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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的那个初春，“文革”的政治坚冰仍未彻底消融，人们熟知的改革开放的那声“春雷”，要在这一年的年底才炸响。生活虽然依然清贫、困顿，但却发生着一些改变，有了文艺晚会、体育比赛，甚至恢复了民间唱大戏、舞龙灯、耍狮子、跑旱船……过年的滋味开始丰富多彩起来。 在北方过了腊八，年味就越来越浓。腊月二十三，在小村的冯家大院的一间小屋里，因为出水痘被“困”家中近一个月年幼的我，隔着窗户看着小伙伴们在院里提着自制的红五星小灯笼、彩纸糊得小旗风车来回地疯跑，急得我直想哭，结果为了安慰我他们进了屋陪我玩，无一幸免地先后出了水痘，却无一人埋怨我。那一年，父亲厂里竟然发了一本“年年有余”的挂历，两个小娃娃抱着一条大鱼，平生第一次见到挂历，邻里都争相观看，我和姐姐倍感自豪！ 年根底，就在我和姐姐去姥姥家玩耍时，父母找村人把饲养了一年的山羊宰杀了，那是我曾经的好玩伴，却是家人一年中少有的肉腥美餐。回家后，望着一大锅煮熟的羊肉，我却哭了，从此后我再没吃过一口羊肉。姐姐因为忙于给亲朋送肉打牙祭，又着急香这口肉，结果不知怎的竟摔倒在肉锅里，好在油肉都已凉，并无大碍，但是这竟成了后来多年里的“春节笑谈”。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糊上了新窗纸，贴上了春联、窗花和花红柳绿的年画，新年的喜气顿时铺面而来。晚上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都悄悄地换上了100w大灯泡，“亮亮堂堂过大年”了。 当时电线是从大队部接出来的，哪能承受起这样超负荷大运转，接二连三跳闸停电，这时候正午台的大喇叭开始吆呼了“社员们注意了赶快换掉大灯泡……”，而此时出了名厉害的民兵排长开始挨家挨户“查灯”。查到了挨几句骂，换上小灯，人走了再换上，年年如此，年年此“一乐”。 大年初一早上我和姐姐换上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衣，往年一年就一件花袄，布是合作社扯的，姥姥缝制的；裤子往往是姐姐替下来洗得都发了白的，但是那年之后的春节我们姐俩都是一身新。现在想想也许花花绿绿的似乎有点“土气”，但是当时觉得好美。 在小伙伴们的招呼下开始跟着敲锣打鼓的大队干部们去村五保户、军烈属家里拜年，我们其实是凑热闹拜年讨巧，爷爷奶奶们会给我们每人一块糖，糖是我的最爱。逢乡亲给我一把瓜子，我就给父亲留着，父亲最爱吃瓜子了，而且吃出了“水准”。几粒瓜子放进嘴里，片刻间，吐出的皮子不露声色都沾在唇边，仁儿却早进了肚里。也就是过年父亲可以过把瓜子瘾。大院人打趣说：“刘师傅，将来你的两千金可以给你换来多少瓜子。”父亲便笑着回道：“小家子气，我的两闺女，将来都是大学生！” 大年初二，“姥姥家门口唱大戏”了。戏台上咿咿呀呀戏剧粉墨登场了。因为舅舅当年在文化馆拉二胡，我们家几个孩子便可以站到大幕后面看戏，戏台高回音大，我们却一句也听不懂唱词，只是我瞪大眼睛看那青衣美仑美奂的装扮，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与温婉…..台下一派热闹非凡踩高跷、扭秧歌、跑旱船…...预祝来年大丰收呢。 1978年，那个春天，那个恢复了醇厚浓郁的年味，一个充满幸福希望，阳光灿烂的春天……那个不曾远去的大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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