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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在江汉平原水稻一般种两季，早稻不插五一秧。意思是五一节前一定要完成插秧任务。不插八一秧”,意思是要抢在阳历8月1日之前插完秧。五一前，早稻秧苗插完了,八一前“双抢”完了，生产队就杀猪、分鱼犒劳大家。7月早稻成熟收割后，得立即插上二季稻，必在立秋前将秧苗插下，前后只有20天左右的工夫，抢收、抢种。实际上，就某一块田来说，收割早稻与插晚稻的只相差几天，两头都不能耽误，一头是“颗粒归仓”， 一头是“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晚了，收成将减少，甚至绝收。所以，那段时间是男女老少齐上阵，“抓阴天，抢晴天，毛风细雨当好天，争分夺秒抢时间”，战天斗地火红年代！ 7月盛夏流金铄石，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田里水滚烫滚烫，地里的土冒烟。天地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而太阳就是灶火一阵一阵熊熊燃烧。到了黄昏，通红的晚霞放射出迷人的光辉，大地凉爽了一些，但人们仍感觉闷热。 “双抢”的日子里，百里飘香，到处弥漫着稻谷的香味和秧苗的清香。“双抢”的夜晚，只听见知了发出“知了，知了”的叫声，青蛙不知疲倦地“呱呱”地叫着，一叫一个通宵，知了和青蛙为“双抢”的人们轮番伴奏！ 那时的早上、晚上都是干活最佳的时间段，天刚破晓，淡青色的天空还镶着几颗稀落的残星，大地朦朦胧胧，如同笼罩着一层银灰色的轻纱， 社员们就要起床，也就是从家里听到鸡啼之声，由近及远，由远及近，此起彼伏，一唱百合，如果要问是哪家的哪只公鸡最先打鸣的，也许很难确定，因为它们可能是异口同声吧，恰似一派清新的晨曲，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唤醒勤劳的社员开启了生机盎然的一天，也催促许多十几岁年轻娃娃很不情愿地从打满补丁蚊帐中钻出来。因天热，有的在家里睡觉，有的在外面睡觉，很难得做到睡觉睡到自然醒，只有做事做得手发酸，劳累与困乏伴随着整个“双枪”过程。 先是抢收——割稻时，社员们手持一把铿亮的镰刀顺着水稻倒伏的方向将其一一割断，整齐地铺在身后，块块稻田在镰刀嚓嚓声中露出了一截截整齐的稻桩。再用草绳子捆起来，每捆30公斤左右，之后强壮社员，主要是男社员，用冲担挑到船上或挑到脱谷场。整片金黄的稻穗收割之后，最怕下雨，在夏天'跑暴’，暴风暴雨来了，是常有的事，即一阵大雨之后，很快就见到太阳了，有时这里下大雨，很近的邻居队里而阳光高照，这叫晴雨隔牛背。意思是牛背左边下雨，牛背的右边太阳高照，这当然是一种形象比喻。一旦下大雨了，所有的人都会放下手头的活，像战士听到紧急集合号一样，迅速奔跑到稻谷场或稻谷堆，如果把稻子淋湿后会发芽、发霉，此时全队的男女老少全部出动，用大塑胶薄膜盖上，周围用砖头木棍压住，防止让风吹开被雨水淋湿。 再说抢插——清晨，气候清凉，踏露扯秧，夏夜比白天凉爽，与清晨一样，也是扯秧的好时光，朦胧的月光下，已挤满了扯夜秧的人，大家两脚站成马步，上身弯曲，咕咚咕咚的洗秧声响成一片，一大把整齐的扎秧草放在屁股部位的皮带或布带下，社员弯着腰把秧苗一小把一小把地从秧田里拔起来，凑成一束，用手提着在水中将秧苗根部的泥巴洗净，以减少重量，再从屁股后面抽出一根扎秧草，顺势简单地缠绕几下，熟练地打个活结，随手就把一束秧苗扎起来了，丢在身后，回头看时，身后横七竖八地已经是长长的一溜秧把子。清晨扯秧，白天插秧，晚上扯的秧，一般是第二天插秧。 栽插秧苗是弓着腰有序地往后倒退，非常辛苦的，腰酸腿痛疲惫至极，有人这样说'天上艳阳照，两腿水中泡，躬身手不停，退步插秧苗’；秧田必须平整，要经过几道工序，首先用犁耕，就是把田耕松，然后用铁齿钯把泥块打碎，再用木齿耖将田整平，一块水田都要求是基本水平，做到整块地秧苗在生长过程中，都能均匀地得到水分，否则高的高，低的低，有的就干枯而死，有的就会淹死。 插秧是往后退插，每排10棵左右吧，弯着腰插秧当然很累呀！我小时候，插一会儿就想站起来，抻抻懒腰，口里少不了说声：“腰好痛呀！”这是旁边的大人少不了会说，“克马无颈，娃娃无腰。小孩哪里有腰疼呢？”克马是青蛙的方言。 不仅累，还有蚂蟥吸血。蚂蟥见不得水响！水田里的蚂蟥到处寻找攻击的目标。如果发现得早，赶跑了这只蚂蟥，那只蚂蟥又来了。我全神贯注地扯秧、插秧时，时常有蚂蟥悄悄地吸附在小腿上或脚背上，等到我感到疼痛时，顺手一摸这个软软绵绵的家伙，心里一阵肉麻，我用力一拉，腿部或脚部就流血，我立即将它甩到田埂上，用硬物将它砸死，流出来的血也是它刚吸取我的血，那时没有“创可贴”，只好继续扯秧或插秧。 “双抢”期间吃饭的方式多样。有一部分社员是早上自己带去的，有一部分社员是家里的老人或小孩送去的，因为学生放暑假了，要参加力所能及地劳动，其中送饭是小孩子们的一项任务，有的女孩不足十岁就能做饭做菜、送饭菜去。我读小学时，双抢时，是我祖母做饭，我或者大我三岁的姐姐给参加双抢父母亲和哥哥送饭。 各家都是白花花、香喷喷的米饭，有的是前一两天收割的稻谷碾出的新米做成的新米饭，或煮成的新米粥，更是香喷喷的，菜则各不相同，无非是萝卜、青菜、豆角、扁豆等时令蔬菜和咸菜，也有的是鱼、肉、鸡、蛋之类的菜，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坐在一起，有的几家坐在一起，各人端着大饭碗，吃饭过程中会呈现多种组合形式，有男社员坐在一起的，有女社员坐在一起的，有年轻社员坐在一起的，有老年社员坐一起的，甚至有抽烟人也坐在一起的，交流中当然会互通有无，你吃我的菜，我尝你的味。大家吃饭的时候，送饭的老人们坐在一起拉家常，送饭的小朋友在田埂上跑来跑去玩耍，有的在田埂旁寻找鳝鱼、泥鳅，等大人们吃完了，送饭的老人和小孩再把碗筷拿回家。 这都是40多年前的事。 改革开放，农村发生深刻的变化，2005年废止了实现了整整2600年的农业税，这是开天辟地的事情，现在种田不交税，种田有补助，健康有医保，乡村道路通到家门口，用上自来水了…… 现如今基本不存在过去那样的“双抡”了。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后，大多数家庭只种中稻，不种早稻和晚稻了，就没有抢收抢种“双抢”的季节性活动了。各家各户只有几亩地、十几亩地。收了早稻就紧接着种晚稻。其程序是这样的，第一步是收割，是请联合收割机收割的，谷子装进麻袋里，留足自己吃的外，其余卖给国家，由收购者烘干入库。第二步是收割后，稻草用拖拉机拖回来堆在后院，随时间推移水分蒸发干燥后当作柴烧。也有的家庭不种晚稻就将稻草放在田里晒干后就地烧掉化作肥料，这种方式现在不允许了，因为燃烧稻草要向大气中排放出许多烟尘和二氧化碳，污染空气，对人类健康不利。第三步是请拖拉机手开动拖拉机耕、耙、整平耕地。第四步，撒播，就是自家将稻谷种子温湿发芽，再将水稻芽撒播在田里。就是田间管理了，包括撒除草剂，打防虫灭虫的农药等等。 我参加过多次的“双抢”，读小学、读初中，都参加过“双抢”，只不过，少儿时参加“双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插秧，收捆。我跟我姐姐学会插秧，速度是比较快的，记得1969年4月我们团机关组织部分干部战士为越南老乡插秧，我插秧比较快，越南老乡发现后，都站着看我“表演”。这次退伍后参加“双抢”可不同了，是应该“拿十分”的主要劳动力了。我几乎每天都是累得腰酸背痛，那种疲惫感是无法形容的。 说起工分 ，它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里评工记分的方法逐渐废止。 我还记得，每次分红，扣除平时的支出，只能分得几十几或一两百元钱，每次分工后，母亲用小布巾缠了又缠，放在衣柜的某一个角落里，担心被小偷偷走，好在父母出工，祖母在家，不会有小偷进屋里来。再说，那个年代社会风气好，夜不闭户，大人出工，大门不锁也不会有小偷进屋里来。 说心里话，当时退伍回家务农是有思想包袱的。与我同年入伍的，1971年退伍的战友都安排了工作，要么到三线军工厂，要么到在大学的校办工厂。我们1973年退伍的，基本上是回原籍。同年退伍的，邻近新华大队的梁治洲，入伍前是大队民兵连长，在部队任过三年的副排长和代理排长，退伍后安排在公社电话室工作。我家离公社机关只有2华里的路程，我时常利用劳动之余时间，有时是放工后，先不回家，挑着箢箕或拿铁锹去他那里聊天，直到天黑了才回家，有时是弟弟来接我回家。一次，梁治洲到我们前进大队办事，在路途中遇到我正在挑粪。这时，我见到了老战友，很不好意思，他对我很是同情，说了许多安慰的话。有意思的是，梁治洲于2019年撰写的《一路走来》回忆录也写了这个情节。 校对：心系远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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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