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文大事记(六)

(2011-09-27 21:38:14)

明代(1368～1643年)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

(1-97) 明僧宗泐记述黄河河源区水文环境

   据《列朝诗集·闰集·五十一》载：洪武十三年，高僧宗泐奉明太祖命，领徒三十余人往西域求佛经。十五年，归国途中路过河源，写了《望河源》诗：“积雪复祟岗，冬夏常一色。群峰让独雄，神群所栖宅。传闻嶰谷篁，造律诣金石。草木尚不生，竹卢疑非的。汉使穷河源，要领殊末得。遂令西戎子，千古笑中国。老客此经过，望之长太息。立马北风寒，回首孤云白”。在诗序中宗泐还记述：“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玛楚，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之水是为河源。予西还，宿山中；尝饮其水，番人戏相谓曰：汉人今饮汉水矣。其源东抵昆仑可七、八百里，今所涉处尚三百余里，下与昆仑之水合流，中国相传以为流自昆仑，非也……。”

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

(1-98) 巨津州金沙江北岸山裂堵江

   据《明史·五行志》载：洪武十六年，“四月壬子，巨津州金沙江北岸白石雪山断裂里许，两岸山合，山上草木如故，下塞江流，禾黍尽没。久之其下渐开，水始泄。”巨津州，属丽江府，治今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巨甸镇，傍金沙江右岸。金沙江自川滇边境流入云南境内以后，两岸雪山对峙，形成高山峡谷，山裂锁谷，以致江水断流。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

(1-99) 南京设观象台测雨

   南京鸡鸣山建立观象台，进行降雨量等项观测。明万历《上元县志》载：“国朝于山巅置仪表，以测玄纬，名观象台，更名钦天山。”

明永乐九年(1411年)

(1-100) 济宁至临清置水闸立水则

   据《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九年六月乙卯，……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闭，舟行便之。”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

(1—101)重申测报雨泽

   据顾炎武(1612～1682年)《日知录》记述：“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奏章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后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由此可知中国从南宋开始观测雨量后，至明代洪武年间至永乐及其后若干年仍在继续观测。

明洪熙元年(1425年)

(1-102) 中国测雨器东传朝鲜

   据竺可桢《论祈雨禁屠与旱灾》(民国15年7月《东方杂志》)记述：“我国古时之测雨量，其为法亦甚精密。……朝鲜之有雨量器，始于李朝世宗七年，即明仁宗洪熙元年，亦即成祖去世之翌年(1425年)，其制度具见朝鲜之《文献备考》中。计长一尺五寸，圆径七寸。明成祖极关心雨量之测度，则当时朝鲜之测雨器必传自中国无疑。惜其器至今无存者，但已足以确定雨量器为中国所发明。盖欧美各国至17世纪中叶始有器也。迨前清康熙时，朝鲜肃宗复制有测雨器，分颁各郡，高一尺，广八寸，并有雨标，以量雨之多少，每于雨后测之，均系黄铜所制。日人和田雄治在大邱、仁川、咸兴等处，先后发现乾隆庚寅年(1770年)所制之测雨台。”中国统一制发测雨器的时间当在1425年以前。

明天顺五年(1461年)

(1-103) 河南、湖北、江浙大水

   据《明史·五行志》载：“天顺五年七月河决开封土城，筑砖城御之。越三日城亦溃，水深丈余，周王后宫及官民乘筏以避，城中死者无算。襄城水决城门，溺死甚众。祟明、嘉定、昆山、上海海潮冲决，溺死万二千五百余人。浙江亦大水。”

明成化七年、八年(1471年、1472年)

(1-104) 江南连年大雨、潮灾

   据《明通鉴·宪宗纪》载：成化七年，浙江杭、嘉、湖等府，“自夏淫雨，伤稼，漂没庐舍人畜无算。”“九月辛末，浙江湖溢，冲决钱塘江岸千余丈，漂没居民田宅。”是年，江浙沿海均受狂风大霉雨侵袭，“江海涌溢，环数千里。林木尽拔，城廓多颓，庐舍漂流，人畜溺死，田禾垂成亦皆淹损。”(清康熙《杭州府志》)。成化八年秋七月，“南畿大风雨，坏天地郊坛、孝陵庙宇，苏、松、扬三府亦以水灾告。浙江海溢，杭、绍、嘉、湖、宁五府各被水灾民凡八郡。沦没田禾，漂毁官民庐舍畜产无算，溺死者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余人。”苏、松等府亦因“大风雨，海溢，漂没死者万余人。咸潮所经，禾稼尽槁。自是议筑捍海塘”。(清嘉庆《松江府志》)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

(1-105) 绍兴立山会水则

   明成化十二年，绍兴知府戴琥为了根据绍兴平原的水位控制水闸的启闭，立有“山会水则”碑。此碑原置城内佑圣观中，现已移置禹庙配殿内。碑文曰：“种高田，水宜至中则；种中高田，水宜至中则下五寸；种低田，水宜至下则，稍上五寸也无伤，低田秧已旺。及常时、及菜、麦末收时，宜在中则下五寸，决不可令过中则也。收稻时，宜在下则上五寸，再下恐妨舟揖矣。水在中则上，各闸俱用开；至中则下五寸，只开玉山斗门、扁拖龛山闸；至下则上五寸，各闸俱用闭。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八月、九月、十月，不用土筑，余月及久旱，用土筑。其水旱非常时月，又当临时按视以为开关，不在此例也。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朔旦”。水位的高低控制与灌溉、通航密切相关。

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

(1-106) 晋东南洪水

晋东南地区及黄河三花间自农历六月至八月淫雨连绵，六月中旬至七月份又连续发生大强度暴雨，伊、洛河、沁河、丹河多次发生大洪水。八月，大雨区移至漳、卫、滹沱河流域，同时黄河下游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也发生了洪水。沁河洪水最大，根据山西阳城河头村九女台崖壁洪痕调查，洪峰水位高出河底约23.7米，推算得九女台河段洪峰流量为14000立方米每秒，为近500年来的最大洪水。由于洪水峰高量大，持续时间长，上游山区或下游平原地区均造成严重灾害。据《明宪宗实录》载：“……怀庆等府，宣武等卫所塌城垣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军卫有司衙门、坛庙、民居房屋共三十一万四千间有奇，淹死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漂流马骡等畜一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

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

(1-107) 华北大旱

   据《明史．五行志》载：成化二十年，“京畿、山东、湖广、陕西、河南、山西俱大早。”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

(1-108) 江南及辽东大水

据《明史·五行志》载：嘉靖“十四年夏，江南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福建、云南、辽东大水。”

明嘉靖十五年 (1536年)

(1-109) 刘天和论述黄河迁徒原因并创乘沙量水器

   刘天和(?～1545年)所著《问水集》论述了黄河迁徒不定的六条原因：“河水至浊，下流束隘停阻则淤，中道水散流缓则淤，河流委曲则淤，伏秋暴涨骤退则淤，一也；从西北极高之地，建瓴而下，流极湍悍，堤防不能御，二也；易淤故河底高高，今于开封境内测其中流，冬春深仅丈余，夏秋亦不过二丈余，水行地上，无长江之深渊，三也；傍无湖测之停潴，四也；孟津而下，地极平衍，无群山之束隘，五也；中州南北悉河故道，土杂泥沙，善崩易决，六也。”刘在治理黄河的修筑堤防和疏浚河道工程中，创造了“水平法”施工测量。他还创制了“乘沙量水器”以采取河中含沙水样。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

(1-110) 黄海淮地区洪水

   明嘉靖三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在现今河北、河南省大部地区和山西、山东、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区发生了大暴雨，大雨或暴雨区范围很广，南北跨江、淮、黄、海四大流域，包括长江流域之唐白河，淮河流域之洪汝河、沙颖河、涡河、南四湖，黄河流域之伊、洛、沁河、汾河，海河流域之南运河、子牙河、滏阳河、大清河、永定河等水系。致使各河发生了大洪水或特大洪水。其中以黄河三花间伊、洛、沁河洪水特大，造成灾害最重。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

(1-111) 陕西华州地震，黄河渭河漫溢

   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陕西华州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波及陕西、山西、河南千余里，“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廓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出山阜”，“河、渭大溢，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永济县“黄河堤岸、庙宇尽崩坏，河水直与岸平。”据《中国地震目录》载，这次地震烈度11，震级8级。

明隆庆五年(1571年)

(1-112) 沅江大水

   据《油广总志》(万历版)载：明隆庆五年，“黔阳山崩水涌出，漂没民居无算。沅陵县儒学水溢圮。辰州、常德、安乡、华容大水入城。武陵(今常德县)冲淤田地，决堤毁桥。”湖南省《辰州府志》(万历二十五年版)载：“黔阳水灾异常，城内水深丈余，仅存西北一隅。麻阳县大水。辰溪县大水高数丈，舍宇荡析，田地淹没过半。泸溪县大水，淫雨夹旬，玩、潕两江暴涨，官司文卷、民舍神伺尽没，百姓山栖，闾阁积聚如洗。”据中南勘测设计院等单位的调查考证：沅水五强溪坝址处1571年最大流量达43300立方米每秒，为沅水干流400多年来的最大洪水。

明万历元年(1573年)

(1-113) 万恭首倡“束水攻沙”法

   明万恭(1515～1592年)在万历元年成书的《治水筌蹄》中提出：“如欲深北，则南其堤，而北自深。如欲深南，则北其堤，而南自深。如欲深中，则南北堤，两束之冲中坚焉，而中自深。此借其性而役其力也。”他首倡“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之法。这一“束水攻沙”法在其后任的潘季驯(1521～1595年)治河工作中得到了实施。潘在黄河下游治理中注意修筑两岸堤防，还筑洪泽湖出口高家堰以增蓄来自淮河的清水，并相机放泄清水入黄，冲刷其下游泥沙入海，这就是著名的“蓄清刷黄”的方法。潘季驯将他四任河道总督的治河经验及总结前人的治河理论和经验汇辑成《河防一览》一书，对后世治河影响很大。

(1-114) 黄河塘马报汛

   明万恭在《治水筌蹄》中记述：“黄河盛发，照飞报边情，摆设塘马，上自潼关，下至宿迁，每三十里为一节，一日夜驰五百里，其行速于水汛。凡患害急缓，堤防善败，声息消长，总督者必先知之，而后血脉通贯，可从而理也。”这是黄河从上游潼关向下游传送水情的最早记载。在当时通信条件下，用“塘马”制(即驿站快马)是传送水情最快的办法。万恭在总督河道工作中深知水文情报的重要，故有此创举。还提到：“凡黄水消长，必有先几。如水先泡，则方盛；泡先水，则将衰；及占初候而知一年之长消；观始势而知全河之高下。旧日识水高手者，唯黄河之滨有之。”这是介绍黄河边的人们根据洪水来势情况作预报的记述。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

(1-115) 汉江洪水

   据《陕西通志》载：“万历十一年癸末夏四月，兴安州(今安康)猛雨数日，汉江溺溢，……全城淹没一空，溺死者五千余人。”《石泉县志》亦载：“四月大雨汉水溢，居民溺死无算。”安康下游蜀河镇滨江山崖上洪水石刻记述：“万历十一年水至此高三尺，四月二十三日(即6月12日)起。”经估算，安康站洪峰流量为36000立方米每秒，为近900年来的最大洪水。下游黄家港(集水面积95217平方公里)洪峰流量达61000立方米每秒。沿江千余公里所有城镇均遭受严重灾害，范围之广，灾情之重，为汉江历史上少见。

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

(1-116) 浙江绍兴三江闸立水则

   明万历十二年，浙江绍兴府兴建三江闸时，在闸上立水则，以“金、木、水、火、土”为则，以控制三江闸的启闭。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1-117) 淮河洪水

   四月至八月，淮河流域(包括沂沭泗水系)、山东半岛沿海及长江流域的唐白河水系普遍发生长时间的淫雨或大霖雨，主要暴雨区位于大别山、桐柏山和豫西山丘区，致使这一地区各河都发生了特大洪水。淮河流域为自1070年以来500余年中最严重的一次大水灾。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

(1-118) 甘肃河州黄河见底

   闫二月，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一带“黄河水干见底”。

明崇祯元年(1628年)

(1-119) 徐光启水质评定法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年)所著《农政全书》中详载了“汽试”、“盘试”、“缸试”、“火试”等寻找地下水源的方法及“煮试”、“味试”、“称试”等评定水质的方法。

明崇祯元年至十四年(1628～1641年)

(1-120) 全国旱灾频发

据《明史·五行志》载：“祟祯元年夏，畿辅旱，赤地千里。三年三月旱。五年，杭、嘉、湖三府自八月至十月，七旬不雨。六年，京师及江西旱。十年夏，京师及河东不雨，江西大旱。十一年，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旱。十二年，畿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旱。十三年，两京及登、青、莱三府旱。十四年，两京、山东、河南、湖广及宣大边地旱。”由于多年连续发生大旱灾，赤地千里，民饥死者十之八九，不少地方树皮食尽，人相食，行人断绝。幸存的农民到处起义，震撼了明王朝的统治。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

(1-121) 徐弘祖最早记述岩溶水文

   徐弘祖(字霞客，1586～1641年)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至崇祯十二年(1635年)间经过23年的野外实地考察，以日记形式记述了考察所得。在《江源考》及《盘江考》中第一次指出金沙江为长江上源和南盘江为西江主源，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观点。对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石灰岩地区的岩溶地貌和水文地理记述也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并早于国外同类著作近300年。他还对岩溶地貌、流水作用及气候等方面进行了一些规律性探讨，冲破了旧的地理传统，开辟了新的探索方向，在中国水文地理学的发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日记由后人季梦良整理成书，名为《徐霞客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