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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张之洞的比较 导言： 谈起晚清的历史，尤其是晚清的洋务运动，李鸿章和张之洞是两个绝对绕不开的人物。近代中国著名的洋务企业和兵工厂以及许多第一，都是在这两位手上诞生的。两人同为晚清重臣，但是两个人常有矛盾，而且两个人在为官、为人、声誉、军政、高层态度等方面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不妨粗浅的比较一下。 两人生平概况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道光年间进士及第。历任翰林院编修、团练大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总理衙门大臣等，授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领袖之一，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一生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于北京。死后追赠太傅，晋封一等肃毅侯，谥号文忠，著作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同治二年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三江师范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广雅书院、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 早年生涯及仕宦 李鸿章和张之洞虽然都是晚清重臣，但年龄上有着十四岁的差距。李鸿章比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矮一辈，但是比恭亲王、慈禧、荣禄、张之洞这些人年龄上高一辈。 李鸿章和张之洞两人早年都是正经的科班生，走的是正统文人科举的道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是进士及第，与曾国藩是同年。张之洞的父亲张锳也是嘉庆年间的举人。李鸿章因为年龄比张之洞大些，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试列二甲第三十六名）。张之洞年龄较小，同治二年（1863）得中第三名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同治三年（1864）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李鸿章中进士时候是二十四岁，张之洞中探花是二十七岁，时间上相差大，但年龄上都相差不大。 因为年龄差距，两人的早年是大不相同的。李鸿章的家乡安徽因为是太平军活动的重点地区，故而李鸿章在咸丰年间就开始回乡办团练，虽有些辛苦功劳，但总体战果不大，后来投奔恩师曾国藩门下。曾国藩在咸丰年间，因为备受猜忌所以被弟弟曾国藩称之为黑官。虽然手握重兵，但并没有实授地方职务，只是以在籍二品侍郎身份办团练。所以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内也没什么职衔。不过在曾国藩门下这几年，曾国藩确实改变了李鸿章的性格和身心习惯等许多方面。咸丰末年同治初年，曾国藩终于被实授两江总督，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务，掌握了实权。而李鸿章也跟着水涨船高，靠着曾国藩支援的几千人马和自己安徽同乡的旧部，总计七千人创建了淮军，开赴淞沪苏南作战。凭借着地方官和洋人的支持，淮军一路克捷。而李鸿章在战功和曾国藩的保举下，也于同治元年（1862）春被授命署理江苏巡抚，年底正式实授，从此迈入了封疆大吏的行列，时年39岁。之后在平太平天国和平捻军的作战中，他总是接曾国藩的班。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平捻，李鸿章就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同治六年（1867）为湖广总督，开始了自己的总督生涯。而同时期曾国藩则为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因为处理天津教案的重大失误，近乎身败名裂，被迫离职，转任两江总督。而李鸿章则再次接替恩师出任直隶总督，几年后又兼任北洋大臣。虽然直隶和两江总督都十分重要，是平级，但直隶为疆臣之首，李鸿章这时候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恩师，开始进入自己人身的巅峰期。 反观张之洞的早年，则没有李鸿章这样波澜壮阔的人生。张之洞祖籍直隶，不过父亲在贵州为官，所以十四岁以前也一直在贵州。之后回到祖籍直隶南皮，道光三十年（1850年），不满14岁的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应县试，得中第一名秀才，进入县学。两年后，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中举，取得参加会试得中进士的资格。以当时张之洞的学养实力，他应当能够一气呵成，早日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但他直到27岁那年才得中进士。这十一年中，他前几年的时间耗在帮父亲办事、结婚生子、为父亲治丧守制，自然无暇无心于应试。到23岁那年将应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第二年应恩科会试，因为同样的原因，又没有考成。所以据说张之洞曾经常开族兄的玩笑。同治二年（1863年），他如愿以偿，得中第三名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步入仕途。同治三年（1864年）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同治五年（1866年），大考二等。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职务。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他任四川学政时，与四川总督吴棠一起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读书做学问。光绪二年（1876年），张之洞任文渊阁校理。光绪五年（1879年），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因为上疏得体有理有据，使其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 光绪六年（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历迁左春坊左庶子、日讲起居注官。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山西巡抚是张之洞第一次成为封疆大吏，时年44岁，比李鸿章成为封疆大吏时候小四岁。 封疆大吏任内的洋务生涯 李鸿章自同治元年（1862）成为江苏巡抚，开启了自己的封疆大吏生涯，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去世，李鸿章在39年里除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9）主要在京外，其余时间都是封疆大吏。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两广总督。 张之洞自光绪七年（1881）成为山西巡抚，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调任军机大臣，一直是担任封疆大吏，时间也长达26年。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还两次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不过两江总督的署理只是代理，并没有被实授。而张之洞也一直想染指两江，但始终未能如愿。 李鸿章虽然任过四个地方的总督，但其一生功业尽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而张之洞算上署理两江也任过三个地方的总督，但一生辛苦也尽在湖广总督任内。 因为年龄的差距和时代的不同，两人虽然在封疆大吏任期的时间内有高度重复，但成名时间是不一样的。李鸿章因手握淮军兵权，在成为直隶总督前，已经名重一方，清政府也实际上将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接班人来看待和倚重。而张之洞虽然在成为山西巡抚前，也有不错的声明，但终究只是清流，与已经成名的李鸿章不可同日而语。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内，因为江苏邻近上海，与洋人接触较多，已经开始成为洋务派了，是最早的洋务派之一，而且因为在直隶北洋任内大力变革，已经是当时的洋务派领袖人物了。而张之洞是从山西巡抚任上才开始向洋务派转变。而当张之洞大力发展洋务的湖广总督任上时，李鸿章早已经功成名就了。 李鸿章任内创办的洋务民用企业主要有开平煤矿、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华盛纺织厂等；军工企业方面，主要是改建天津机器局，创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淮军行营制造局等；学校方面，主要是创立了天津武备学堂。铁路方面，李鸿章创建了唐旭铁路，并大力主张兴建关内外铁路。 张之洞任内创办的洋务派民用企业主要有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等；军工企业主要有汉阳兵工厂、湖北钢药厂；学校方面主要是有两湖书院、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铁路方面力主修建并成功建成了卢汉铁路，并主持督办粤汉铁路等。 如果仔细翻看一下二人所兴办的这些洋务企业和新式学堂等的时间就可以看出，李鸿章所兴办的大多集中于同治时代和光绪中期以前，而张之洞所兴办的大多是光绪中期以后了。从兴办的难度看的话，李鸿章所兴办的难度要远大于张之洞兴办时候的难度。李鸿章所创办时候既要面临保守顽固派的种种政治压力，还有财政和人才等方面的困难。而张之洞兴办时候，政治上的顽固派的压力明显要少很多，一方面是中枢的思想渐渐有所转变，另外就是张之洞本身出身清流，中枢无论是李鸿藻时代还是翁同龢时代的清流，都对张之洞是另眼相看的。更重要的就是在清流们看来，支持张之洞可以压制平衡一下李鸿章的势力。当然，张之洞兴办时候，面临的财政资金和人才上的困难，也不比李鸿章小多少。尤其是在汉阳铁厂方面，资金和人才难度是非常巨大的。 军政方面的能力 在晚清时代，重臣要想在地方和朝中有影响力，必须有相当的军政素养，要有一支自己嫡系的军队。而晚清时代的显赫重臣，不少都手握重兵。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手握湘军，坐镇江南。李鸿章、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都是淮军元老，各有所部。而稍次一些的封疆大吏或者武将提镇大员，也都有属于的嫡系起家部队。如张曜、刘锦棠、岑毓英、宋庆、聂士成和马玉昆等。 李鸿章与张之洞作为晚清政坛的重量级大员，都是有相当的军政能力的。而要是比较的话，这方面李鸿章是占据相当的优势的。 因为年龄和地域条件，张之洞还在直隶读书埋头科举的时候，李鸿章已经创建了淮军成为了封疆大吏。而张之洞在当清流的时候，李鸿章已经凭借手中的淮军在全国名重一时，全国也只有左宗棠可与之相抗衡。而在左宗棠死后，李鸿章创建了北洋舰队，手握淮军和北洋舰队两大清军主力部队，成为朝中最显赫最具实力的封疆大吏，坐镇北洋影响中枢决策。而张之洞则因为中法战争才开始真正历练自己的军政才能。不过甲午战争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淮军兵败如山倒，李鸿章声望跌至低谷，而张之洞则创办自强军，成为南方一柱，与刘坤一成为当时朝廷的柱国重臣。 比较而言，张之洞所擅长的还不是军务。张之洞虽然也有过中法战争的经验，但他也只是后方调度谋划和运筹，并没有真正的统兵作战过。而练兵方面，自强军虽然为张之洞创设，但不久自强军即划归刘坤一，后来又由袁世凯节制，成为了北洋军的序列。而且张之洞手下并没有什么成名显赫的将帅。而李鸿章则不同。李鸿章有着训练淮军的经验，还指挥着淮军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战绩还颇为不错。甲午战争的失败，当然有李鸿章思维和指挥方面的原因，不过战时，李鸿章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的，但无奈淮军早已经日落西山，北洋舰队他也无法真正指挥的动了。而李鸿章手下，成名的将帅则不在少数。能文能武的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作战剽悍的程学启、聂士成、章高元等，而且都是督抚提镇大员。 简单的来说，张之洞军政素养方面不如李鸿章，而且张之洞出身清流，也没有形成自己的派系。而李鸿章军政素养在曾国藩、左宗棠之后和袁世凯崛起以前，确实全国难觅对手。而且李鸿章有了自己稳固的派系和军队，遍布各个领域。即便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威望跌至低谷，仍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仍然门生故吏遍布京畿北洋。 在做官和用人方面 做官方面，这二人都是会做官的，都已经做到了一品大员，大学士。 李鸿章长期的本任官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加衔太多。以总督本任加文华殿大学士衔，而大学士中又以文华殿大学士最为显贵。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1874）加封文华殿大学士以来，一直到死都占据着这个位置，即便甲午战争失败，依然在任，长达27年。虽然大学士如果不管理某个部的事务的话，就是个空名，但影响还是不小的。他还有太子太傅的加衔，按照中国传统礼制，太师、太傅和太保位列三师，是极为尊贵的荣誉，清朝时候活人很难获得，基本是给死人的。而次一级的东宫三师及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和太子太保是常用的加衔。李鸿章因为年高望重，活着时候就被授予了太子太傅的加衔，死后追赠太傅。因为李鸿章有太子太傅的名誉，大学士又有宰相的名头，所以不少部下都称之为傅相。而爵位方面，李鸿章因平太平军捻军之功，授封一等肃毅伯，而清朝爵位制度方面，公侯伯子男五等中公侯伯属于超品。而其他荣誉方面，李鸿章获得过三眼花翎。清朝自乾隆年间以来，获得过三眼花翎的只有七个人，即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禧恩、李鸿章、徐桐。而七人中，只有李鸿章是汉臣，徐桐是汉军旗人。此外也有一些象征性的荣誉，如紫禁城骑马。相较而言，张之洞的官爵头衔是不如李鸿章的。张之洞的本任官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也就是从一品。后来晚年时候加太子太保衔，成为军机大臣兼体仁阁大学士，成为了从一品。而且张之洞也没有五等爵位，毕竟他没有中兴的战功。当然加衔和爵位都是些虚的荣誉性的职位，实权方面二人差不多。 李鸿章虽然有超品的爵位、太子太傅的荣誉，但是李鸿章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地方官，虽然他坐镇北洋可以影响中枢。李鸿章有中堂宰相之名，却实无职位。李鸿章和自己的恩师曾国藩一生都没有进入过军机处做过军机大臣，左宗棠也就在军机处呆了不到一年就被外放了。军机大臣兼大学士在清朝是真正的具有一定宰相意义上的职缺，而李鸿章没有得到过。当然在入朝站班时候，李鸿章因其大学士头衔和其他职衔太高，一直是在军机大臣前，仅次于掌枢的亲王。甲午战争后，尤其是恭亲王去世前，据称恭王十分希望将李鸿章和张之洞拉入军机处，但光绪对李鸿章是颇为不满的，加上其他种种复杂的原因，李鸿章一直没有进入军机处。而在清末另一个最重要的衙门即总理衙门上，李鸿章也只是在甲午战争后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才进入总理衙门，但却遭到了主事的大臣张荫恒等人的排挤。凭借李鸿章的威望和才具，李鸿章是可以进入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并位居前列的，但是始终没有进入，最主要的恐怕不是能力，更不是资历，而是复杂的政治斗争所致。 比较李鸿章一生没有进入军机处而言，张之洞临终前两年进入了军机处。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一同进入了军机处，但是二人排名却靠后。而且不久因为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袁世凯失去了靠山，马上被免职。张之洞也于宣统元年（1909）八月去世，干了才两年的时间，难以发挥真正的影响力。 仔细看看清末的重臣，尤其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种擎天柱级别的元老重臣，确实很难进入中央的衙门。不是因为能力更不是资历，主要是政治斗争和满汉之争的缘故。在清末权力下放的大背景之下，地方督抚往往有着更大的自主权，所以这些人一方面有时候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根据地。而另外一方面，满族权贵也不愿意这些手握重兵的汉族大员进入中央决策部门，出将入相的风光倒是小事，而掌握决策大权影响了自身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而如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本身已经转行为洋务派，而中央长期为清流把持。清流洋务派长期水火不容，其政敌也不希望其进入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来瓜分自己的权力。比如翁同龢能容忍李鸿章进入军机处与自己争位子吗，李鸿章如果进入军机处，凭借资望绝对是仅次于恭王的，翁同龢能接受，根本不可能。 身为晚清的两位重量级大臣，他们事务繁剧，故而用人十分重要。二人都是进士科班出身，有着很高的国学文化修养，又是洋务派，对西方理念也有所知晓，但是用人上确有很大的差别。张之洞出身清流，后转行成为了洋务派，但其还是十分注重气节和个人修养的，而张之洞也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也自视清高，他主张通过听言、观行两种方式辨识人才;他认为必须不拘一格、破格选才;他强调人才的使用必须是人才的特点与需要解决问题相结合;他还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刺激人才，为人才发挥才能提供了良好环境。但是张之洞用人比李鸿章更强调个人的文化修养，不读书的人是很难入他的眼的。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明显就可以看出他对传统的文化操守和修养看的很重。而李鸿章则大不同，曾国藩是李鸿章的恩师，对李鸿章的培养十分在意，注重气节和经世致用两个方面。李鸿章虽然个人文化很高，悟性和眼界也相当不错，但他经常大骂属下，脏话连篇，而且十分强调经世致用之学，即注重办事能力，对其个人操守看的比较淡。李鸿章在经世致用方面远胜于曾国藩和左宗棠，忽略了精神层面的主义思想建设，以致于后来淮系和北洋越来越缺乏号召力和凝聚力。保守派清流派攻击李鸿章以利误国，其实也反映出传统士大夫对李鸿章重功利、轻道谊之作派发自内心的嫌恶。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足够义理修为的李鸿章明显不及湘军诸帅远见卓识。当时有人评论道：“北洋官场风气之坏，鸿章不能无责。盖察吏用人，渐重华饰，国藩贞朴之风稍替矣。……师门衣钵，于兹有愧。袁世凯、杨士骧，继督幾辅，踵事增华，北洋官场风气，曰趋浮靡，皆号为宗法鸿章焉。”民国时亦有人曾评论李鸿章之功罪：“盖自曾左胡沈皆尚气节，重廉洁，而李文忠之在北洋，不免招权纳贿，植党营私，故北洋风气最坏。即今日之军阀，仍是当日余孽，此曾文正公所谓始乎微终乎巨者也。”所以李鸿章门下，能干事的不少，而节操和修养方面有所为的人真不多。而日后袁世凯乃至于蒋介石，许多方面也都有一些当年李鸿章的遗传。 在办外交方面 晚清的外交一直是最难办的差事，不管多么位高权重的能臣干吏，一旦摊上外交的事儿，几乎没一个能不被挨骂的。曾国藩，号称完人，一场天津教案让其几乎身败名裂。翁同龢，清流的领袖，身为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还是皇帝的老师，最烦的就是外事，最不想要的职位就是总理衙门大臣。荣禄，慈禧的铁杆亲信，满族后期少有的干臣，做过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但在总理衙门却经常一言不发，为什么，外交难啊。 晚清重臣在办外交方面，驻外公使因为在外有和西方接触的经验以及直接学习的体会，他们应该是最出色的。如曾纪泽、薛福成、许景澄、吕海寰等。而在国内的直接负责交涉事务的督抚大员中，南北洋大臣直接负责办理交涉事宜，而且南北洋大臣开始时候就是专办外交的钦差大臣，后来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清朝历任的南北洋大臣，如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荣禄、张之洞、端方等，都是处理过具体外交事务的。 李鸿章、张之洞都办过外交，但张之洞直接与洋人谈判搞外交的时候是比较少的。张之洞长期担任湖广总督，而湖广虽然也与洋人打不少交道，但和北洋和南洋比少太多了，充其量是一些教案而已。不过张之洞两次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还是有一定的外事经验的。但是比起李鸿章而言，张之洞外交经验相对缺乏。东南互保虽然是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筹划，但穿针引线和出面的根本不是他们，而是盛宣怀和上海道余联沅。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中与洋人打交道最多的，还是出过洋去过很多西方国家的，这在晚清重臣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李鸿章自创建淮军开始便与洋人打交道，涉及到了一些外交事务，到后来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更是经常性的与洋人接触。几十年的耳濡目染，使得李鸿章确实在办理外交方面有了一些经验，而他的幕府也养了一群有涉外经验的人员，有洋人，有买办，有留外人员等等。李鸿章比起顽固派，比起张之洞、曾国荃、刘坤一、荣禄、翁同龢等，确实算是会办理外交事务的，而且洋人也只信李鸿章。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其他人里对外交几乎都是门外汉，显得李鸿章很出色。而把李鸿章放在同一时代的世界里，甚至是放在中日两国视野里，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相比，确实还是有着差距的。毕竟李鸿章的外交能力主要是靠多年的经验，属于经验主义，他没有外语能力这个可以不论，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理念及近现代国际公法，实际上是不懂最多是一知半解的。晚年出国后，他亲眼见证了西方的面貌，加上以前有的一些经验，确实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他的视野和能力，但无奈为时已晚。李鸿章办外交，太看重以夷制夷，虽然当时除了以夷制夷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弱国无外交。但是李鸿章过于的看重洋人的意见，过度的以夷制夷，终究为夷所。而且李鸿章在新疆、西藏问题上的看法长期有着错误，他身居东部，对西北西南边防了解的并不深刻，而且李鸿章在对俄国的态度上，确实存在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国外尤其是日本常将李鸿章视为亲俄派。不过李鸿章对日本的许多看法上，认识的比较早，但是日本对他的研究也太深，而李鸿章一生功业也都毁在了日本上。 张之洞没有李鸿章那样的外交经历，自然经验较少。不过身为东南柱石，他在许多涉外问题上，还是有着一定的经验的。在处理一些教案，东南互保，商谈铁路借款等问题上，张之洞还是有一些能力和经验的。张之洞在涉外问题上，比李鸿章更为自主一些，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有一点还是要说明，张之洞处理的外交问题多半属于技术性较强的外交问题，损失的最多是权益，还不至于导致重大的政治灾难。而李鸿章处理的如中日马关谈判以及辛丑条约谈判，都是能够导致重大政治灾难的问题，而且都是兵败之后的善后问题，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张之洞因为不在这些实际场合，所以可以对李鸿章指责，可以高谈阔论，而李鸿章身负两宫和全国希望，无法也不敢不能高谈阔论，只能是字句斟酌，甚至是拼着自己行将就木的身躯来谈判。袁世凯当年对李鸿章马关谈判就曾有不满，但二十年后自己亲自主导二十一条对日谈判时候，方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方知李鸿章当年的艰辛。 在慈禧太后等最高层眼中 晚清最后的几十年，慈禧太后是最高的决定者，任何一个封疆大吏要想有所作为，都离不开慈禧的支持。李鸿章、张之洞都是慈禧最为看重的汉族重臣大员，但在慈禧眼中，二人虽然重要，但还是有区别的。 张之洞是慈禧钦点的探花，而其两人年龄上差不多，张之洞比慈禧小两岁。张之洞文章写的好，在同治死后光绪即位的问题上，张之洞极力支持慈禧。同治驾崩后，光绪继位，承继咸丰之嗣。同治大葬时，吏部主事吴可读饮毒自尽，遗疏痛责两宫太后一误再误，所以他要以死一谏，请明定今后大统应归同治皇帝之嗣。经吴可读死谏这么一搞，慈禧相当被动，朝严重了说，她垂帘听政的合法性在这个时候遭到了朝野上下的质疑。敏感乱局下，唯有张之洞以他高屋建瓴的宏论，向慈禧伸出了援手。张之洞说，“统绪”之事，“统”为国事，“绪”乃家事，向非臣下可以妄言。此前明诏，已确立将来皇上生子后，承嗣于穆宗为子。此乃定“绪”，却并未定“统”。若依吴可读之折，明定将来之皇子承嗣并继统，则等同于立储。简而言之，张之洞以为，天子家务即是国事，继嗣即是继统，公庙不私设于私家，苟不承统，何以嗣为？吴可读虽至忠至烈，却于不必虑者而过虑，于所当虑者而未及深虑也。但是慈禧也知道张之洞的弱点，张之洞文章写的好，学问做的好，但是好大喜功，做事情常有些虎头蛇尾。而且“于'恕’字欠缺，不圆到，往往于小事上吹毛求疵，闹皮气”。不过在庚子辛丑之后，随着李鸿章、荣禄、刘坤一的相继去世，朝中的柱国老臣越来越少，加上张之洞久任地方，慈禧也恐形成势力尾大不掉，故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将他和袁世凯调任京师，希望一方面调离其巢穴，另外也希望他辅佐年轻的载沣。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溥仪即位，载沣为摄政王，总揽朝政。载沣等年轻的载字辈儿太相信皇权的力量，太依赖亲贵，处事又极为操切。这些张之洞都看在里眼里，而且已经有所察觉了。尤其是袁世凯在慈禧去世后不久即被开缺回籍，张之洞的地位更加艰难。开始阶段载沣尚且还尊重张之洞，但后来载沣等人日益排挤张之洞，让张之洞十分的心酸。如果说载沣为首的清廷驱逐袁世凯还情有可原，那么他们对张之洞的排挤则是毫无道理的，张素有清望，对朝廷无比忠诚，又没有案底。正因为如此，张之洞被冷落排挤、抑郁而死对满汉联盟解体影响更为巨大。张之洞的结果使满人排挤汉人的居心昭然若揭，汉大臣失去对清廷的信任，满贵族与汉大臣之间的联盟已宣告解体，这也成为满清在两年之后灭亡的一个失策之处。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1909.10.4），张之洞也因病去世，年七十二岁。话说张之洞受慈禧太后恩情深重，对清室忠贞不渝，希望死后得一个文忠的谥号。虽然许多人也力争为他争取，但是在重重阻碍之下，最后是谥号文襄，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 李鸿章比慈禧要大整整的一轮儿即十二岁，李鸿章与慈禧早年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个人恩怨和交集。李鸿章能被慈禧赏识和信任，最主要的还是李鸿章个人出类拔萃的能力和其手中的实力。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地位日渐显赫。同治帝去世后，慈禧扶持光绪即位，朝中是有不少反对的，但李鸿章手握重兵，是支持慈禧太后的，相当于是有拥立之功的。加上李鸿章为官，十分会钻营。曾国藩就曾说李鸿章是拼命做官。李鸿章任内的诸多洋务举措，之所以能成功，与慈禧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而李鸿章为了太后的事儿，尤其是修园子，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竭力报效，因为他深知其中利弊。而慈禧六十大寿时候，各省督抚进京，李鸿章是排在首位的，李鸿章所在的直隶报报效的也是最多的。马关谈判，李鸿章独任其难，险些丢了性命，慈禧也是心知肚明的。李鸿章所做的一切，确实不少是给太后背锅。甲午战后，清流派68人联衔弹劾李鸿章，慈禧就有所震怒，对清流派加大打击，一方面是维护李鸿章，另外弹劾李鸿章某种程度是就是弹劾慈禧。戊戌年之后，朝中的保守风气越来越浓，李鸿章这样的四朝元老也被排挤，不过慈禧是深知个中利弊的，将李鸿章外调，也有保全他的意思。而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光绪逃往西安，他们想到的首先就是李鸿章。也只有李鸿章能与洋人谈，也只有李鸿章能懂得慈禧的心思。而李鸿章也确实是勇于任事，不避劳苦。奕劻在给荣禄的信中就曾说，虽然李鸿章仗着资历老常常独断而行，但确实是饱经风霜，舍身承重。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因病去世，年七十八岁。慈禧当时正在回銮的过程中，得知李鸿章病故，是非常伤心的，史载“哭失声”，称其是“再造玄黄”之人。下令追赠一等侯、太傅，赐白银5000两治丧，入祀贤良祠，谥号文忠。在京师及立功省份建祠十处。汉人在京师建祠，有清一代只有李鸿章一人。据称原本希望配享太庙的，但不知配享哪位皇帝，只能作罢，改为京师建祠。 其实明显的可以看出，李鸿章与张之洞二人中，慈禧更相信李鸿章一些，虽然慈禧也会扶植清流和张之洞来平衡压抑一下李鸿章的势力，但是慈禧更明白关键时刻能舍身承重为其无怨无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卖命的也只有李鸿章了。 尾声总评 李鸿章与张之洞两个人虽说有十四岁的年龄差距，但总体上还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都是晚清的元老重臣，都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只不过李鸿章是洋务运动早期领袖，张之洞是后期，二人是先后而已的差距。 论能力，二人基本上是半斤八两，李鸿章整体上略微强一些，论在高层的眼中，李鸿章也比张之洞地位分量更重一些。但是在历史的总体评价上，李鸿章的名声是不如张之洞的，毕竟那么多条约，虽非他本意，但他也终究不得不负其责啊。两人虽然还是洋务派，接受了不少新生事物，但儒家的传统思想始终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忠君是他们始终恪守不渝的理念。而在他们之后，清政府的满汉政策出现了极大的错误，使得汉族大臣对皇室的向心力日渐下滑，导致了辛亥年那样的局面。对于这一点，李鸿章幸运的没赶上，而张之洞已经看到了端倪并有所预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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