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欧洲学术圈的一纸声明——禁止基金申请人在列举学术发表记录时提及期刊影响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s，JIF），再次激起“千层浪”。 影响因子，这个科研人逃不开的魔咒、咕噜心心念念的珍宝，真的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吗？ 月初，有同学还在为自己投稿的期刊IF上涨而欢欣鼓舞。  的确，期刊影响因子，作为一种国际通用的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学术业绩的评定，测度学术成果和影响。说白了，就是直接参与到毕业、评奖、职称评定之中。 往回拨5年，影响因子达到某一水平可以说是博士毕业的硬性条件。  ▲某“一流大学”学部博士毕业生答辩要求 在副教授、教授评选过程当中，累计影响因子可能也会占到不小的比重。自身利益相关，许多科研er在期刊选择时，不得不考虑影响因子。 但是影响因子真就那么可靠吗？ 熟悉其算法的人都应该知道，影响因子的高低是有很大操纵空间的，跟期刊出版社的运作水平、推广能力、论文的被引用量都有关系。 此外，不同学科的影响因子也没有可比性，正如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党委书记刘书明所说，“在一片森林里，有杨树、松树、灌木丛等植物，各物种同生共长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森林生态。学术生态也是类似，不能拿着评价杨树的标准评价松树和灌木丛生长情况。”  影响因子不能代表个别论文的水平。法国科研人员曾在知名食品期刊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上发表关于转基因安全性的研究（最后被撤稿）这一论文一经发表就引用者众，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批判、否定态度，这难道能说明这项研究质量之高？ 此外，学术水平与影响因子也并不能直接相关。201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主Donna Strickland的获奖原因就来自于其博士期间发表的一篇“低分论文”。这篇论文发表在《光学通信》上，该期刊水平不高，当年的影响因子也只有2分左右。但是这篇论文极具创新性，至今已被引用超6000余次。  ▲201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主Donna Strickland  可以说一项创新发现的早期工作，并非都来自于高影响因子期刊，甚至往往发表在投稿周期短、相关度高的业内刊物上面。 因此，一味提影响因子，而不提学术论文影响力，是不合理的。天下苦影响因子久矣，为什么还要看论文被引或期刊影响因子呢？ 答案很简单，对于某人做的某项研究，同行评议即可知其重要性。但是那些做评判或做决定的人，往往不是“小同行”，这种情况的存在，催生了JIF、Nature Index、Citescore等多种文献计量工具。 诚然，“唯影响因子”论毒害了科研人员生存环境，尤其是青年科技工作者。但是现在有没有更好的成熟的标准化的评估手段呢？在我国，即使学术评价方式已经或正在发生改变，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2018年开始，国家在不断提出改革举措，目的就是将“影响因子”与学位申请、学生毕业、奖励奖金脱钩。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Top高校纷纷响应，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学位申请或教师聘任管理制度。清华大学物理系表示“不是简单地按照SCI论文的篇数、引用数量的多少和刊物的影响因子来作为博士生的毕业标准”； 浙江大学某学部的博士论文答辩要求也多了一条“以学科领域JCR影响因子前15%的重要SCI刊物上发表”与3分及以上文章效力相同。  不看影响因子，该看什么呢？ 今年，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评估时提到“不得填报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要突出创新质量、实际贡献； 山东省发布了《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明确高校、科研院所等不允许将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与奖励奖金挂钩，同时不把影响因子高低作为量化考核指标，实行代表作同行评议，强调创新水平、学术价值…… 回到开头，国际上对影响因子滥用问题也出台了新政——欧洲研究委员会已禁止在基金申请书中列举学术发表记录时提及影响因子，并表示可以使用与自身研究领域相关的文献计量学指标，并适当列出经同行评议的出版物和预印本。 看来，学位答辩、奖励评选、基金申请在逐渐关闭“影响因子”的“绿色通道”，打开了“同行认可、分领域判定”的大门。 这一次，真的要跟影响因子说再见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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