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精神：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审美取向，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宋代是我国绘画艺术最为繁荣兴盛的时期，其所达到的艺术成就，令后代望尘莫及。北宋院体花鸟画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典范。重写实写意、重意蕴情趣、讲求理法，在反映自然物理中寄寓人的主观感受，形成了精致化、理趣化、诗意化的审美特色。一个时代的绘画与哲学思想间往往存在着一条隐性的内在联系。

这些联系直接决定着绘画审美特色内在心理结构的形成。在影响北宋院体花鸟画至深的思想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北宋哲学思想轴心地“理学”精神，和一个王朝无处不在的浓郁的文化气息，影响北宋院体花鸟画及广大画师群体的想法和创作。

一、“黄家富贵”范式的确立

在唐代史书记载边鸾、薛稷擅长画花鸟画，但并未有独立的花鸟画传世。直到五代时期西蜀的黄荃和南唐的徐熙，他们将唐朝对大型动物的专注上转向了对小动物的描摹上。唐代灭亡后，中国进入到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是我国第三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期，但在南唐和西蜀，战乱较少、经济和文化艺术立刻繁荣起来。

他们流连声色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奢靡腐败的生活。五代的花鸟画家黄荃在写实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作为前蜀的宫廷画师，他因为卓越的艺术天分被朝廷赐予了三品官服，曾当翰林待诏50余年。通过唯一流传下来的《写生珍禽图》可以管中规豹可见一斑。

黄荃终日与皇家御苑里的珍禽异兽、奇花异石为伴，严格按照皇帝的旨意、好恶以及宫廷的需要进行绘画创作，最终形成了“皇家富贵”的风格：注重细节逼真，以及翎毛色彩和纤毫毕现，完全是皇家的富贵气象和宫廷的气息。相传他画的丹顶鹤，引得真鹤飞来将画中之鹤当成同伴；他画的鹰贴在庙宇的墙上，使麻雀不敢上前。

他细致观察创作，最终开创了宫廷工笔花鸟画的繁盛局面。五代时期另外一位重要的花鸟画家，南唐的徐熙流传得下来的画作也很少，只有《雪竹图》可以参考。与黄荃不同他家境显赫，但终生未仕浪迹天涯。他的画作更具有生活气息，他不画珍禽异兽，更多地关注于汀花野竹、秋荷凫雁。

他不事雕琢用水墨淡彩，一气呵成清幽飘逸，后人难以临摹。南唐后主李煜非常认可徐熙的画作，国破亡家后其收藏的徐熙画作皆被带入宋家皇宫。宋太宗看到他的画曾赞不绝口地说：“徐熙花果画得好，其余不值一提。”历史中黄、徐两种风格似乎是泾渭分明、彼此对立的。

由于文人审美风尚在宋代晚期以来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黄荃富贵画风遭到了全面的批判，徐熙的地位一直远远高于黄荃。但是据相关资料显示，黄徐两种风格是相对存在的，黄荃有单用水墨或信笔洒脱而作的作品，徐熙也创作过色彩浓郁、工笔细描的作品。

或者可以说，花鸟画的繁盛，黄徐二人共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知识界对黄荃的偏见可休矣。宋代是文人的鼎盛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鼎盛的时代。在宋代顶级的文人甚至画家，许多都能在政治上大施拳脚被委以重任。很难想象在当时契丹、西夏、金、蒙古等列强的环伺下，还能产生如此中正典雅的高级文化。

虽然在军事上软弱，但北宋南宋仍然拥有着超强的文化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也并非完全典雅华贵的，其中也饱含着一股珍贵的英雄之气，例如在郑思肖等人的绘画中也可见一斑。可以说这些灿若群星的花鸟画家，乃至所有的画家的艺术成就的取得，都是整个宋代浓郁的文化所给予的。

北宋的历代帝王都热衷绘画，例如宋神宗对画家郭熙的推崇。在北宋黄荃之子黄居寀曾进入北宋宫廷画院，他的画作沉稳简净清静幽深。在他的主导下，黄氏花鸟画风成为标准得以延续发挥发展，他的《山鹧棘雀图》是工笔花鸟画的扛鼎之作，属于典型的黄派富贵精巧画风。此时徐熙之孙徐崇嗣则延续野逸简洁的徐派画风，但为了在宫廷画院立足，不得不贴近黄派画法。徐熙画派还创立“落墨法”、“没骨画法”。“没骨画法”用颜色直接创作，明丽鲜艳的色彩铺陈似乎更加切近了皇家富贵的风格，但去繁求简、率性而为的画法本质上仍然是徐派的风格。

宋代是工笔花鸟画的巅峰时期，也是文人花鸟画的初创时期。在早期的中国传统绘画中，花鸟画只是人物画、山水画的陪衬，但是到了宋徽宗主政时期，画院进入全盛，中国的花鸟画正式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宋徽宗本人创作的一系列优秀作品。青绿山水画也出现了巅峰作品：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世俗人物画也迎来自己的高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张择端、李唐、苏汉臣、王希孟都出自宋徽宗主持的“宣和画院”，徽宗将绘画正式纳入了科举考试，命人编纂了《宣和画谱》、《宣和书谱》。

他还命人搜集历代名画，临摹《洛神赋图》、《步辇图》、《捣练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名画，使我们有幸窥见名作的芳容。两宋画院人才济济，画家数量之多成就之高，画院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是其他朝代难以比肩的。

二、夺造化：理学影响下写实风格的形成

徽宗的《芙蓉锦鸡图》用了对角线的构图方式，通过芙蓉、锦鸡、菊花和蝴蝶等意象，构筑了一个富贵华丽，雍容典雅的诗意世界。芙蓉的活色生香，锦鸡羽毛的艳丽，蝴蝶的活泼可爱。《池塘晚秋图》、《芙蓉锦鸡图》和《瑞鹤图》中富贵华丽的景象完全不同，是一个生机盎然的乡野世界，充满生活气息。

这幅画证明宋徽宗赵佶也有追求诗意和天然之趣的作品。意味着除了错彩镂金的黄荃富贵画风作品，他还有很多徐熙画风的清水出芙蓉的作品。对于花鸟画的发展，赵佶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他使得工笔花鸟画在追求极致之美的路上大步前行，并造就后人无法超越的高峰。

但从另一个角度他又是失败的，对于中国花鸟画的发展着实有限：他阻碍了绘画风格的多维发展。赵佶独断专行，他不允许宫廷画家研习院体之外的风格，有丝毫个人的创新表达。赵佶过于强调形似，极尽奢华富贵，风格僵硬、匠气十足、缺乏个性。使这种繁缛浮夸富贵的，带有极强装饰性的工笔花鸟画，成为花鸟画领域的主流。

克莱夫·贝尔曾提出“有意味的形式”的说法，也就是说形式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它本身也是意义和内容本身。这对于解释北宋院体花鸟画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画的外在形式去探究蕴藏其中的深刻内涵。可以说宋徽宗赵佶的工笔花鸟画，师法自然以写生为手段，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写生，生动逼真地刻画出花鸟的形象。

他的绘画虽然呈现出鲜明的统治阶级的富贵气息，甚至被一些人批评为“萎靡柔媚”“腐朽享乐”。但他对写实和美感的极致追求却意义重大。通过《柳鸦芦雁图》等作品可知，他已开始讲求精细和粗放的结合，传递更多的人文关怀。求真写实、色彩浓烈、章法多变、造型严谨端庄、富丽典雅、精美绝伦。

进入当代中国绘画遭到了西方绘画的巨大冲击，康有为批判中国画不写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读，也是一种浅薄无知。宋代的工笔花鸟画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情况了。赵佶的这种极度的写实和格物致知的精神甚至被西方学者劳伦斯·西克曼称之为“魔术般的写实主义”。

现在看来，其对科学意识的崇尚和一丝不苟工匠精神，具有极强的当代意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一鸟一天堂。从细微的视角切入，却发现了宇宙人生的奥秘，呈现了世界的复杂和多维，在这个层面上看，宋代工笔花鸟画与宏阔的千里江山在意境上是同构的。宋画对日本、西方印象派绘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儒家经典《大学》中阐释的“大学之道”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齐治平的前提就是格物致知，只有科学严谨细致地观察世界，才能最终修齐治平。在宋徽宗背后还有崔白、赵昌、李迪等一大批，奉行写实主义的工笔画。

直到北宋宋徽宗赵佶创立画院，才将花鸟画纳入绘画类别，在徽宗的大力提倡之下，工笔花鸟画（画院花鸟画）的成就达到了顶峰，而这个顶峰又恰恰是他自己创造的。为了提升画艺，宋徽宗赵佶收集了大量的名人画作，反复鉴赏学习。为了更细致地观察动植物，他耗费无尽的财力，使他的皇家园林植满了珍贵林木，挤满了珍禽异兽。

这些也培养了赵佶敏锐的洞察力，他细致地捕捉着每个动植物的瞬间动态，一幅画中的月季，他能认出是“春时日中者”；一幅孔雀图，他能看出里面的错误，“孔雀升高，比先举左”。再师法造化通过艺术加工，他将美投注在了笔端，画出了花鸟的神韵，展现生活的情趣，真正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目的。

晚唐以来一种浓郁的唯美主义思潮就轰轰烈烈地发生了，在李商隐、温庭筠、韦庄等人的发展下，这股思潮延续至北宋。北宋初年也流行错彩镂金、雕章丽句的西昆体散文，柳永、晏殊、李清照、周邦彦等人的婉约词直逼内心、叙写个人内心复杂的情绪。但总而言之，国家的、政治的维度消失不见，只是去追逐于形式的美感。

这股唯美主义思考影响到绘画领域，便是五代以来以黄荃富贵画风为代表的宫廷画的兴盛，一直到北宋末年达到了顶峰。文化越精致也就越柔弱。唐志契《绘事微言》中写道：“景愈藏，境界愈大；景愈露，境界愈小。”清人笪重光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丹青竟胜，反失山水之真容；笔墨贪奇，多造林丘之恶境”。

儒家讲求过犹不及，做一切时间都要有节制和分寸。但很显然宋徽宗任意地放纵自己的想法，并用皇权的威力来打压不同的声音，根本不懂得节制的意义，并违背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旨归。作为皇帝在治国方面，赵佶无疑是失败的，他失掉了国家，但在他缔造的文艺世界、丹青王国中，他是毋庸置疑的画中之帝，是难得的天才和全才。

现实中北宋不在了，可他的丹青王国却坚不可摧，他创造的书画精神依然历久弥新。他独创的“瘦金体”后人难以模仿，独创的“天下一人”的花押彰显了自己的自信和才情。

三、总结

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一个“富贵”，一个“野逸”，一个强调细腻典雅、绮丽精工，一个注重清新自然、活泼生动，从此花鸟画两种不同的笔墨创作思维一直延续至今。此外北派工笔细描的花鸟画也是充满诗情画意的，也是中国花鸟画的重要遗产。

宋徽宗赵佶的花鸟画中也带有很浓的文人气息，他的诗文与书画合璧只能让后人仰望。他具有的高超的审美感觉和艺术自觉，宫廷画院和宫廷画师在他的影响下繁荣起来，不同类型的绘画都获得了极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