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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任何一个古老的民族都十分重视历史，以史为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罗布代尔也曾讲道：“一种文明的历史，就是对古代材料中那些对今天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的探索。它有待解决的问题不在于要告诉人们关于希腊文明或中世纪中国我们所知的一切——而是要告诉人们在西欧或现代中国以前的时代与今天仍旧相关的东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而史学尤见中华文明的底蕴。中华民族的历史学起源甚早，夏朝时就有史官，其后历朝历代都设有专门记载和编纂历史的史官。春秋战国时期，编史之风盛行，《春秋》《左传》等一系列优秀史学著作相继问世。汉以后，更是史学名家辈出。两汉时期，蜀地文化鼎盛，形成了良好的修史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蜀地出现了若干史学家，其中编纂《三国志》的陈寿更是名扬千古。 蜀汉建兴十一年（233），一代史学大家陈寿在蜀地出生，其祖籍为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其父曾是蜀汉重要官员马谡的参军，后因马谡不听诸葛亮指挥而丢失街亭，被诸葛亮挥泪斩杀，陈寿之父也连坐受髡刑，被剃了头发。 陈寿自幼聪明机敏，入成都太学拜同郡大学者谯周为师。谯周是当时有名的硕儒，他注重言传身教，对陈寿影响很大。少年陈寿学习十分刻苦，精读《史记》《汉书》，研习《尚书》《三传》等，学富五车，文采飞扬，才华出众，学识渊博，为人正直，然性格刚烈。其师谯周深知陈寿秉性，曾预言：“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果不其然，陈寿少年出名，才华出众，但宦海生涯却颇为不顺，屡遭贬谪，毁誉参半。但中年以后所著《三国志》，则留芳千古。其师一语成谶，暗合了他后半生坎坷的命运际遇和人生辉煌。
南充市纪念陈寿老师谯周的谯公祠 陈寿学成后，初入仕途，在蜀汉国担任观阁令史。当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已经去世，蜀主刘禅大权旁落，太监黄皓把持朝政、作威作福，大臣们迫于压力，不得已依附于黄皓，皆屈意附。陈寿一生为人虽是“质直”，有傲骨而没有媚骨。在宦官黄皓面前，陈寿刚正不阿、拒不逢迎，虽是区区朝官却“独不为之屈”，尽管屡被降职罢官也义无反顾。陈寿父亲去世后，陈寿也卧病在床，就命女仆把药末团成丸状以便吞服。这件事被去他家的客人看到后，到处传扬，人们误以为他不守孝道，私下讥讽。 西晋建立后，陈寿甘受亡国之民的悲苦命运，艰难生存。晋朝司空张华爱惜陈寿才华，举他为孝廉，后出任阳平县令。陈寿先后编纂《益部耆旧传》《诸葛亮集》，得到晋武帝嘉奖。晋武帝咸宁四年（278），镇南将军杜预举荐，授以他治书侍御史，故而来到洛阳，后任佐著作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陈寿升迁著作郎，并着手编纂《三国志》。太康六年（285），陈寿母亲病重，临终嘱托陈寿，要求将她安葬在洛阳，不必送回家乡。陈寿遵从其母遗言，在洛阳择地安葬，然而却引起非议，认为不孝，随即被贬官。此后，陈寿赋闲家中，再未拜官。晋惠帝元康七年（297），陈寿在郁郁寡欢中卒于洛阳城，时年65岁。 陈寿一生仕途多舛，颇不得意，但他才华出众，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历史学家，所著《三国志》开拓了新史学体例体裁。《三国志》以魏主为帝纪，总揽三国史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国别史。全书起于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黄巾起义，讫于西晋灭吴（280），分为《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共65卷。此书为陈寿赢得千古美名，时人称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绝非溢美之词。 陈寿的史才首先表现为对史书体例体裁的创新。《三国志》之前的两部著名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都是以一个王朝为中心，说明其正统的延续性。然而陈寿面临的是比史学前辈更为复杂的历史局面——相互敌对的3个政权的历史。《三国志》需要兼顾3个政权的历史叙述，但也有正统与非正统之分。由于西晋是从魏国演变而来，因而《三国志》以魏主为尊，在纪年上以魏国纪年贯串三书，然从实质上讲，三国各自成书，蜀、吴虽名为传而实为纪实。这样的写法，使全书体例协调，既能显示以魏国为尊的主基调，又能展示出三国鼎立的总体格局。其次，陈寿治史在方法上传承了中国古代主流史学大家的学术传统和风格，先秦以来的史学大家都具有恢弘的历史视野，他们学究天人、会通古今，用包容一切的气势和胸怀，阐述历史的发展进程，探究历史演变的前因后果。陈寿所撰《三国志》，同样气魄宏伟、视野开阔，不仅着眼于三国的史事，而且纵向考察了由汉末群雄纷争到三国鼎立，再到西晋统一的历史发展大势。另外，他还将朝鲜、日本、高句丽等国家的历史与中央王朝的关系附于《魏书》之下，布局得当，内容充实。《三国志》在叙事艺术上，尚典雅、好简洁，寓劝诫于行文之中。该书描写战争，不现杀伐血腥之气，如赤壁之战。写及人物，遣词用句，处处清丽典雅，如《诸葛亮传》。全书篇幅简略，却将三国之事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反映了陈寿崇尚简洁、谨慎剪裁史事的写作态度。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评论说：陈寿“练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极有斤两，虽迁（司马迁）、固（班固）亦当心折”。此外，陈寿特别重视品第人物，在对人物或褒或贬之中寓含他彰善瘅恶、有辅教化的劝诫思想。如评论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又言“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心，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委婉劝诫意在言外，无怪乎时人上表称其“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该书完成后，晋朝令抄录《三国志》，并颁行全国。 “实录”是史书评价最重要的原则，陈寿的史才于此也多有体现。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高度重视选择史料，必先考而后信，对于夸张荒诞之说一概不取。无论当世之人，还是后来者对于《三国志》大都评价甚高。不过也有人略有微词，认为《三国志》对于曹魏和司马氏多有溢美；另外，相比《史记》《汉书》，则只有纪、传，而无志、表，略有不足。不过这些也仅是一家之言而已。陈寿在动乱之际、贬谪之时，背负着亡国的阴影，以洞穿历史的冷峻眼光和良史之才，著成《三国志》，垂万世而犹在。其时，书写三国鼎立时代的史书种类繁多、不胜枚举，然而经过时间长河的大浪淘沙，除《三国志》保存下来外，其余史书基本都烟消云散、荡然无存。 此外，也有人杜撰一些故事来诋毁陈寿。坊间有人传说陈寿写作《三国志》，出现“陈寿索米”和“挟怨曲笔”等事。所谓“陈寿索米”，是指陈寿曾向三国时魏国文学家丁仪、丁廙之子索要大米千斛，才愿为其父作佳传，然而丁仪、丁廙之子均不给米，陈寿竟不为他们立传。至于“挟怨曲笔”之说，则是称陈寿因父亲被诸葛亮处以髡刑，一直怀恨在心，而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一直就很瞧不起陈寿，因此陈寿对诸葛亮父子颇有私怨，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不善于带兵打仗，有意贬低诸葛亮。但是，以上说法均非事实，当时就有人指出：丁仪、丁廙二人官不过是中级官员，对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对内毫无任何建树，反而结党营私，最终为曹丕所杀，实为魏国罪人，不得立传的理由十分明确，而陈寿将他二人之名附于《三国志》的《王粲传》《刘廙传》之后，已经充分反映二人的历史地位，十分客观。况且陈寿著《三国志》之时，丁仪、丁廙之子早成亡魂，又何从索米之说？至于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也并非有个人私怨夹杂其中。事实上，陈寿一生对诸葛亮推崇备至，除在《三国志》写有传记外，还在书中多处有所记载，总体评价甚高，至于诸葛亮非将领之才，本为后世公认，陈寿如实直书而已，并不存挟私报复之心，部分人以此质疑陈寿的史家“实录”精神，实为捕风捉影，经不住推敲。 文学家夏侯湛也曾撰写过《魏书》，但当他看到陈寿所撰《三国志》之后，突然觉得所写《魏书》已无任何价值，遂付之一炬。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称赞《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司马迁和班固），非妄誉也。”刘宋朝著名史家裴松之评价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由此也可看出《三国志》具有经久不衰的史学价值和文化魅力。故而，后来的史学家认为，陈寿堪与司马迁、班固齐名，史称“并迁双固”，《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陈寿在《三国志》里，以人物传记方式记载了蜀汉“必以人为本”“弘毅宽厚”“赏罚必信”的治国理念和蜀地儒学、经学及其师承流变的情形，对巴蜀历史文化和蜀学、经学的传承作出重要贡献。 当代史学家缪钺先生认为：《三国志》通体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之弊，各传中所选录的文章，也都能择取最重要者，不像王沈《魏书》、焦豢《魏略》的“秽累”。至于陈寿的文章，亦以简洁见长，而对于历史人物的描写，在生动传神方面，则不如司马迁的《史记》，亦不如班固的《汉书》。《三国志》以史学、史识、史才见长，但文采方面略差一些。“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固也。”“承祚（陈寿）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闇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这个衡量分寸恰当。《华阳国志·陈寿传》称陈寿“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魏晋时，史学已经开始走向独立发展，与文学分道扬镳。《三国志》摒弃文华，注重史实。《三国志》以后所产生的正史，其作者也不乏著名文人，但书中并不以文采见长，而是力求朴实。可以说，开此风气之先者，正是陈寿，他的著作“文采不足”，正是史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文史分野的标志，而不是陈寿的不足。 陈寿在传承汉代史学传统的基础上，首创纪传体断代国别史体例体裁，以新的范式书写了三国时代复杂多变的历史风云画卷，为后人留下了解和研究三国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的信史，并成为后世《三国演义》、三国文化的底蕴所在。他编纂《益部耆旧传》，保存巴蜀历史文化；撰《官司论》，主张制度改革，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 陈寿所著《三国志》留芳千古，传承文化，勇于创新，不拘一格，敢破旧制，其创新创造精神，实为今人应当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一生虽屡历逆境而不事权贵，体现了中华传统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和风骨。（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作者简介 何一民，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城市史、中国近现代史、区域文化史。代表作有《中国城市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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