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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宝康兄的《订阅报刊似不再》一文，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四十年前那段办刊的酸甜苦辣的日子。 宝康自述：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处于文学和梦想飞翔的岁月，毕业参加工作后，虽然收入不高，却毫不犹豫地抽出钱来订阅文学杂志。可谓——青年有梦志气高，爱订报刊。爱看报刊，挤瘪钱包心也甘。 我比宝康痴长数岁，当年正从科技改行进入出版行业。与他恰好相反，我没有时间看杂志，但却煞费精力地大办杂志。算起来我在十年间接连创办四种刊物：第一本中美民间合办的《科技导报》（创办成功后移交给中国科协，至今尚在出版发行）、另一本中日民间合办的《明日》、再一本中日民间合办的《友好21’》（日文版，在日本发行），第四本经中央各高层部门审批同意的中外（港）合资《星光月刊》。也正所谓——中年创业豪情高，爱办期刊。屡办期刊，呕心沥血不畏难。 在担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总经理时，我同时兼任《明日》、《友好21’》和《星光月刊》三本杂志主编，而且对杂志业务花了颇多精力。仅两名编辑的《明日》在创办三年后因经费困难而停刊，而留下来两本杂志的编辑人员最多时也仅为六人（其中多为合同工），在没有电脑的年代，工作之繁忙辛苦可想而知。为赶上按时印刷出版的时间，编辑们彻夜不眠地编排稿件是家常便饭。尽管条件艰苦而且工资十分低薄，然而几个年轻编辑，都为能加入到史无前例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杂志社而深感自豪。 心心相印同行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当日历翻到1994年冬时，在杂志社办公地点、北京王府井东单三条甲33号的一幢白楼内，出现了我与《读者》（原名《读者文摘》）杂志两位创办人之一郑元绪邂逅相遇、一见如故的一幕。 郑元绪与我同为理工男，他于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而我则是1964年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 故事起源于1993年6月1日，国内第一本中外合资（迄今还是空前绝后）的《星光月刊》，轰轰烈烈在首都大酒店隆重创刊，国内外各大华文报刊都作为头号新闻予以报道。与此同时，作为合资港方星岛报业集团的股价在港顿时上涨十倍，财源滚滚而来。然而让港方受益多多的《星光月刊》，尽管受到许多文学艺术大家和读者们的大力支持，各大报刊也不断宣传、介绍和转载刊中的大量文章，但在连续出版一年半之后，经济还是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个中原因是财大气粗的港方仅投资了区区98万人民币，而且号称“凡有华人就有星岛”的港方，按协议应承担海外发行的任务和要求，然而他们在海外的发行量居然没有实现“零”的突破，按他们要求刊登的广告也无分文入账中方，不过却毫不吝啬地向大陆有关高层领导赠送钱财。港方的卑鄙目的是企图逼走合资的中方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将杂志的刊号和出版发行权窃据己有，使之成为星岛插在神州国土上的一颗钉子，成为海外所有新闻出版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唯一旗帜。 恬不知耻的港方将亏损的责任全然归咎于中方，不断指责作为主编的我和常务副主编丁惠黎是外行，不懂得办杂志。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1994年冬的某一天，一位中年男子突然走进星光公司办公楼，被领到我面前时自我介绍说：“我叫郑元绪，希望到《星光月刊》编辑部工作，你们需要我吗？”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令编辑们都感到十分惊喜，而我却是早有所知，因为一天前我已接到新闻出版署期刊司司长张伯海来电说：“老谢，《读者》创办人、主编郑元绪离开兰州来北京创业，我让他从各家出版社任意挑选一本杂志，并由我出面建议他作为主编。但他对我推荐的多本杂志均未看上，一眼看中了你的《星光月刊》，因此我预先和你打个招呼，请你为他的工作做适当安排。” 郑元绪的到来对《星光月刊》来说无疑是一支强心针，双方洽商后一致同意仍然由我挂名主编，而他则代替年轻女诗人丁惠黎担任常务副主编。其实丁对杂志真是尽职尽力，杂志也办得有声有色，但她的“专业性”始终受到港方质疑。而现在由号称“中国办刊第一人”的郑源绪担任常务副主编，港方还有什么指责的理由呢？何况郑元绪百里挑一，看中《星光月刊》并对杂志予以好评，也是对港方蓄意指责的最好回答。 我自然十分欢迎郑元绪的加入，但考虑到日渐恶化的经济状况，为不耽误他的前程，还是如实地将目前的窘境告诉了他，希望他慎重考虑和选择。然而郑元绪毫不犹豫地答应任职，他带来了《读者》的新风，从1995年第一期起，对《星光月刊》的风格作了若干调整，在继续保持高雅格调的前提下，使杂志可读性有了很大起色。 香港行内人都知道“要破产，办期刊”这句俗语，办一本新杂志若无三年经费的准备，是难以维持下去的，郑元绪本人就曾有过带着初办的《读者文摘》来北京沿街叫卖的记忆。尽管郑元绪竭尽全力和全体编辑销售人员同心协力，但当《星光月刊》出版到1995年第四期时，经济状况已几乎山穷水尽。由于体制所限，同为我领导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不能为星光公司解囊相助，而富可敌国的香港星岛集团则是幸灾乐祸地隔岸观火，对我们的求助充耳不闻，坐视不救。 正当我和郑元绪、丁惠黎等人千方百计设法努力挽回颓势时，号称“报业大王”、星岛集团董事长兼星光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胡仙，突然发函通知我终止《星光月刊》的出版。对此我十分气愤，在请示合资公司董事长、人民日报社老社长秦川后断然宣布，接受星岛挑战，中断中港的合资关系。星光员工在听到这一消息后，深感委屈和气愤，几位年轻编辑为此写下一首泣诗： 哭《星光月刊》并致星岛领导 《星光》黯然，版史留憾。 百年良机，毁于一旦。 一手遮天，败事在人。 前车之鉴，慎防后患。 《星光月刊》编辑部全体同仁 1995年4月最后一期《星光月刊》出版之际 《星光月刊》终止后，尽管港方在中国上层有“代理人”撑腰，但鉴于违反中国新闻出版规定，更受到中方主管部门人民日报社的强烈反对，港方妄图独家鲸吞《星光月刊》的打算也成了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而可笑且又可悲的是，搞垮《星光月刊》之后，胡仙就运交华盖，事业频受重挫，个人负债已达6亿元之巨，最终走上了不归路。虽然拍卖了包括虎豹别墅在内的祖传物业和所有星岛报刊及大楼，仍然资不抵债，胡仙也从满戴光环的大名人沦落为一无所有的孤单老太婆。 事后毫无人情的港方拒不发给编辑人员任何解散补偿费用。对《星光月刊》充满期望前来就职的编辑们只好自谋出路，各奔前程，郑元绪也成了其中的受害者。好在凭借《星光月刊》的名声，解散后各自求职的编辑，分别被几家著名报刊社抢走。三十多年过去了，回想往事，我至今心潮仍难以平静，对同甘共苦两年的编辑们特别是郑源绪衷怀谦仄。其后我曾与郑元绪通过几次电话，询问他的近况，获悉他已为某家文化公司聘任并委以重任，又开始了新的创业和追求。我为这位追梦人的再度启程远航感到欣慰，并衷心祝愿他好人一生平安。 宝康兄不再订阅报刊，实乃明智之举。当下报刊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读者寥寥，财库空空，停刊关门的消息不断传来，令曾经的同行甚为叹息。早已无职无权更无钱的我，不办也不订杂志，闭门造车，宅家笔耕，犹如独自在府山风雨亭中拉二胡——自娱自乐。日积月累，没想到竟也出版了数十本作品，权且一个人喝杯老酒庆贺吧。不过自己不掏钱订阅报刊，但报刊却不请自来：一是每年的书报费照发不误，但只允许内循环，于是年年订阅两本文学刊物。二是一报两刊也是每天每月按期寄到家中，都是赠送的。大概眼界过高，觉得现在的报刊文章，读之似有味同嚼蜡之感，只好以卖废纸添补零花钱了。 与宝康兄有所不同的是，我不读报刊却依旧不忘初心，念念不忘办刊。恰逢互联网空前发达的好年代，于是随波逐流，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平台杂志，名字取了颇为“自恋”的《晨鸟之歌》。平台本是装载自己文学作品的专车，后来喜爱文学的同学张文元、王保全、孙恭沛以及已故的沈国安等相继搭上便车，邵力子之子邵大平和稽中老书记金华定也偶尔光顾，于是《晨鸟之歌》就非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了。 近来更有一些绍兴名家如军旅作家徐志耕、“三绝（诗、书、画）”诗人张德强、文学俊才何宝康、文史专家何信恩等频频光临，甚至身在海外的乡友王亚栋和华侨大学理工女涂帆教授也不时现身，使小小平台增光添彩，蓬荜生辉。能否把《晨鸟之歌》办成一本在天空飞翔的杂志呢？成为我新的欲望，新的追求，不过一切顺其自然吧。作为老来自己耕耘的一方小田地，效法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不失为一道风景，一种享受。（上图中2018年误写为101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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