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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曾是河北省唯一以“牛”命名的城市，卧牛城就是邢台古县城的俗称。清康熙年间《邢台县志》记载:“城周围九里十三步，厚二丈。隋《图经》谓:石勒所筑，称建平城。沈存中又谓:郭进守西山时所筑，厚六丈，上可卧牛，俗呼为卧牛城。又传城西有栓牛石，东北有牛尾河，深丈许，阔五尺……” 
但在市区却看不见一座像样的“牛王庙”。而放眼大江南北，无论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城”，还是万山丛中的四川自贡，都有自己的“牛王庙”护卫一方。比如北京，因为皇帝有“立春打春牛”的传统，所以“牛王庙”承载了更多的仪式感和象征意义。自贡建“牛王庙”则务实得多，因为那里是著名的盐场。无论提卤、运盐，都需要水牛助力。供奉“牛王”，自然是祈求牛只健壮，广开财源。这里所说的“牛王”就是二十八宿中著名的“丑宿”牛金牛。这个位属南天的星宿因其状如牛角而得名。更因为牵牛星正位于其中，所以出现“双牛并盛”的奇景，导致“牛王”的名字里出现了两个牛气冲天的“牛”字。而两牛中间的“金”字更是凸出了“牛”的财富属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牛”就已经展现出它非凡的价值。比如著名的富翁陶朱公在开导后辈猗顿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牸”。这“五牸”指五种母畜，其中便以牛居长。而那时由于牛耕还未普及，牛一般是充当“菜牛”打牙祭用的。西汉的大将魏尚便“五日一捶牛，以飨士卒”，终于提高士气，打败了来犯的匈奴。在东汉以后“牛耕”普及，牛便真正成了开启土地宝箱的金钥匙，其作用更是一炮冲天，众所瞩目。后来不仅朝廷出具公文禁止食牛，而且民间更衍生出许多与此相关的神话。在《太平广记》里就有仙人引牛渡河，将遗落牛粪赐予船夫当渡值。结果此人不识货，将其大半撇于水中。谁知牛粪转眼变成金块，弄得他徒呼负负，饮恨而归。一切的“精神”莫不来自于“物质”，这句话对邢台的“牛文化”也同样适用。那就是在明清之前邢台虽号称“牛城”，但却鲜有对“牛”崇拜的文字记录。这种状况直到明中期“俺答开市”时才有改观。“开市”的地点选在毗邻内蒙的张家口一带。大量来自喀尔喀外蒙的皮货风集云涌，囤积边关。当地人自然消化不了，便引来了其他地区皮货商关切的目光。其中以邢台人最为踊跃。这一是因为当时邢台水患泛滥，土地贫瘠，百姓只靠耕种无法糊口，只能转而经商。二来也因为明朝中后期军卫所系统崩坏，军户逃亡严重，边关无法得到足额兵源，只能广泛招募新兵。这时有许多邢台人应征入伍，也加剧了邢、张两地间的各种交流。很快，邢台的“皮货生意”便上了规模。他们利用本地盛产皂角的便利，用皂角粉和黄豆面鞣制皮张，再用达活泉优质泉水予以冲净、洗刮。这种手段在处理“软毛羊皮”时非常有效，据说制成的熟皮柔软丝滑，如同纺绸。其最精品的胎羔皮更可以卖出每张五两的“天价”，几乎等于小户人家半年的口粮。全盛时期，“邢皮”已形成了中原地区“一家独秀”的规模。连用西洋化工法制革的天津厂家也来大树下边找荫凉儿，将成品批发给邢台的熟皮店以求高价。而这些货物大多还要被运回天津，通过轮船远送欧美，以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奢华的生活品味。如此大规模的进货，必然有强大的运力作为支撑。据相关资料记载，邢台皮货店的伙计一般有“内外之别”，其中雷打不动的60%以上的店员是要参与“外贩”进货的。最多时这些走南闯北的邢襄汉子掌管着3万头以上的牛只和6千头左右的骆驼。这么庞大的运输队伍无论放在那里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那么，为了庇佑这些四条腿的“朋友”，或者是作为活牛贸易的地标，古邢台是不是也应该和自贡一样盖一座飞檐斗拱、气势惊人的“牛王庙”呢？答案是没有。我想理由无非两个，其一，这么庞大的畜群，要想都集中到城关地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样势必会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也不利于皮货贸易的顺利开展。所以，如果有这个“牛王庙”的话也应该是建在城外。其二，随着1911年外蒙哲布尊丹巴活佛冒天下之大不韪独立称帝，中国内陆和喀尔喀蒙古的边贸往来几于断绝。据记载，当时汉人设在其政治中心库伦的所有商铺一夜之间均被没收，从此张家口作为皮货进口中心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受货源紧缩的影响，邢台的皮革业更是不复景气。许多担任运力的“行牛”只能重回田间，成为耕牛。后来随着途经邢台的京汉铁路的通车，“南北贸易”逐渐取代了“东西贸易”，人们再也不把“走西口”挂在嘴上。彻底退出运输渠道的牛儿们想要翻身难上加难，人们自然也没有心思为之立庙了。内丘城修复后的牛王庙 后来查阅资料，发现邢台确实有一座硕果仅存的“牛王庙”，只不过它不是位于城区，而是坐落在内丘城西13里的土山之上。这里四望空阔，嘉木森森，还有着河北省独一无二的带有照棚的古戏台。当地村民在整理家谱时发现，这座庙宇是在康熙年间修造的。正好是邢台皮货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许就是那个“万牛攒动”盛景的时代遗存吧。我们意在文化传播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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