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变了，大城市“抢人”遇到了真对手

作者：今纶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一纸文件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和以往不太一样的风向，它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在房地产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正式印发了《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下称：《任务》），《任务》指出，2021年将有序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而且特别提到了：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

这就有点意思了。关键是还有这样的表述：促进超大特大城市优化发展。推动开发建设方式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我的看法：“抢人”在未来的边际效应递减，“抢人”在城市发展中可能会越来越不重要了。

为什么？

 

服务好存量人口，把资金用到刀刃上

 

从《任务》来看，既然说清楚了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有自由，那就是说，城镇化的继续提升将由中小城市接棒，而且是第二棒，第一棒已经过去了。

第一棒就是过去几十年，大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极度膨胀。

 

为什么要这样？

两个原因：持续下跌和持续收缩。

一是新生儿出生数量的持续下跌，今年会跌破1000万。近期，华盛顿大学Stein Emil Vollset等人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Lancet 发表研究论文显示：该研究发现全球人口预计在2064年达到97.3亿的峰值，到2100年下降到87.9亿。亚洲、中欧和东欧将成为人口缩减速度最快的地区，中国、日本、韩国、意大利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数量将减少为原来的一半。

二是中小城市的持续收缩。

有学者的研究报告统计，在2000年到2010年间，中国有180个城市人口在流失，而2007年到2016年之间，中国有84座城市出现了收缩，1/3的国土人口密度在下降。

所以，怎么办呢？

投入基建的资金是有限的，医疗、教育的相关经费如何更有效地用起来？如果农民想进城，县城的人想挪一挪，可以，欢迎进小城市和中等城市。

牌面就是这个牌面，这有什么好处呢？

既然人口下滑顶不住，我就服务好存量人口，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也就是“鼓励在人口集中流入城市扩大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位供给，优化事业编制调配、增加教师编制数量”，背后还有一层意思：既然某些乡村和县城的衰落是无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要争取最好的结果。

一方面在人口集中流入城市增加公共资源，一方面当然也会在乡村以及人口流失严重的县城减少投入，人都没了，投入那么多干嘛？

定下心来，做好“租购同权”，允许租房常住人口在公共户口落户，人口集中流入城市还有一段稳定发展的好时光，至少要稳住。

因为预期人口流入很难猛增，而且当地收入普遍不高，所以，房价也很难有大起大落的机会。

县城的发展调子定得很务实

 

《任务》提到：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

说明什么？

说明更希望从超大城市回流的农民进县城，也希望农民不要再涌入大城市以及超大城市。

 

 

所以我说：城市发展的逻辑已经改变了。

而且3月29日，住建部发布了通知，就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公开征求意见。通知提出，县城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6层及以下住宅占比应不低于75%。县城新建住宅最高不超过18层。

也就是说官方希望看到的农村人口集聚地是县城，而且在县城的发展上也提前打了“预防针”，不要追求高层建筑，不要胡乱攀比，不要搞到最后一地鸡毛，债务缠身让上级长官来收拾烂摊子。

在县城的发展上，无论是发改委还是住建部都把调子定得很低，很务实，做好了相应的预案，其实也就是做好了应对更多变化的准备。

追求“大”已经摸到天花板

 

《任务》中还提到了：促进超大特大城市优化发展。推动开发建设方式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这是啥意思？

结合北京的情况想一下，不少企业搬到了雄安。

再结合广州、深圳的情况想一想，要是一昧追求规模的话，其实可以不用那么严格执行环保政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GDP和增速都会好看。

但是北上广深都没有这么干，尤其是北京。

广深在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虽然因为户口门槛的调整带来人口红利，但是规模扩张的速度与追求规模的目标确实比以前弱化，更多是在追求结构的优化，以及在高新科技、金融、生物医药、海洋产业等诸多方面的优势。

超大特大城市从追求“大”转向追求“优”——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号。

背后的逻辑是：追求“大”已经摸到天花板，另一方面，某些领域不够“优”，被人“卡脖子”，如梦初醒，终于决定要追求“内涵提升转变”。

以前是暴富心态，觉得喝茅台、人头马，拎个LV的包就很有时代感，现在发现手机里、汽车里的某些芯片自己生产不了，这个侮辱性极强。

超大特大城市要解决中国持续前进的方向和主要驱动力的问题，这其中：一线城市以及大湾区和长三角是发动机，是前锋，而成渝以及西北诸城都是中场，东北等城市是后卫和守门员，这场比赛能不能赢，能不能赢得漂亮，主要看前锋的突破能力了。

前锋们需要更快更优更强，才能实现目标。

而且，从《任务》看，粗放发展的城市阶段的确过去了。

比如，《任务》提到：稳慎把握省会城市管辖范围和市辖区规模调整。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新时期建筑方针，严格限制建设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严禁建设“丑陋建筑”。

这和要求“县城新建住宅最高不超过18层”其实是同一种审慎思维，在为可能的变化做积极准备。

一方面要严防制造建筑垃圾，一方面要严防债务危机以及银行被拖下水导致金融危机。

扩张不是超大特大城市主旋律

 

《任务》不是简单的“任务”，它是给城市发展画了蓝图，也划了红线：别乱来，不要延续旧思维，冷静。

考虑到人口红利下降，出生人数下跌，而且经济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我们可以这么说：

风向变了，大城市“抢人”遇到了真对手。

 

这个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具体的现实状况——国家层面，大城市既不可能无限扩张，又不能任由更多的中小城市被“虹吸”，还要解决经济发展平衡的问题，怎么办？

未雨绸缪，给人口流动给出更温和的变化路径和指引，给存量人口更好的公共资源服务就是不二选择。

从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上来说，《任务》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非常委婉地用公共政策将如何落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这些问题和方案将推进中小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在各自的坐标之中去寻找、微调新的定位。

从此以后，扩张，应该不是超大特大城市的主旋律。

县城成了解决城镇化问题的“主战场”，从现实状况来看，中国城镇化高歌猛进的阶段已经结束。后面是平稳发展，逐个解决问题，更快建立解决问题的系统的阶段，而引导人口进入中小城市会让问题的解决相对容易。

超大特大城市要解决的是国家层面的对标世界先进城市发展的问题。

中小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在不同的前进路线上，有不同的任务，这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既定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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