻王家所在风车口东侧的风车口搭建了又一间土坯丁头屋安身，王、鲁两家相居不远。等到鲁大木匠膝下两儿子成年后，鲁海銮（后文称其鲁三爹爹）仍留在原房址，而鲁海坤（后文称其鲁二爹爹）另择队组刘安虎房后作屋基建房分户。

其实，老家所在村庄，从百度地图上寻找，还有另一个名字——大朱家墩，朱家原本也算是当地一大户，田地、车船、牲畜原本也不少，奈何成于勤俭败如推沙，民国时期两三代儿孙的不善经营，偌大的家产几乎败光，即便是大朱家墩子，也仅余其西南一隅的三两丁头小屋安家容身。儿时记忆中，大朱家墩上，不只朱二爹爹家，还有一个五包户老人朱四爹爹，朱四爹爹的那两间土坯小屋坐落的高墩子印象中还比东南侧的王三爷家与西南侧的朱二爹爹家房基要高三、四尺，朱四爹爹与朱二爹爹可能是相对远房的堂兄弟，这关系我没理清，但听说原本朱四爹爹是有老婆有儿子的，但朱四爹爹脾气火暴，用现在的话说是家暴频繁，老婆带着儿子跑了，没再回来。朱四爹爹留给我的故事有二，一是我嫡叔伯二哥周岁时，他见孩子非常可爱，一点点高的小人即会走路，用尺子一量，约摸一尺八寸高，二哥得绰号“尺八”被叫了许多年；二是晌午或下午三、四点时，集体劳作休憩时，几个男人打扑克牌，可能是谁出牌又悔，朱四爹爹怒而撕了一张牌，骂骂咧咧、推嗓起来，继而打牌人把整副牌全扔了出去，但这成为孩子高兴的事，捡起来聚在一起玩那并不全的牌了。朱四爹爹临终之前一阵子，吃喝拉撒全需要人服伺了，队里安排是各家轮流服伺的，母亲说过，那老人看人家的，对他好点的，他也善待人家，从来没有作难过我家人。

至于宋家，本来是上冈人，因老朱八爹爹的夫人姓宋，抗战时期这一家老小仅靠一条小木蓬船容身乞讨于其姑妈朱家的大朱家墩周边，常年停驻于此河畔沟口，没三两年其长子宋学康被劝督参军，乡公所考虑宋家已成了军属，一家老小不能再蜷居于小船乞食生活，于是安置其上岸在朱四爹爹房子东南建一小丁头屋。宋家后来搬到队组西侧南北向一条龙庄子上，那是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