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纪钜维（1848-1920），字伯驹，号香骢、悔轩，晚署泊居，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纪昀之兄晫五世孙，同治八年（1869）拔贡，选霸州训导，长期居留张之洞幕府，光绪二十九年（1903）保举“经济特科”，三十三年（1907）特旨加内阁侍读衔，有《泊居剩稿》及续编。 纪钜维以诗名，与陈三立、梁鼎芬、易顺鼎等唱和、论诗，梁鼎芬尝称“香骢论诗最工”。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以之为近代河北诗家代表，“此派诗家，力崇雅正，瓣香浣花，时时出入于韩苏，自谓得诗家正法眼藏，颇与闽赣派宗趣相近”。而“河间纪钜维，宗法盛唐，屏绝浮响”。纪钜维初师事同邑诗画名家崔士元，后学画于南皮张之万，友人如汪洛年、沈塘、汪鸾翔等，并诗画名家，陈散元所谓“读画评诗有家法”。辛亥革命后，往来京津之间，志在搜集畿辅遗诗，表彰幽隐。连却国史馆、清史馆之聘，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欲以之主持编纂全清诗，因意见不同，未果，后赍志以殁。纪钜维学问淹贯，识见精审，允为一代通儒。 纪钜维毕生精力在于辅佐张之洞在武昌办学，曾任经心书院、存古学堂、文普通中学堂、两湖文高等学堂等机构监督凡二十年，为湖北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清廷废科举，开学堂，面对有别于传统书院的学堂，纪钜维说：“创办时，不惟吾不知学堂为何物，即张文襄亦安知所从事？”只能在实践中摸索，“随办随变，以求适合”。多年后，他总结自己办学经验，只是“认真有规则”而已。从他给梁鼎芬、汪鸾翔、刘青浩等人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对学堂教育的一丝不苟，从学生试卷、教员薪俸到校园操场，甚至每次会议具体人数的查点，面面俱到，无微不至。他认为学堂不能只具有区别于传统教育的新形式，更要重视学生功课的讲授和品行的培养，“自顷学堂开办以来，大都徒具形式，不讲求功课，且对于学生之行检，漠不关心，一主放纵”。这是针对当时学堂的普遍情形所论。纪钜维认为，教师教授，不能照本宣科，敷衍了事，应该让学生领会其中的涵义。“如不问学生之能否领会，但照本诵读，抑或全不讲说，写牌敷衍，此等教授，直谓之戕害学生，当悬厉禁。”教师应注重与学生感情的培养，获得学生尊重，便于施教。“管教员平日与学生必须情意联属，使之敬而兼爱，则教授易施，且养成学生仁厚之性质。此切实根柢之教育，不可忽也。”纪钜维的主张与做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湖北巡抚端方上《请奖学堂监督片》云：“上年开办文普通中学堂，复聘兼充该学堂监督。一切教课管理章程，皆其手定，条理缜密，多士服从，尤足为各学堂所取法。察其操履端严，宗旨纯正，实今日师范中不多见之才。”同年，《警钟日报》发表《派送出洋之私见》（湖北）云：“师范、方言、农务、文武普通各学堂均于去年先后开学。惟文武普通学堂规模齐整，章程严密。文普通监督纪钜维考选甚严，故其学生于中学程度颇高，且学科完美，英文等学尤为各学堂之冠。日前李学使遍查各学堂功课，独推许文普通。”纪钜维兢兢业业地贯彻自己定的教育规则，获得了学生和朝廷的尊重。张之洞在《请奖纪钜维等片》中说他“学行兼优，深通教育理法，切实恳挚，诸生悦服”。在纪钜维任文普通中学堂任监督期间，由董必武等领导，爆发一次针对朝廷学部的学潮。学潮平息后，即使当时参与学潮的学生，对纪钜维依然充满敬意。一九六三年，参与学潮学生回忆当年，说： 此次学潮，由于学部一纸乱命所引起，又由于纪监督优柔寡断而扩大，其实学部以后并未过问，校方也未陈复。……至于纪香骢监督拘谨过甚，已如上述，但平时办事认真，每天必到教室听课，使人肃然起敬。他时常问学生的学习情况。对于学生生活，所有公共场所，如自习室、寝室、饭厅，他也时常关心和巡视，很注意整齐清洁。第二年(1911)湖北文高等学校成立，他兼任监督，我们这一班毕业生都免试升学（另招方言学校预科一班），可见甚关心我们学业，毫无芥蒂，仍不失力忠厚长者风度，在当时学校当局中，实属罕见。 辛亥革命前夕，文普通学堂中很多学生因宣传革命而被政府通缉，尽管纪钜维是朝廷制度的维护者，但他并没有以学堂监督之尊，站在进步学生的对立面，反而以这一身份，保护了很多学生。他对那些只顾自己升迁，不顾学生教育的学堂官僚愤恨有加，如在经心、江汉两书院学生出操事宜上，面对“两院长伏不出，两提调死不来”的现象，纪钜维痛骂他们：“亡中国者，此等辈也！”纪钜维的这些主张、这些痛骂，都是出于儒者的仁心，即使放在今日的教育界，依然可作针砭。纪钜维卒后，楚人思之，崇祀于北京楚学精庐。 纪钜维诗文集《泊居剩稿》于其身后出版，《泊居剩稿》有两种版本：一是其子婿汪鸾翔、刘宗彝整理本《泊居剩稿》，于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出版。二是刘宗彝整理《泊居剩稿》《泊居剩稿续编》合编本，于民国三十一年壬午（1942）出版。其中仅有诗二十余首、文札数篇而已，总数约二万字。本次整理，以壬午本为底本，参校乙丑本。所补录诗文，亦以书札为主，除明标出处者，皆为北京师范大学汪端伟教授（汪鸾翔之孙）旧藏。这些书札，除家书外，有一部分致梁鼎芬及未具名的书信，一是汪鸾翔于一九四三年抄录的贺培新跋张子高藏札，二是汪鸾翔于一九五四年所购（时人民币七万元）。这些无名的书信与致梁鼎芬书札在一起，观其内容，当亦系写给梁鼎芬的，由于没有收信对象，谨慎起见，只能别出。书札大都没有确切的年份，家书部分，汪鸾翔三子复强有零散识语，今择要整理录出，以便查阅。其他有线索者，略作考证，以便理解，余者从阙。本次整理，对异体字做了统一，惟“泊居賸稿”保留“賸”字，以示尊重，新辑本作“剩”。特此说明。 目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