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秉承“关学”的蓝田“吕氏四贤”—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

​北宋一朝，能与四川峨眉“三苏”相提并肩者，只有陕西的蓝田“四吕”。以蓝田“四吕”在当时的地位、人品、学术成就而言,又绝不在“三苏”之下。蓝田四吕出身于关中世代诗书之家,祖父通,曾做过太常博士;其父,为比部郎中。吕共有六个儿子,其中五子登科,荣获进士及第出身;又其中四人成大家,《宋史》为之列传,这就是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被尊称为“吕氏四贤”。再其中大忠、大钧、大临都曾师从关学开山祖师张载,故又有“蓝田三吕”的称谓。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吕大忠,字进伯(一作晋伯),是吕长子,于宋仁宗皇祐六年(1054年)中进士。初为华阴尉,继升晋城令。熙宁中,韩绛宣抚陕西,提举大忠为永兴军路义勇。大忠认为,国家养兵不能太多,兵太多国库就会日渐空虚。汉代的屯田,唐代的府兵都是比较好的养兵方法。“择用一焉,兵屯可省矣”。后任代州、石州知州。熙宁年间,大忠在代州上任,面对辽国求地使者萧素、梁颖争坐主席之位傲慢无理之举,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以理折之,使其“稍屈”,最后拒绝了辽使求地的无理要求。其后,迁检详枢密院吏、兵房文字、河北转运判官等,官至宝文阁直学士等职。元丰中,大忠上生财、养民十二事,“民喜,争运粟于仓,负钱而去,得(谷)百余万斛”。哲宗即位后,大忠以工部郎中身份,任陕西转运副使,知陕州、徙秦州,力主对西夏用兵。认为“夏人强则纵,困则服,今阳为恭顺,实惧讨伐”。

大忠为人耿直,举止端庄,口无虚言。一次遇到曾名列进士榜首而已任佥判的马涓,涓仍以“状元”自称,大忠便训导说:“状元是中举后未做官前的称谓,你既已做了判官,就不该再用状元这个称呼了,虽然你已做了官,但“修身为己之学,不可不勉”。接着又给马涓讲了许多勤政治民的道理,涓深以为然,“自以为得师焉”。后来,马涓做官有了政绩,还常常向周围人提起此事,认为吕大忠的行为使他在为官做人上受益匪浅。

大忠一生博览群书,晚年勤奋治学。著作有《前汉语》30卷、《辋川集》5卷、《奏议》10卷。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排行为二。自幼受家学影响,熟读经书,尤对《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有研究。在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正直而古板的性格和忠孝至上又忧国爱民的思想。据《宋史·吕大防》记载,大防眉清目秀,生就一副堂堂相貌。从小老成持重,无嗜好,出门从不左顾右盼,居家如同接待宾客。入仕后,依然恪守儒家礼教,做事以忠君保民为先。当时的名臣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都十分敬重他的为人,连皇帝也以不同寻常的眼光看他，“每朝会,威仪翼如,神宗常目送之”。

大防于皇祐元年(1049)进士及第,任冯翊主簿、永寿(今陕西永寿县)县令。永寿地处西北干旱地带,城内居民吃水十分困难,一靠用土窖收存的雨水,二去城外很远的山涧汲水。如遇久旱不雨,百姓苦不堪言。大防到任后,体察民情,以《考工记》为依据,亲自勘察设计渠道,用逐级提水的办法把山间泉水引入城内。百姓受益,盛赞其泉曰:“吕公泉。”不久,迁著作佐郎、青城(今四川灌县)知县。此地农民受地租盘剥十分严重。圭田又称佃祭田(是政府拨赐的祭祀用田),仅小斗出大斗进一项,官吏可获三倍之利,“民虽病不敢诉”。大防上任立即制止这一现象,用等同划一祭田的收租标准、限额、量具等办法,减轻剥削量，受到皇帝赞赏。在青城任内,大防还加强对吐蕃、西夏的防御。韩绛做四川节度使,十分赏识大防,“称其有王佑才”,并推荐他做负责财政的盐铁判官。

嘉祐八年(1063),英宗即位,任命大防为太常博士,监察御史。他忠于职守,接连上书,指出社会积弊的原因:一是用人大权不在皇帝手中;二是老朽之臣不退位;三是对外用兵不择将帅;四是直谏之士日益减少;五是功过不分,赏罚不明。又指出危及政权统治的“八事”是:主威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政,私恩害公,辽夏连谋,盗贼盛行,群情失职,刑罚失平。不久,他又针对英宗追谥生父一事连上十几道奏章,认为此举不合传统礼制，结果惹怒英宗,被贬为休宁(今安徽休宁)知县。

神宗即位后,大防先后被委任为淄州(今山东淄博)知州、泗州(今江苏盱眙)知州、河北转运副使,陕西宣抚判官兼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华州(今陕西华县)知州、秦州(今甘肃天水)知州等职。元丰初年,改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这一时期,吕大防在政治主张上始终笃信儒学,坚持“法祖”,恪守先王之言,对王安石变法持怀疑态度。面对新法以来所造成的混乱状态,他从国家大局出发,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养抚百姓,治理边防,整顿军队,改良政治。但是,这些主张并未被神宗采纳。

元祐元年(1085),宋神宗死了,哲宗赵熹即位,年仅8岁,由皇太后垂帘听政,召司马光入阁为相,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调大防进京,任翰林学士,开封知府。次年授尚书左丞,进中书侍郎,参与朝政。司马光执政仅八个月就病逝了。大防接任为相,达八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一贯坚持执行王安石前的旧制度。虽然“元祐党人”不断分化,争权夺利,惟有大防一身正气,不植私党,不谋私利,进退百官,量才用人,得到众多朝臣的拥戴。《宋史·吕大防传》称:“立朝挺挺,进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思嫁怨,以邀声誉。凡八年,始终如一。”

经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重新起用变法派,大防被罢相,改知永兴军。又因他参与“元祐更化”,遭到变法派的相继弹劾,一再被贬。经圣四年(1097)被贬为舒州团练副使,行至虔州(今江西赣州)病逝,享年71岁。

大防一生忠直,为官清正,体恤民情,政绩卓著。为相期间社会政治比前边的王安石时期好,更比后边的蔡京时期不知要好多少倍。故史书称“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大防虽长期受崇儒尚古信念的影响,思想保守,但仍不失为北宋一朝的忠正名臣,当之无愧。

吕大钧(1029~1081),字和叔,排行三。于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先后任秦州右司理参军、光禄寺丞、三原(陕西三原)知县等职。后来长期居守家乡研究理学,著书讲学,朝廷多次征召授职,固辞不赴任。晚年担任诸王宫教授,官至宣义郎。元丰四年(1081),种锷征西夏时,鄜延转运司李稷召他为从事,病卒于延州官舍,享年53岁。

大钧与张载为同科进士。张载创立“关学”,其显著的特点是“学贵致用”和“躬行礼教”。大钧十分佩服张载为人为学,于是以弟子身份师从张载,并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宋史·吕大防传》说大钧:“虽皆本于载,而能自信力行。”后来他虽曾游学于洛阳二程,但始终坚持张载的基本思想,成为关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

大钧的著作有《四书注》《诚德集》《乡约》《乡仪》等。尤其是《吕氏乡约》,以大钧为主,渗透了吕氏兄弟数人的心血。《吕氏乡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较为完整的乡规民约。它规定了乡党邻里关系的准则,有修身、立业、齐家、交游的行为规范,有宾仪、吉仪、嘉仪、凶仪等23种礼仪。号召乡民和睦相处,互相救助,礼让、节俭等,即“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可见,《吕氏乡约》的基本精神是儒家思想,是关学中有关礼教的一部重要典籍,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乡规民约”的典范。它不仅对于关中的民风民俗,而且对于后世也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张载当时就称赞大钧说:“关中化之,和叔有力焉”。明代著名教育家冯从吾也认为说:自从《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以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吕大临(1042~1090),字与叔,号芸阁,排行四。吕氏兄弟中唯一未登科第者,却又是其中学术成就最突出者。

大临从小继承家传学风,经常与几位兄长讨论古代典籍,研究儒家学说,又就学于张横渠,后来成为关学派重要人物之一。张载去世后,他东游洛阳,拜程颐为师,博采众长,潜心研究《六经》(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对《三礼》尤为精通。大临擅于著述,著作有《礼记解》《大学解》《中庸解》《老子注》《孟子讲义》等。在程门弟子中,因其广博的学识,“渊潜缜密”的思辩,与谢佐良、游酢、杨时并称“程门四先生”。他在东游期间,记录汇集二程语录撰成的《东见录》,为后世学者研究“洛学”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朱熹认为,大临的学术成就高于北宋时成名的理学诸公。大临虽曾游学于二程,并为“程门四先生”之誉,但他始终坚持张载的“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就连他的先生程颐也不得不承认其“守横渠之说甚固”。

大临一生致力于学术,无心仕途,仅因门荫出任太常博士,秘书省正字,但为时很短。后来范祖禹以其勤奋好学,人品高洁为由,推荐他为太学讲官,可惜未及上任就去世了,年仅48岁。他的大部分著作也因岁月流逝而轶散,使我们无法看清这位备受推崇的古代哲学思想家的全貌。然而,他作为一个金石学家却给我们留下了《考古图》《考古图释文》等学术著作,奠定了后世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基础。

《考古图》共10卷,是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古器图录。该书收录的古器物基本是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及其铭文。青铜器是商周时代的遗物,是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实物资料。自汉以降,时有出土。但大部分出土后都被统治者视为“祥瑞之物”,或被达官贵人用于装饰门面。而真正把青铜器及其铭文做为学问进行考察、研究,始于宋代,最大学术成就者当数吕大临。《考古图》共收录宫廷及民间收藏青铜器224件,石器1件,玉器13件,总计238件。该书体例严谨,记叙详实、准确,收录器物图文并茂,器物大小、重量、出土地点、流传及收藏情况等均以事实为据,真实可信,为后世金石研究学树立了典范。

《考古图释文》1卷,是《考古图》的姊妹篇。它是对《考古图》所收有铜器铭文的考释。共收有铭文青铜器96件,除个别文字简略外,对其中85件青铜器铭文进行详细地考释。其方法用《广韵》四部进行编排,分别考定,纠正古字的形、音、义的传统认识,考释多为创见。因此,备受历代学者推崇。

纵观“蓝田四吕”一生,他们都是受传统儒学思想熏陶成长起来的封建士大夫,或以良吏治郡县,或以宰相持国柄,或以操行闻士林,或以名儒扬关学,都是把忠君爱民放在人生的首要地位,成为封建时代的楷模,被尊为“吕氏四贤”。其中也保留了不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一,为官忠直,一身正气,体恤民情,这一点在吕大防、吕大忠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其二,勤奋治学,严于律己,“躬行礼教”,弘扬关学,是吕氏兄弟的又一特点,在吕大临、吕大钧身上尤为突出。其三,规范民风民俗的行为规则,并能做到身体力行,是吕氏兄弟的共同特点。一部《吕氏乡约》,虽出自大钧一人之手,却为吕氏兄弟共同推行,“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其中虽有封建性因素,但其主流是积极向上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明代陕西提学副使王云凤在蓝田四吕故庄创办“芸阁书院”,早于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近百年;王守仁在江西制订的《南赣乡约》,也渊源于此。清末民国期间,蓝田理学家、教育家牛兆濂(人称牛才子)在“四吕”故址——“芸阁学舍”(清初由芸阁书院更名而来。)讲学达八年之久,以《吕氏乡约》为基本教材之一,早晚诵读讲解。当代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忠实先生即以此为原型,塑造了《白鹿原》中“朱先生”的艺术形象。民国时梁漱溟在山东推行“乡村教育”,也是以《吕氏乡约》作为借鉴的。其四,对文物的保护和金石学的开拓。吕大临是金石专家,对金石学具有开拓之功,自不待言。吕大忠在担任陕西转运副使期间,把《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及在长安一带遭到破坏的历代石碑移置于学府北(今陕西碑林博物馆地址),为今天形成全国最大的碑林博物馆奠定了基础。这一文化功绩永载史册,惠利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