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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心灵深处的一股清泉，流不尽，吐不完，一直奔流，去浇灌我人生旅途遇到的每一草，每一木。1977年2月，我由民办教师转成了公办教师，县教育局一纸调令，我从赤水公社立新中学，调进了金堆公社东坪学校。我班学生有个显著的特点：能吃苦，很勤快。教师灶的米、面、油、盐、蔬菜等，全是由带队教师买好后，由学生从15里外的寺坪街抬回的。每次去干这些活儿时，学生们都是争先恐后，举手报名。学校没有水井，每天上早操时，就由学生们轮流到村西的一个山沟里去抬水。那个山沟里布满了圆溜溜的鹅卵石，石头中间有个磨盘大的石头窝，里面常年都是一汪清水。全体村民的生活用水，都是从这个石头窝里汲取的。学生们一瓢一瓢地把水舀进桶里，然后抬回学校，倒入水缸。
这儿没有煤炭，教师灶做饭烧的全是木柴，而木柴全是由六七年级学生上山打来的。每逢上山打柴时，学生们热情都很高，从未有偷懒或借故缺席的。到山上后，男生们就钻进树林中用斧头砍，女生们则手拽树枝往山下拖。回校路上，他们有的抬，有的拖，一路浩浩荡荡。到校后他们又把树干劈开，砍成小段，整整齐齐地垒在屋檐下。每打一次柴，就够烧一学期了。回校后劈柴的场面，紧张而忙碌——在教室西边那个窄长的小院里，学生们爽朗的嬉笑声，热烈的打闹声，以及树干噼里啪啦被折断，被劈开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劳动的欢乐。劈柴的那些学生，劈柴的技艺都很精准——挥动胳臂高高地举起斧头，一斧头照直劈下，只听得“啪”的一声，木墩上躺着的树干，正好不偏不斜，从正中被劈成了均等的两半。我在感叹学生劈柴技艺精湛的同时，也羡慕他们手中的斧头，把把都很锋利，劈木头简直跟劈西瓜似的。当时我曾觉得，让学生们来干这些活儿，对他们分明是一种剥削，很不公道。但这儿历来如此，已成定俗，从未有人提出过异议。每学期开学时，学生们缴学费并不是缴钱，而是根据年级的不同，缴一定数量的木椽或木杠。木椽和木杠大部分由家长扛来，而我班有很多学生，是自扛木椽来报到的。学校把木椽木杠集中起来，卖给附近的国营木场，转变成学费。学生们缴班费也不是缴钱，而是缴一些中药材。这些药材都是学生们自己上山挖来的，一般都是“菖蒲”——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的根。班上把菖蒲集中起来，卖给附近的药材收购站，转变成班费。我班的学生还很勤奋，很用功。西坪和芋坪的学生，每天都要走很远的山路，但似乎从未有人迟到。早读时他们高声朗读，琅琅的读书声传得很远。他们的作业都写得整整齐齐，也从未有不交作业的。因此，我的班主任当得相当轻松。我还发现有些学生不仅勤奋，而且特有灵气。有个学生叫陈靠山，悟性极高，也极用功，是班里的尖子生。他毕业时以全公社第二的好成绩，考入华县咸中，1980年考入陕西师大，之后又先后在兰州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取得硕士、博士学位。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尚不足40周岁，却已是山东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当他辗转知道我的消息后，曾给我写过两封信，并来渭南看望过我。
真难想象，我在七年制初中任教6年，教过的学生少说也有一千多人，但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竟然不是来自关中东府文化重镇——赤水镇——的富贵人家，而是来自秦岭深山老林里的贫苦家庭。可见“高山出俊耀”“家贫出状元”，确有一定道理。受这儿纯朴民风民俗的影响，我们班的学生个个真诚朴实，很讲情义。我考上大学离开这儿时，尽管时值忙假，知道的学生极少，但我还是收到了一些小镜子、小手帕、香皂盒之类的礼品。有个大点的女生，还给我送了一双彩色丝线做的绣花鞋垫。当她把鞋垫送给我时，居然还弯下腰，亲自把鞋垫铺在我的鞋里，让我试了大小。为此我感动了一生。有个学生叫谢新年，小个子大眼睛，很纯朴也很聪明。我到他家家访时，发现他家的草房已濒于坍塌，灶台及案板上简陋得看不到锅碗瓢盆，炕上被子几乎成了棉絮。看到他家这般凄凉，后来我就把我的两件衬衫送给了他的爸爸。考上大学离开那儿后，我还和谢新年通过几次信，给他寄过两本书和一副圆规。后来他和他爸爸经过多方打听，曾找到我的赤水老家，给我家送了不少松籽和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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