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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上说“民族” 在下班后的公交车上。王老师给我说“民族分裂”等等。听他说得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义愤填膺，我不合时宜地告诉他：“民族”好像是斯大林搞出来的一个概念，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用它来拉帮结伙的。——中国人引进“民族”大概在康梁变法的后期吧，因为当时基层新势力要扩大“朋友圈”。中国传统的人群分类有家族、种族而无民族，当社会发展产生现实需要的时候，中国的先行者们发现“民族”是个好东西，能够把尽量多的人群划拉进来，于是“民族”在中国也出现了。 王老师问民族不是自古就有的吗？ 我说看起来民族好像是有，但是，如果以前人们心中丝毫没有意识到“民族”的那种说法，那就是实际上的没有——某大师讲《论语》，说“人无信不立”是关于人民的“信仰”的圣训，结果遭到一片拍砖，因为中国古代没有“信仰”这个概念，概念映照现实，实际上中国古人是真没有信仰的。“民族”的道理不是一样吗？ 王老师问这个真有用吗？ 当然有用，通过灌输这种概念，会在受众心中形成一种无形的天堑或壁垒——君不见，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唤起了多么惊人的战斗力呀。通过公开的报道，会发现西方主流信息不讲“民族”——他们讲种族，更讲“文化（文明）的冲突”，越发让人看出“民族”是个政治类概念，而非学术概念。 王老师又问，是不是民族的概念被更大的概念替代了。 我告诉他，为了扩大“朋友圈”而换一个新概念玩儿的实用的做法也是有的，比如某人大讲特讲“阶级”。阶级是个更大的概念——为了要扩大统一战线，“民族大融合”是可以的，但是，毕竟要先承认各自的独立身份，然后融合，总不如弄个亲密无间的新圈圈。这是因为要扩圈而对“民族”的否定。 还有另外一种否定。 曾经在某期《北京大学学报》看到费孝通的大动作——学理上论证“中华民族”的形成。给一个老概念更换新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也是一种概念替代。 ……公交车住住行行，我们的闲谈也在断断续续中转换了新的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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