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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安：如果说您在第一阶段是先易后难，情景进入，古今结合，把《史记》当小说来读，从而亲近《史记》。那么，随着您对一些史学观点的不认可，第二阶段的梳理不就是分析研究吗？这样似乎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学术研究了。 张大可：很多学术研究都从问题引发出来的。我因为对别人的观点不认可，思考了很多问题，于是就决定在1963年暑假一个半月内投入全部精力，具体解决三个问题，完成三件实事。第一，解读《史记》十表；第二，调查《史记》全本字数，对《史记》的续、补、窜、附做出精确的数据统计作结论，置疑崔适、余嘉锡的考证；第三，尝试写一篇论文做练习，题目是“也谈司马迁的生年”。 张建安：在多数人看来，《史记》的“十表”非常枯燥，都是一些表格，文字很少，似乎没有多大价值。像中华书局出版的有些普及版《史记》，干脆就没有印那些表格。 张大可：一般人确实不阅读十表，刘知几还一度发出过废表之论。我开始读《史记》时也跳过了十表。可是在第二个阶段，我就不能停留在欣赏的层面了，而要把当小说读的《史记》上升到历史书来读，这才是《史记》的本质。于是，我决心高度集中精力，解剖“十表”的结构，分析它的内容，领悟它的思想内涵，从而作为研究《史记》的切入点。我先用最笨的死功夫，去破解“十表”的结构。 张建安：最笨的死功夫？ 张大可：就是把“十表”的内容从表格中打开，一条一条地去排比，展开成为长卷，然后把表改成叙事记事的形式。 张建安：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张大可：就是把“十表”的内容，变成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零碎。以《六国年表》为例，东西六国魏、韩、赵、楚、燕、齐，加上周王室和秦，共八国，各国的王位蝉联继承、互相攻伐以及彼此交往的关系，同一个时间段的事件无法用叙述的方法展现在同一个平面的一页纸上。可是如果分国叙述，岂不是又在重复抄写本纪、世家、列传吗？这样就会显而易见地发现年表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交代“十表”的功用，就是“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什么意思？就是通过纵横交叉的直线画成的表格，能展现时空坐标，把分篇记叙的本纪、世家、列传，各个国家在同一时间段发生的事件展现在同一页纸的平面上，把纷繁的时间条理化，并且一目了然。这是别的方法无法替代的。 张建安：您既然理解了“十表”的用意，下一步是不是就不用笨办法了？ 张大可：还得用笨办法一步一步去做，对“十表”进行改造。“时空坐标”四个字是解读“十表”的一把钥匙。我呢，为了突出“时空”的概念，便将改造后的表称为“世系年轴表”。中华书局点校本的竖行排版形成的表格，时空坐标不直观，我就把竖行改成横行。表格的横线从左到右代表空间的展开，比如《六国年表》展开的空间，从左到右划分八栏，依次为周、秦、魏、韩、赵、楚、燕、齐。竖行由下到上，代表时间。这样一划，哪一年哪个国家有什么事件发生，一目了然。如果把“十表”蝉联相接，展开的就是三千年的时空坐标，既提纲挈领，网罗古今历史，又摘取关系到兴衰成败等重大事件，勾勒历史发展线索，可以说，这就是《史记》一书的骨架和大纲。 张建安：能统揽全局了。我感觉这种制表的方法对您影响很大。2016年在北京史记研究会的研讨会上，您还出示过一份新制作的历史表格。 张大可：确实如此，因此它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研究方法。1963年暑假，我完成了《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四篇年表的改造，读懂了《史记》“十表”。此后，我运用司马迁作表方法引入对史事人物的研究，每写一篇重要史学论文，必定先作表，把作论据的文献资料，涉及的史事人物摘要在“年轴表”的“时空坐标”中，不仅提高了我的写作效率，而且提高了史识。1983年的时候，我每个月一篇论文，大体上酝酿课题半个月后动手写作，写作时，先用三天制表，再用三天行文，然后用一天时间修改。一篇论文，一个星期就完成了。有的“表”还化在了论文中成为组成部分，我称之为“表论”。 张建安：这是一个法宝，我也得把它学会用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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