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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年”这件事现在已经彻底虚拟化与轻便化了。拟一则拜年微信，选一个群发图片，点击“发送”，大功告成，至于所拜者是否收到、是否回拜乃至是否高兴，可关心也可不关心。 我小的时候，年年大年初一的拜年，是件严肃、庄重乃至让人紧张的事。天不亮全家即各就各位，母亲和嫂子们忙着煮饺子时，我一定是在院子里上蹿下跳，找竹竿，挂鞭炮，最后在西南角的夹道口立定，手持火柴，等待燃放的命令。待饺子煮熟，摆上供桌，父母开始烧纸拜祭，我即点燃鞭炮，将竹竿颤巍巍高高举起，一时间，头顶之上，声震屋瓦，硝烟弥漫，纸屑乱飞，我不由得捂耳扭头，屏声静气，似穿行在枪林弹雨一般。 这还不是最紧张的时候。鞭炮声息，父母拜列祖列宗毕，分坐供桌两边的椅子之上。热气腾腾的饺子陆续出锅，在一个个大碗中集结。开吃？想得美！这会儿就吃饺子那叫过年吗？不先拜年能算过年吗？ 令我紧张异常的程序这才开始了：先是大哥给父母拜年，然后二哥给父母和大哥大嫂拜年，然后，就该我了。那不是说句“拜年拜年”就能交差的事，那是要磕头的，从父母开始，凡家中比我年长者，我都得高声唱名，一一磕头。自大哥开始磕头起我就开始紧张，之后不消说越来越紧张。一家人在那里盯着，顺序不能搞错，漏掉谁更是难堪，出个丑会让人说笑大半年。 家中拜年毕，紧张时刻结束，接下来的大拜年，是合族人一起，走街串户，一家家拜去。那是体验家族文化的年度场景，也是熟悉族群、温习辈分、交流亲情与境况的旅程，自有一份沉甸甸的郑重。
当然，“革命年代”的拜年，也曾经有另一种紧张—— 七十年代初吧，春节临近，我家房顶上的“大喇叭”传出了“大队部”严肃的声音，大意是：如今要移风易俗，过革命化的春节，接上级通知，大年初一不许互相拜年，村里的民兵会加强巡逻，有敢拜年的，以宣扬封建迷信论处。 临近沸腾的春节气氛随之掺进了肃杀的味道。孩子们免不了要想，不让拜年，这年还怎么过？可是至今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当时的大人们似乎都不考虑该不该执行“大喇叭”里的禁令，好象根本用不着考虑，连商量都不必。他们的话题是：民兵会在几点巡逻？六点？七点？那咱就早点。三点钟起床行不？太早？不早了。趁天黑，赶紧转，早拜完早算。你以为民兵就不拜年了？他们得等着拜完了年才去巡逻呢。谁说的？我刚听西边胡同里的老三说的，他就是民兵啊。那个谁，你早起一会儿，先放鞭炮，我们跟着，然后就集合。你，戴上手电筒，照路。碰见人别乱照，能躲就躲，进了大门再磕头。你们这些孩子，别熬夜了，早睡早起…… 那年的拜年，不在“太阳也睡眼惺忪地跃出地平线”之后，而在太阳酣睡的凌晨两三点。隐约听见谁家放了鞭炮，那就是“总动员令”，家家户户的鞭炮声片刻就连成了一片。黑灯瞎火地吃完饺子，“家族队伍”也集合得差不多了，长辈一声令下，“走吧，”队伍于是静悄悄地出发。那真是一幕奇特的场景：夜黑风寒，地冻霜冷，大街上，小巷里，流动着一团团黑影。刚听到前面似有人声，还有光亮一闪，等到走近了，却又不见了踪迹。两队人马避无可避时，机灵的一方即迅速面墙而立，给迎面而来的人让出路来。待脚步杂沓声已远，这边才又有窃窃私语声，伴着压得极低的嗤笑声。进得一家的们，人们暂时恢复正常，烛光之下，屋内院里，磕头的磕头，烧纸的烧纸。出得门来，游击状态立刻恢复，“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
几年以后，没人禁止拜年了，可是我们村里的人们大年初一照样起得很早。大家都忘了为什么要起得这么早了，似乎祖上历来如此。有孩子问起来，大人只笑着说：起早了省事，谁也看不清谁，少磕很多头，一个一个地磕，磕到天亮也磕不完，多麻烦！ 或许就是从此，拜年的份量和紧张程度开始一年年减轻。等有了电话，就有了“电话拜年”；有了传呼，“传呼拜年”就大时兴。不用说，短信拜年、微信拜年也就陆续登场了。拜年越来越轻便，春节就越来越轻飘，只剩下春运越来越沉重。谁知疫情一来，控制流动，春运也轻了起来。 我们彻底进入了“轻春节”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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