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的余澜（二） ——“国际风”和“台港热”

新用户24030ygV 202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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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是针线，制衣何寂寞！

为他人作嫁衣裳，丝毫不能错。

裁缝故事多，不乏喜和乐。

待到婚礼举行时，请你来祝贺。

“国际风”蔚然成风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探索，我对“国际文化”版的图书，提出向四个方向发展的规划：中华文化书系、语言教育书系、美术摄影书系、海外文化（“国际风”）书系。以小平同志唯一一次求赠的《二十五史白话精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书系崭露头角，直接带动了“国际风”书系的兴起。

“国际风”书系肇始于一本由公司上海经理部严正引进的小书，书小来头却不小，这是美国《华美时报》董事长、美国共和党亚裔总党部共同主席朱伯舜的纪实文学《与陈香梅两访中国大陆》，他首选的出版社就是“国际文化”。当获悉图书在大陆正式出版发行后，朱伯舜陪同陈香梅立即来京访问。朱伯舜虽非等闲之辈，但（至少）在国内鲜为人知，而陈香梅却是非同小可的名人，她是国际著名华人社会活动家、美国华裔共和党籍政治家、飞虎队陈纳德将军遗孀。

来者胸有成竹，我却浑然不知，原来朱伯舜已然拟定了一系列《两访大陆》首发式的活动，只是需要我出面邀请有关国家领导人光临。出版座谈会的首选之地自然是皇城，活动于1991年12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参加人员中除陈香梅、朱伯舜外，还有程思远、卢嘉锡以及王子野、高尚全、董辅礽、石泓、周纳新等在京名流。上海的出版座谈会我是非去不可的，朱伯舜特地为我预订了上海当时最高档的波特曼酒店一间套房。地处南京西路的外资波特曼酒店，堪称上海滩最豪奢高冷的存在，一时成为十里洋场的时髦地标。后来在南京、深圳举办的首发式，我则无暇顾及了，但有关省市负责人都分别参加了活动。北京和各地传媒都对《两访大陆》一书的出版，跟进作了报道和介绍。

先后走进“国际风”系列的图书还有：美籍华人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李玲瑶的《走向成功》一书，此书在北京大学举行首发式时，黄华同志应邀出席，李玲瑶的成功之路引起青年学子的热烈讨论。新加坡开国元勋李炯才的记述《出使八国记》，也经新加坡画家林祥雄介绍和委托而在我社出版。又经法、意驻华使馆推荐，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作家居伊·索尔芒和意大利作家、常驻中国的意大利记者伊拉里奥·菲奥雷分别找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带来了各自的著述《新国富论》和《中国相思录》。《中国相思录》一书出版后，我们与作者一起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举行首发式，意大利大使以及曾在意大利留过学的程思远副委员长共同出席。而法国大使在《新国富论》出版当天就在法驻华使馆举行了祝贺午餐会，作者和包括我在内的公司有关人员都应邀出席。然而当美国语言大师、《英语九百句》作者Edwin.T.Cornelius跨进我们公司大门时，使这股“国际风”刮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国际风”书系中，有一本由青年编辑小许引进的《生活的花束》尤为令人注目。作者是驰名全球的国际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尽管著作等身，但他对这本小书《生活的花束》却是特别珍爱。这是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继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后，又一次与我们的合作。

“书”的余澜并非到此为止，池田大作在1992年10月率领一个千人代表团访华时，邀请我出席了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我被恭敬地安排在贵宾席上，亲眼目睹了千人信徒向他虔诚膜拜的震撼一幕。更有甚者，池田大作竟为我准备了“和平与友谊”勋章，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贵宾厅亲自为我授勋，新华社记者特此对此做了报道。在此后约十年中，他本人或通过他的助手、日本创价学会副会长三津木俊行，不断向我赠送他的新著，还有岁岁的圣诞贺卡和经常不断的传真、书函联系。墙内开花墙外香，令我感慨的是，池田大作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眼中的“贵人”，只不过是中国境内的一介小裁缝而已。

“台港热”书海荡波

调入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之后，才逐渐了解到这家出版社不仅剩书如山、亏损累累，更是一辆未经国家工商局登记注册且又被出版署内定为即将被兼并的“黑大巴”。在我任职之后坐垫未热，恰逢全国开展“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旋风，就接连收到了国家工商局和新闻出版署发来的勒令公司停业整顿和撤销的红头文件。风波迭起，大祸临头，我与副总经理洪忠炉不得不马不停蹄地展开一场“救亡”工作。孰知旧账未了，新事件又接踵发酵：一次我们向出版署图书司上报一本挂历选题请求审批时，司长杨牧之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一趟。我在他办公室坐下后，他客气地对我说：“谢总，你们出版社不仅不能出挂历，而且连你们现在出版的极大多数图书都不在你们公司的出版权限之内。”

“我应聘来时被告知，我们公司的出版范围是全方位的。”乍听到这一情况，我不胜惊讶。

“不对，根据你们公司成立时上报的出版范围，你们只能出版外国学者的学术著作，除此以外的出版物全属非法，而这类非法出版物你们已经出了不少了！”杨牧之随即递给我一份当年公司筹办者递交报批的申请报告，“请你看看这上面写的内容。”

接过这份公司最早的档案，看到白纸黑字写得一目了然——公司图书的出版范围是“凡国外作者和出版者在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有价值的书稿……”读到这里不是令我哭笑不得而是傻眼了，想不到创办者为我们留下如此一份“宝贵”财产，按照如此狭窄的“出版范围”，出版社还能生存吗？

面对现实，我只好向司长告罪并讨教补救办法。幸喜公司在前一段时间以来，形象已大为好转，信誉也不断提升，杨牧之不想难为我，就诚恳地为我作了点拨。随后我按锦囊妙计重新向出版署申请了图书出版范围，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公司获得的批复是“除文学作品外，可以出版其余所有门类的图书”，并且公司的书号无数量限制。

经社科院经济学家厉以平的介绍，我结识了台湾著名出版人、经济学家、教育家高希均。大陆读者或许对高希均的名字感到陌生，但他的名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则是深入人心，再有他创办的《天下》、《远见》两本杂志也广为人知。当我们再次在北京相遇时，高希均向我提出希望在大陆出版他和李诚主编的一本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台湾经验四十年》。这本书在政治上极度敏感，而内容对于大陆的“四化建设”很有裨益。于是我说服了国台办负责人，最终得以批准并出版了此书简体字版，书名更改为《台湾经济发展（1949～1989）》。此后，出版署在征得国台办的同意后，又额外给予我们“可以出版台港图书”的特权。

后来高希均不仅每期给我寄来《天下》、《远见》杂志，而且两家杂志社的主编及编辑们遵他之嘱，每到北京总不忘与我联系或见面。而他赠送给我的一盒《一同走过从前》录像带，真实地记述了台湾经济在四十年间复苏发展的历程，史料十分珍贵。当我转送给中央电视台台长王枫时，他表示很感谢，他们曾听说过这部录像，却一直未能搞到手。

一次高希均在京与我见面时，提出了一个我觉得有点异想天开的想法，问我能不能合伙在北京开一家文化咖啡店。他设想的这家店，店内四围都是书柜，摆放着包括台湾和中国大陆在内的中外名著，图书并非出售品，仅供进店饮用咖啡的来客在世界名曲的播放声中翻看阅读。高希均是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他在咖啡店内描绘了一幅世外桃源的图景。他说我们之间的分工是由他筹集全部资金，我们负责申请执照和日后的经营管理。而在那个连“咖啡店”的概念也没有的北京城，要在工商局开创这么一个先例谈何容易，何况这还是一家与台方合资的店，尚需经外贸部门批准。我在通过关系奔走到第一个窗口时就吃了闭门羹，以后的程序自然无法进行了，只好辜负了高希均的一片好心和一个美好的愿望。

为国学大师南怀瑾出版《老子他说》和《孟子旁通》，自然是出版社的荣幸。步他与高希均之后尘，另一位经济学家、台湾“交通部”顾问欧阳正宅，也慕名来到公司。他希望将其台湾繁体字版的《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借用“国际文化”这块宝地出版一部简体字版的新书。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历程，是欧阳老先生长期积累和研究的结晶，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系一部不可多得的经济史著述。经上报审批并同意出版后，欧阳正宅来公司与我签订了出版协议。本书出版后，欧阳正宅多次来京，每次来京总不忘与我见上一面，而他也总是谦和地对我出书一事表示感谢，令我十分感动，也使我感到作为一个裁缝的欣慰。

在我任职期间乃至退休之后，台湾锦绣、大地、远流及香港三联书店等多家出版社长，曾先后与我面晤洽谈合作，但因政策所限均未能如愿。由美国潘毓刚教授代表台湾时事批评家、作家李敖，授权将其作品由我社出版的诱人“礼物”，也因同样原因而不敢接受。最后一位与我交往甚密的台湾文人应数简志新了。简志新（简瑞甫，人以“简公”尊称）是台湾《中国时报》副社长、《时报周刊》发行人。我们相逢恨晚，结识不久我就解甲归田，已与他无“作”可“合”，但他每次来京总要与我喝上一杯，别无他事，只是酒逢知己谈心而已，也许是年龄经历的关系，老哥俩很谈得来。有时他只到上海，就来电邀请我去沪一晤，只要可能我也一定应召前往，在上海可以随他到功德林享受素斋美肴。后来他也退休了，到大陆机会不多，初时尚有信函来往，以后就慢慢淡化了。我想要是现在能以微信重接断线，那倒真是一大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