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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能够很多年不读小说了，因为我觉得小说是虚构的，真实的力量更强大。所以我研究历史，研究文明学。但我曾经是文学青年，并且专业是学文学的。 有时候我觉得文学才是最能代表人文的 ：）），将人文学科与理工科相对的话只能是文学。文学如水，水滴穿石。 文学，就是人学，是专门研究人的，甚至是专门研究人的心理活动的，否则你怎么研究小说或尤其是“写小说”啊。所以，但凡是文学学得比较好的人，还有那些写小说的人，总是被我看做有一些为人的圆滑的。但我肯定不，你们知道，我以“野蛮”和“不会做人”著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叛逆？或许吧，不知道，如同《月亮与六便士》里的主人公画家一样的用意不明。或许是一种原始的力量？毛姆整本小说《月亮》我觉得都是为了揭示这种可敬的力量的。 有些人终其一生把这种力量给体现了出来，有些人在一篇文字中将这种力量给展现出来，这些都是伟大的人。比如毛姆与高更。 《月亮与六便士》的主角原型就是高更。月亮的意思在西方是理想，便士是最小单位的钱，最卑微的现实，所以，这本书表面上象是在谈“理想”与“现实”？我觉得似乎它也不是中国人想象的理想与现实。我得提醒一下，中西方的精神表达差距非常之远，我对于西方社会的理解，或这种理解的觉醒，多半都建立在类似毛姆这些人的写作之中。他们的心理活动，他们的表达方式，以及其他微妙种种记忆犹新，再读《月亮与六便士》，重新回忆起来文化差异种种。不知为何，我见过许多年长之后学外语或者长期生活在西方的人，我常常觉得他们其实并不懂西方，或者未得西方精髓。可能年龄大了，理解的孔道就封闭了？此事牵涉一种心理站位，一种类归属，过了年龄就不再有了，可能。 中国人可能更多把注意力放置在故事上面。或许有人把注意力放在爱情与婚姻方面，也甚或有人注意到一个天才的成长，甚至成功学？但我觉得毛姆另有所图。 翻看毛姆的生平，他1874年出生于巴黎，1965年去世，《月亮与六便士》写于1919年。三个时间点都与中国有些关联，他出生于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不久，死于中国文革前夜，小说出版于中国五四革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时段非常重要，熟悉世界史的都知道这些事件都是有关联的，这是一个伴随着欧洲人的殖民活动空前全球化的一个时代。这种全球化是以冲突的方式展开的，尤其是中国与英国之间，英国与全球之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冲击着每一个人的神经，促使每一个人重新思考人类的命运。与此同时的中国人则更多思考的是自己国家的救亡问题，所以中国最有成就的作家是鲁迅。对比之下我们就知道，英国作家的视野还是更为广阔，因为他的足迹不仅远至太平洋岛塔西提，而且他摆脱了“国家”这些传统或狭隘的界限，直达无垠的人性。甚至《月亮》的主人公也是不太在意国界，它从英国到法国，甚至最终在塔西提岛终老。西方人的作品在毛姆前后即摆脱“国家”视野，进入普遍的人性，而今天我似乎第一次知道他们是从何而进入这些孔道的。以前我并不明白。因为文明，因为视野。以封闭的20世纪的中国人的视野是不可能洒脱地进入到“人性”的高度的。我想起中国人第一获“奖”的《灵山》，我能清晰地看到那是湖南的山，那不是一座没有界限的山，然而我也看到有些突破，但尚未彻底“解放”。 毛姆的作品要从他的人生去解读。 毛姆生于优渥的富裕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他10岁即失恃怙，小小年纪就寄养在他人家庭，所以养成了敏感内向的性情，也使他获得了敏感的洞察人情世故的能力。我似乎记得他也跛足。所有这些都会使他不会成长为那样阳光灿烂的外向型人才，而会是一个富于心灵表达的作家。 他的性取向与婚姻非同一般，先是与一个有妇之夫生育一个私生子，对方离婚与他结婚，然而他却跟一个同志双飞远去，使他孩子的母亲不得不再度与他离婚。这个故事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月亮》中冷酷无情的天才画家对待勃朗什的态度，那个可怜的女人最终自杀，并且在肉体与情感的双重痛苦中慢慢死去。可是她得到的评价是：女人是狗一样的讨厌的爱情动物，即便你揍她们揍到手臂痛她们还是会爱你！而男人是没有时间谈恋爱的，也不喜欢谈恋爱，他们只有性欲而没有爱情。这很可能就是毛姆的心理话，只是借一个主人公说了出来。 男人对待女人粗暴无情的态度，在《月亮》一书中表达得最清晰，或许那是毛姆对待婚姻和女人最直接的态度。主人公先是毫无痕迹地突然抛弃了妻子儿女，然后夺取了恩人的爱妻之后再度抛弃她，最后的“幸福生活”却是在一种完全的无感情交流中获得的。 似乎，毛姆有一种对现代婚姻与现代女人的批评：她们张开一张网，用爱把你俘虏束缚，这种行为之下是一种虚伪和苍白；反而是最后在塔西提岛遇上的土著女人完全如女奴一样对待他，不用现代女人所了解的爱的逻辑去束缚他，这才释放了他的自由天性，才使其最终成为天才。？而不用说，伟大的天才，也都是没有爱情的，或者是反爱情的，也是残酷的。 总之，毛姆通过《月亮与六便士》肯定是表达了他的某些思想。这或许也是对于人类文明的反思的一种。比如他在小说中用大量篇幅讥讽和挖苦当时最发达社会的英国人的生活，那些矫揉造作和虚伪不仅受到毛姆的抨击，而且也是其他作家的靶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西方文明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产生了lost generation，从而他才写下了更为著名的《人生的枷锁》与《刀锋》（1944年） 。他们甚至是直接探索“人生意义”的作品。我甚至视他们为后来的嬉皮士一代的精神先导。所以，也不难回头去推理《月亮与六便士》的精神箭头。《月亮和六便士》的主人公从一个循规蹈矩的金融从业者到突然放任非理性意识去学习做一个画家，而他的成功不是传统的训练方法，而是“野蛮、原始、毫不留情的生命力量”的奇葩，邪恶成就了他，“文明”受到怀疑。文明将朝向何方发展，很可能是一个当时人们的焦虑。无论是高更，还是毛姆，似乎都在荒远简单的塔西提岛得到暂时的答案。当然，这甚至连暂时的答案都不算，因为在20年后我们不仅看到了《刀锋》继续的痛苦问道，而且看到了西方人在嬉皮士运动中的狂舞。 可以说，今天的西方人，包括东方，再一次燃起探寻说明与文明意义的热情。证据似乎更多了，但答案并不见得更为明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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