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錄》小序考［編按：此文發表於《歷史文獻研究》第46輯，廣陵書社，2021年，頁166—176。發表後作者略有增補，此係文字定本。但如有引用，請以發表本爲準。］ 《七錄》係阮孝緒所撰綜合目錄[1]，以收錄宏富、分類清整著稱，是《隋書·經籍志》（以下簡稱“《隋志》”）非常重要之學術前承[2]。由于此著久佚[3]，學人有所討論，主要以保存于《廣弘明集》内之《七錄序錄》爲依據[4]。對于該著之性質及基本面貌如何等問題，既有研究成果，堪稱豐碩[5]，但仍有不少重要問題有待深入探析。例如，《七錄》是否具有小序？如果有，其面貌如如何？有無遺存文本？同《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隋志》之小序，又有何關係？此等問題，學人即罕有討論。本文通過文獻繹讀、輯佚與重構，試對《七錄》小序問題，予以考論。 一、《七錄》小序之論定小序，指書目部類之後條别學術源流之說明性文字，係中國古典目錄之重要組成部分，是目錄學所以能“辨章學術，考鏡源流”[6]之重要手段。“小序”一詞，原指經典篇章之題解，如《書小序》《詩小序》等；用指書目部序，則首見《舊唐書·經籍志·序》：“煚等撰集，依班固《藝文志》體例，諸書隨部皆有小序，發明其指。近官撰《隋書·經籍志》，其例亦然。” [7]余嘉錫先生則用以通指書目部類之序：“目錄之書有三類：一曰部類之後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者；二曰有小序而無解題者；三曰小序解題並無，只著書名者。” [8]又曰：“小序之體，所以辨章學術之得失也。劉歆嗣父之業，部次群書，分爲六略，又敘各家之源流利弊，總爲一篇，謂之《輯略》，以當發凡起例。班固就《七略》刪取其要以爲《藝文志》，因散《輯略》之文，分載各類之後，以便觀覽。” [9]按其層級，可分一級類目之小序、二級類目之小序等。 由《漢志》之體製可知，劉向、歆父子之《别錄》《七略》，於每略、每類之下，俱有小序；《隋志》於每部、每類（篇）之下，亦各有小序。由《漢志》至《隋志》，小序之體，儼然成其序列。那麽，處于二志之間之《七錄》，有無小序？此一問題，通過《七錄序》下列文字之繹讀，大致可予論定： 阮孝緒“少愛墳籍”，深以“不能窮究流略，探盡秘奥”爲憾，其志向實已昭然；復對劉向、歆父子校定群書、撰寫敘錄、“撮其指要”之故事，極爲諳熟，故所撰《七錄》，即斟酌於王儉《七志》、劉氏父子《别錄》《七略》之體製而定其類别、體例。那麽，阮氏倣效劉氏父子成例，爲《七錄》撰寫小序，自在情理之中。關于此一問題，最具說服力之材料，見《隋書·許善心傳》： 十七年，除秘書丞。于時秘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爲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10] 唐初修《隋史》之時，《别錄》《七略》及《七錄》俱存[11]，故該史所記，極爲可信。由于許善心《七林》完全模倣《七錄》，因此，通過此段對《七林》體製之說明，可以反推《七錄》之體製： 據此傳，知《七錄》於每一錄各有總敘一篇，部錄之下亦有小序，與《漢、隋志》同。今《廣弘明集》所錄，特其全書之大敘耳。善心書《隋、唐志》皆不著錄，《隋志敘》亦無一言及之。蓋成書未久，旋即亡佚矣。[12] 余嘉錫先生推定《七錄》“部錄之下亦有小序”，堪稱定論。但是，對于《七錄》小序之面貌如何等問題，可能限于文獻不足，余先生並未予以申論；後來學者，對此也未能有所拓展。 二、《七錄》小序之輯佚小序“所以辨章學術之得失”（余嘉錫語，見前引），其于部類之意義，正同大序之于全目、解題之于具體著作相類，均係目錄學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重要手段。正因如此，小序並不易作： 計現存書目，有小序者，《漢志》、《隋志》、《崇文總目》、《四庫提要》四家而已，而《崇文總目》尚未足爲重輕。蓋目錄之書，莫難于敘錄，而小序則尤難之難者。章學誠所謂“非深明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别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蓋謂此也。[13] 惟其要能“辨章學術之得失”，小序因此並不易作（對作者之學術素養要求極高），也因此具有重要之學術價值，即使零篇斷簡，亦吉光片羽，值得珍視、探求。《崇文總目》雖“尚未足爲重輕”，而學人猶孜孜於佚文之輯錄，原因即在于此。 通過對傳世文獻内所存佚文進行輯佚，是發現、重構《七錄》小序面貌的重要取徑。《七錄》雖佚，尚有部分文字，爲後來學者如陸德明（《經典釋文》）、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及王應麟（《玉海》、《漢藝文志考證》）等所徵引。通過考察，知諸家所引者，多片文隻字，内容多局限于對人物簡要生平及所著篇卷之介紹。其中有幾組，内容截然不同，很可能出自《七錄》小序。以下試作分析。 （1）王應麟《玉海·藝文·春秋》“《夾氏》”： 《漢志》：《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史記正義》：《七錄》云：建武中，《鄒》、《夾氏》皆絶。 《隋志》：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14] 按：以上所引三條資料，均敘春秋學之授受與傳承。《七錄》一條，係據張守節《史記正義》（以下或簡稱作“《正義》”）轉引，序次在《漢志》、《隋志》之間，故其所引文本性質，當與二志相同。“《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出自《漢志·六藝略》春秋類小序[15]；“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出自《隋志·經部》春秋類小序[16]。《七錄》所云“建武中，《鄒》、《夾氏》皆絶”，討論東漢春秋學之傳承，且不限于某一家，亦當屬小序文字；度其位置，當出自《經典錄》之春秋部小序。“建武”係光武帝劉秀年號（25—56），故此數語所論，係鄒氏、夾氏兩家春秋學說在東漢初年之傳承興廢，必出阮孝緒之手無疑。 又按：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以下或簡稱作“《考證》”）卷三“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條，引《七錄》云：“建武中，《鄒》、《夾氏》皆絶。王吉能爲《騶氏春秋》。”[17]此條文字，需辨析者有二。其一，王氏雖徑稱《七錄》，但據上文所引《玉海》文字，知王氏並未見到《七錄》傳本，本條亦當據張守節《史記正義》轉引。其二，王吉係西漢昭、宣時人[18]，如阮孝緒在小序中討論其學之授受，當置於“建武”之前。因此，“王吉能爲《騶氏春秋》”一句，並非《經典錄》春秋部小序之文。 （2）王應麟《玉海·藝文·書》“漢尚書三家博士 尚書古文同異”條，引《隋志》云：“三家並立，而歐陽最盛。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注引《史記正義》： 《七錄》云：“三家至西晉並亡。”[19] 又，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卷一“歐陽章句 大小夏侯章句”條： 初，《書》唯有歐陽。孝宣世，立大、小夏侯。《七錄》云：“三家至西晉並亡。” 其說間見於義疏。[20] 按：“三家至西晉並亡”者，係敘歐陽（高）、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三家尚書學說在西晉之流傳興廢，從時代上看，必出阮氏之手無疑；又就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立論，並不針對某一家（種）著述而言，當係小序文字，且出自《經典錄》尚書部小序無疑。 （3）《玉海·藝文·三禮》“周儀禮 漢髙堂生士禮 曲禮”條，引《史記正義》云： 《七錄》云：“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玄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儀禮》疏云：“古文十七篇，與髙堂生所傳相以。”）[21] 又，《漢藝文志考證》内，亦引有文字相同或性質相近者數則： 《七錄》云：“餘篇皆亡。”（卷二“禮古經五十六卷”條，引《儀禮》疏“古文十七篇，與髙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絶無師說”下注引。） 《七錄》云：“古經，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同上條，“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下注引。） 《七錄》云：“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卷二“經七十篇［劉原父曰：當作十七］”條注引。） 《七錄》云：“自後漢諸儒多爲小戴訓，即今之《禮記》。”（卷二“大戴禮 小戴禮［不著錄］”條注引。）[22] 按：據前考，知上舉《考證》所注引《七錄》者四則，均當據《史記正義》所引據者析出。《玉海》所載，文字較豐，討論《禮古經》（《儀禮》）之授受源流，又論及鄭玄，當出自《經典錄》禮部小序。惟所舉“侍其生”其人，前所未聞。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卷下“梁其庶侍祝”條，有考云：“侍其氏，漢廣野君之裔孫，賜氏食其。後有爲武帝侍中者，因又合官與氏。而《七錄》有博士侍其生。王僧孺《百家譜》，蕭休緒取侍其義叔女。漢侍其元矩。魏侍其衡。宋侍其瑋。”[23]知王氏所見《正義》傳本，確作“侍其生”，遂用以考侍其氏之源流。 三、《七錄》小序之完篇通過上揭對傳世文獻所引《七錄》逸文之選擇、論析，知《經典錄》内尚書部、禮部、春秋部小序，尚有文字遺存，余嘉錫先生依據《隋書·許善心傳》對《七林》之記載，推出《七錄》具有小序之論斷，從而得以證實。《七錄》小序部分文本得以保存，實賴張守節、王應麟二氏之遞相引據，一線相傳，可謂功不可没。同時也不難發現，上揭《七錄》小序文字，均係王應麟據《史記正義》轉引者，並不見于今存《史記》三家注合刻本内[24]。由此引發如下問題：（甲）張守節對《七錄》之徵引，是否可信？（乙）爲何今《史記》合刻本之《正義》内，未見更多徵引資料？（丙）王應麟有無可能見到三家注合刻本以外之《史記正義》文本？ 張守節（682～？），《舊唐書》《新唐書》均無傳。其《史記正義序》自署官職爲“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 [25]，係太子東宮屬官。考“侍讀”之職，“無常員，掌講導經學” [26]。東宮設有崇賢館（後改崇文館）作爲太子學館，太子、諸王要修習五經、四史（《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國志》）；館内侍讀，俱一時名儒，如孔穎達、劉伯莊、王元感、李善、褚無量、劉知幾、張嘉會等。張守節榮任斯職，足見其學殖深厚，頗孚眾望。東宮所設司經局，掌四庫圖籍繕寫刊輯之事，典藏極富[27]。阮孝緒《七錄》，唐初尚存（《隋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俱著錄爲十二卷），張守節因此得以通讀、引據，《正義》所引，因此可信。 張守節自稱其“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觀採，評《史》《漢》詮眾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於開元二十四年（736），“殺青斯竟”[28]。其書開始單行，南宋黄善夫合刻三家注本《史記》時，始將其書納入，因疏于校勘，頗有脫誤（見前注）；同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相同或相近者，頗有删削[29]。上揭《經典錄》内尚書部、禮部、春秋部小序等，即屬被刊落者[30]。 王應麟（1223—1296），字伯厚，號厚齋、深寧居士，慶元府鄞縣人。九歲通《六經》，十九歲進士及第，三十一歲博學鴻詞中選，歷任秘書郎、著作郎、直學士院、秘書監兼權中書舍人，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著述弘富，有《玉海》《困學紀聞》《漢藝文志考證》等三十餘種。入《宋史·儒林傳》。王氏長期執掌秘書，故得以盡閱館閣所藏天下圖書，因此能讀到《史記正義》之單行本[31]。王應麟對上揭《七錄》小序佚文之引據，可爲佐證。但也可看出，王氏所見《正義》傳本，可能已非全貌。 《史記正義》于宋人合刻《史記》三家注時有所删削之事實，表明《史記正義》之逸文内，有保留《七錄》文本之可能，因此有助于《七錄》小序之尋求。在《史記正義》逸文輯佚方面，日本學者瀧川龜太郎（1865—1946。號資言）、水澤利忠（1918—2013）貢獻甚著。前者有《史記會注考證》，得佚文1418條；後者有《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又校出227條。張衍田先生《史記正義佚文輯校》一書，即係摘錄二氏所輯佚文而成（合計1645條）。細檢《輯校》，竟能得到較爲完備之《七錄》小序四條。第一條： 《漢藝文志》：“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所貶損大人有權威，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七錄》曰：“漢興，有《公羊》《穀梁》竝立國學。《左氏》始出乎張蒼家，本無傳之者。建武中，《鄒》《夾氏》皆滅絕。自漢末稍貴《左氏》，服虔、杜預二注與《公羊》《穀梁》俱立國學。”按：左丘明，魯史也。夾，音頰也。（《史記》“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下《正義》。）[32]［友按：所引《漢志》，乃《六藝略》春秋類小序，文字多有省略與改寫。］［《輯校》增訂本頁438—439。］ 按：此處所引《七錄》文字，當出自《經典錄》春秋部之小序。前揭王應麟所引，不過一句而已（其中尚脫一“滅”字）；此處稍豐，内容係簡述自漢以降春秋學之概況。 第二條： 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申公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爲子夏所傳。《七錄》云：“毛公《詩傳》，後鄭玄箋之，諸儒各爲注解。其《齊詩》久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有，無傳之者，毛氏、鄭氏獨立國學也。”（《史記》“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下《正義》。）[33] 按：此處所引《七錄》文字，即《經典錄》詩部小序，而王應麟未能引據者。其内容，係敘《詩經》齊、魯、韓、毛四家學說于東漢以降之傳承興廢。 第三條： 《藝文志》云：“孔子纂《尚書》，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代，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七錄》云：“魯恭王時，壞孔子舊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爲之傳，以隸古寫之，凡五十八篇。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至漢明帝竝傳。歐陽氏書獨擅一代，三家至西晉竝亡。今古文孫氏、鄭玄《注》云列於國學也。”（《史記》“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下《正義》。）[34] 按：此處所引《七錄》文字，即《經典錄》尚書部小序；前揭第（2）組中王應麟所引者，亦僅其中一句而已。小序内容，上承《漢志》尚書類小序，下敘東漢以降尚書學之傳承興廢及現狀。 第四條： 謝丞云：“秦代有魯人高堂伯人也。”《藝文志》云：“《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恶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代，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七錄》云：“自後漢諸儒多小戴訓，即今《禮記》是也。後又作《曲臺記》，而慶氏傳之，竝亡。《大戴》立於國學。又古經出魯淹中，皆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五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傳其書，得十七篇，鄭玄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周官》六篇，周代所理天下之書也，鄭玄注。今二經立於國學。”案：《禮經》，《周禮》也。威儀，《儀禮》也。（《史記》“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下《正義》。）[35] 按：此即《經典錄》禮部小序，分敘《禮記》、《儀禮》、《周禮》之授受流傳。其文較前揭第（3）組内王應麟所引者爲豐，並知王氏所引“侍其生”者，乃“傳其書”之誤。文中“訖孝宣代”之“代”，“周代所理天下之書”之“理”，分别係避唐太宗李世民及唐高宗李治之名諱，其文本出自張守節之手，確鑿無疑。 繼瀧川、水澤二氏之後，袁傳璋先生亦致力于《史記正義》佚文之輯佚。通過對呂祖謙《大事記解題》、王應麟《玉海》、《通鑑地理通釋》、《詩地理考》及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等五種宋人著作之考索，復有394條《史記正義》佚文得以輯出。其中《正義》引據《七錄》之材料，僅有3條，均係據《玉海》輯出者；惟屬于《七錄》小序者僅1條[36]，尚無更新發現。 四、《七錄》小序之價值綜上所考，《七錄》中《經典錄》尚書部、詩部、禮部、春秋部共四部小序，得以“再發現”[37]，在目錄學、經學及阮孝緒專題研究等領域，均有其獨到之學術價值。以下試作陳述。 （一）目錄學。在中國學術史上，最重要之古典官修書目有三種：《漢書·藝文志》（通常簡稱《漢志》）、《隋書·經籍志》（通常簡稱《隋志》）與《四庫全書總目》（宋修《崇文總目》僅有輯本，重要性因此降低）。劉向、歆父子領校群書，開創目錄之學，所撰《别錄》《七略》之體製，通過《漢志》可以覘知：（甲）一級類目稱“略”，凡六，皆有小序（略序）；（乙）二級類目稱“種”（習稱爲“類”），凡三十八，皆有小序；（丙）著錄六百零三家著述，各有書錄（即後世習稱之解題或提要）。《隋志》則分爲四部，子類四十（或稱爲“篇”），各有小序；著錄三千一百二十七部，無解題。在《漢志》與《隋志》之間，尚有《晉中經簿》（荀勖撰）、《七志》（王儉撰）及《七錄》等重要書目，因均已亡佚，其體製若何，往往無法全面認知。《七錄》距《隋志》最近，是後者最重要之學術前承，觀《隋志》每以“梁有”爲稱，即見一斑（今人亦據此輯佚，試圖恢復《七錄》之著錄）。余嘉錫先生係一代文獻大家，嘗論定《七錄》有小序，並稱：“計現存書目，有小序者，《漢志》、《隋志》、《崇文總目》、《四庫提要》四家而已。”（見前引。）《七錄》四部小序之“再發現”，實從文獻上證實余先生對《七錄》具有小序之論斷。從《漢志》（本諸《别錄》《七略》）到《七錄》，再到《隋志》，三部書目均有小序；此一目錄體製之傳承脈絡，因此得以豐富、瞭然。 （二）經學。上揭四部小序，均在《經典錄》，内容係梳理學術源流，可以簡明學術史視之，故現存四部小序之經學價值，實不言自明。今以尚書部小序爲例，對《漢志》、《七錄》、《隋志》三家試予比較。《漢志》尚書類小序云：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38] 《漢志》小序敘《尚書》之源起、編纂、傳承及校讎，要言不繁，堪稱簡明之尚書學史（中間論及劉向校書情形，顯然經過班固之改寫）。通過比較，知《七錄》小序則自孔壁古文談起，重在東漢以降尚書學之傳承、某家學說之興廢，及當朝所立國學之史實，接續《漢志》之意極爲明顯，而文字更爲簡要。 《隋志》尚書類小序，文字豐贍，兹不具引[39]。細繹其文，知其實以《漢志》、《七錄》爲本而加詳之。試觀下表： 凡《七錄》所寫，《隋志》均一一呼應，足證《隋志》小序，正以《漢志》《七錄》爲骨，而加以增益、改寫及補充而成，文字因此較爲豐碩（《隋志》未撰解題，而著力於全目大序、部類小序之撰寫，又係後出，宜其較豐）。《隋志》復紹承《七錄》接續《漢志》（本諸《别錄》《七錄》）之傳統，敘寫由梁至隋之授受源流（“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云云）。 以上以尚書部爲例，發明《七錄》小序之經學價值。其他三部小序，同此相類[40]。如果《七錄》其他各錄、各部之小序均能得以“再發現”，其意義不言而喻。由《漢志》到《七錄》，由《七錄》到《隋志》，中國古典目錄通過小序以書寫學術源流之傳統，可謂斑斑能考，彬彬稱盛。今人考察由漢至隋之學術史，多以《隋書》《北史》之儒林傳及《隋志》之總序、小序等爲據，而《七錄·經典錄》四部小序之“再發現”，無疑能爲此際學術史之考察，提供更爲直接之引證資料與典範論述。 （三）阮孝緒研究。學界對阮孝緒其人其學之研究，主要依據史傳文字（《梁書》及《南史》本傳）、《七錄序錄》及所附傳記等。由于資料有限，無法作出更多之推論。例如，《梁書》及《南史》本傳均稱阮氏“年十三，遍通《五經》”，那麽，阮氏本人經學造詣究竟如何？二史均載阮氏同善筮者張有道論筮卦爻象，知其通於易學；《七錄序錄》所附阮氏著述，内有《文字集略》四卷，知其精於小學。除此之外，尚無更多憑借。由上揭《經典錄》之尚書部、詩部、禮部、春秋部小序可知，阮孝緒對經學源流極爲瞭然，堪稱博通。由《七錄》著錄之宏富、分類之清整、體製之完備、小序之精審，足證阮氏堪稱一代文獻大家、學術大家，是劉向、歆父子之後，最爲傑出之目錄學家之一。 五、餘論以上通過文獻繹讀、逸文輯佚，考出《七錄》尚存四部小序，並對小序之學術價值，略作發明。此外，尚有以下值得申論之處： 【作者简介】张宗友，安徽金寨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代表论著有《尺牍·事行·思想: 朱彝尊研究论集》(凤凰出版社，2020年)、《朱彝尊年谱》（凤凰出版社，2014年）、《〈经义考〉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020年）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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