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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九辑，此据作者修订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曾肖老师授权发布。 譯者按： 本文是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於1998年出版的《馬禮遜藏書書目》的序言，由英國漢學家魏安（Andrew West，1960年—）撰寫。魏安曾致力於中國明清小説的研究，對《三國演義》的版本進行了全面細緻的探討，提出新的方法來分析各個版本的關係；如今專門研究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尤其是遼、金、元三朝的文字，提出八思巴字編碼方案。魏安在亞非學院圖書館的工作人員的協助下，悉心整理了館内所藏的馬禮遜特藏上萬册中文圖書，並編撰了藏書書目。書的序言部分主要介紹了馬禮遜中文藏書的由來，以及從中國歷經曲折流轉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歷史過程和保存現狀，並對馬禮遜藏書的文獻特點與重要價值做出恰當的評價。 此書序言之前是當時任亞非學院圖書館中文部主任黃瑞琴的致謝文字，指出這本藏書目録中有記録的書目資訊，均能通過科研圖書館資訊網路（RLIN）查詢獲得。作為馬禮遜項目的負責人，黃瑞琴感謝了提供項目資助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以及對項目的立項、開展、完成提供了幫助的學界同仁與圖書館工作人員，尤其是負責實際編目的魏安博士。 本文由曾肖博士及其碩士研究生程丹青合作翻譯完成。譯文在文字排版方面略有調整。因譯者水平有限，訛誤難免，特此説明。譯文經張伯偉先生提出寶貴的訂正意見，并刊於由他主編的《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十九輯，中華書局2020年出版。刊發時，第三部份《書目凡例》因體例不合刪去。此次在“書目文獻”公眾號刊發，特對譯文的細節處作了修訂，并補上《書目凡例》。 一、馬禮遜藏書的歷史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的馬禮遜藏書由羅伯特·馬禮遜博士（Robert Morrison，1782-1834）收藏的中文圖書組成，同時包括了少許十九世紀時增補的書籍。馬禮遜博士是首位來華的基督新教傳教士，他的藏書來自於1807年至1823年這16年間，他居於廣州、澳門兩地時搜集所得。馬禮遜的英文藏書，以及他在1826年重返中國之後到1834年去世之前所購藏的中文書籍，都由其兒子捐贈給了馬禮遜教育協會，並最終贈予香港大學圖書館，以此為基礎建立了“馬禮遜特藏”。 （一）1807-1823年（馬禮遜藏書的由來） 1807年9月，馬禮遜第一次來到廣州，便沉迷於學習漢語及中國文化之中。最初，馬禮遜在衣食住行方面儘量模仿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但他的身體機能難以適應這種急速轉變，很快就病倒了。馬禮遜被迫放棄這種“入鄉隨俗”式的嘗試，意識到必須尋找其他方法和途逕，而書籍無疑就是那把開啟中國語言、歷史、社會結構、宗教信仰等奧秘的絶好鑰匙。因此，馬禮遜開始著手購買盡可能多的不同類别的中文書籍。如同平時做其他事情一樣的堅定，馬禮遜開始了中文書籍的收藏之旅。儘管收入有限，購書耗時費力，馬禮遜甘之如飴，勤力搜集，日積月累，漸漸成為一名勤勉的中文圖書收藏家。經過十六年的努力，馬禮遜積聚起了一個龐大的中文書庫，它涵蓋了廣泛的科目，並集中代表了清初和清中葉（17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20年代）中國刊刻出版的圖書，當中包括了上萬册的線裝古籍，這是一個用任何標準來衡量都彌足珍貴的寶庫。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收集、積累了數目如此龐大且覆蓋學科如此廣泛的書籍，對於一名中國學者來説尚且不易，而對於馬禮遜這位外國人來説，堪稱壯舉，一種令人震驚的偉大成就。 此前到訪中國的西方人出於好奇收集了一些中文書籍，馬禮遜和他們不同，他是第一個致力於系統搜集、收藏中文書籍的西方人。儘管馬禮遜建立這個龐大書庫的最初目的之一是為了方便其漢譯《聖經》以及編譯《華英字典》，但他不僅僅是為了自身利益，而是希望能有朝一日為英國研究中國的語言文化提供文本基礎與依據。在當時，歐洲知名的圖書館只有少許散亂的中文書籍。那些對中國有興趣的歐洲人，假如不曾實際造訪過中國，是很難瞭解其語言文化的。馬禮遜深知，一個綜合全面的中文書庫，對於培養未來的學者、傳教士來説是必要的先决條件。因此，當他於1823年返回英國作短暫訪問時——這也是他在16年前到中國之後第一次回英國，馬禮遜决定把他收藏的中文書籍全部帶上。於是，1823年12月7日，馬禮遜連同他在華收購的上萬册中文圖書一起，登上了駛往英國的“滑鐵盧號”（H.C.S.Waterloo）。 （二）1824—1835（寄存在倫敦傳教會） 馬禮遜將中文藏書帶回英國，本想捐贈給最負盛名的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唯一條件是接受捐贈的學校必須設立漢學講座。可惜的是，馬禮遜意圖在英國開創漢學研究的宏圖壯志没有得到支持和實現。起初，因為這批圖書，馬禮遜面臨著難以承受的高額關税。經過與英國政府長期的談判，並在英國國王的干預下，他才免於交税。最後，當這批古籍要被轉往英國著名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時，這兩所學校對於馬禮遜的慷慨捐贈都緘口不言，不屑接納。由於没能找到合適的收藏地，這批藏書被暫時寄存在倫敦傳教會。 回到英國後，馬禮遜儘管事務繁忙，却從未將這批藏書束之高閣。據悉馬禮遜“將其中國僕人留在倫敦以整理藏書目録，之後他打算親自整理藏書内容，並將之出版”（《馬禮遜回憶録》卷二，第295–296頁）。遺憾的是，馬禮遜整理出版其藏書目録的想法最終未能實現，而他與中國僕人編撰的書目稿本也已佚失[2]。值得慶幸的是，馬禮遜曾以手稿形式為這批中文藏書編寫了簡易目録。根據馬禮遜1824年2月20日的日記記録，這份簡易目録是他乘坐“滑鐵盧號”返回英國的途中親自編寫的。這份簡易目録的手稿（現藏于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號MS80823，下文即指“馬禮遜手稿目錄”[3]）内容近400頁（大約16×13cm大小），每一頁依照馬禮遜《華英字典》中使用的漢字注音系統，以396個漢字偏旁部首來編排書目。這份目録共包括了1114個書籍的標題條目，除去相同的條目，共有900條是比較清晰明確的。由於很多條目重複出現以及有不同的版本，馬禮遜帶回來的這批藏書的實際數量遠遠超過一千種。 除了馬禮遜帶回的藏書以外，還有兩份中國古代兵法布陣的彩繪圖稿（《雲梯陣圖》和《龍虎陣圖》）以及一本帶有插圖的宋版《列女傳》的覆刻本（《新刊古列女傳》），這些題有“給馬禮遜博士的中文圖書館”字樣的書籍資料是1825年一個不知名的人從中國寄來的，隨後被納入馬禮遜藏書之中。然而，根據馬禮遜手稿目錄中的文字記録，當他1825年回到中國時，隨身攜帶的只有《大清一統志》。另外，目録中記載了一條關於傳教士手册（《天主降生聖經真解》）的線索，也許是馬禮遜的要求，這本書被送到了馬六甲。 當1825年馬禮遜再次動身前往中國時，牛津大學、劍橋大學都不願意接收他捐贈的這批中文圖書。馬禮遜只好將之寄存在倫敦傳教會，直至他能夠為這批藏書找到一個恒定的安身之所。 （三）1836-1922年（移交給倫敦大學學院） 在馬禮遜回到中國後的十年間，這批藏書長期堆積在倫敦傳教會，蒙上了厚厚的灰塵。直到1834年去世之前，馬禮遜一直費盡苦心地尋找一個安放藏書的固定之所。幸運的是，新成立的倫敦大學學院願意接受馬禮遜的藏書，並且如他所願，該校也同意設立一個中文教授的席位。大約在1836年，這批藏書被移交給倫敦大學學院，而塞繆爾·基德（Samuel Kidd,1804-1843）於1837年被正式任命為漢學教授，任期五年。然而，倫敦大學學院並未如同馬禮遜所期望的那樣，有長期致力於中國研究的意向與决心。基德也並未像最初料想的那樣，在1842年任期結束之時得以連任。事實上直到1871年，基德的繼任者才得以指定。1889年，根據國王學院的安排，倫敦大學學院的中文課程被徹底取消。 儘管倫敦大學學院對中國的研究是零散的，並且領導部門也對此敷衍了事、漫不經心，但該校始終妥善保管著馬禮遜的這批藏書，並對藏書單獨保管，分類存放。在19世紀，馬禮遜藏書額外補充了一些中文圖書，規模有所擴大。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現有的藏書中，可以確認有25個條目是在19世紀時增補入馬禮遜藏書的，包括一套十二册的書籍，刊刻時間約為1840至1844年，且大多是在上海出版發行的。此外，還有兩部本傑明·霍布森博士（Benjamin Hobson,1816-1873）的著述，由其遺孀捐贈給了倫敦大學學院。 這批古籍藏于倫敦大學學院期間，有兩件重要的事情發生。第一件是1854年該校理事會委託天文學家、漢學家約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做了一份有關馬禮遜中文圖書室藏書情况的報告[4]。威廉姆斯的報告于當年九月提交，他對馬禮遜中文圖書室的藏書做了如下統計： 9371册這個總數，在後來有關馬禮遜藏書的參考書目中被廣泛徵引。然而，這個數字實際上並不能精准地代表馬禮遜藏書的總體數量，根據威廉姆斯的報告，“歷數這些藏書中的複本可知，原來猜想的是每一種只有一個複本，然而實際上大多數情况却是同一本書有3個、4個，甚至多達20個複本”（威廉姆斯這裡的“複本”指的不僅僅是相同的版本，還指的是同樣的書名具有不同的複本）。也就是説，835種藏書當中有168種出現一個或多個複本，而在統計數量時，這168種藏書只按一個複本來計算，共有複本數624册。因此，把9371這個數字作為馬禮遜藏書的總册數，其實是忽略了當中數量不等的複本。把這些未計入總數的複本也算進來的話，馬禮遜藏書的實際總册數應該近似於他在手稿目錄中標注的“10000册”這一數字。 除了做出統計報告，威廉姆斯試圖將馬禮遜手稿目錄中的書籍標題與馬禮遜中文圖書室的藏書相互印證、對照。為此，威廉姆斯按次序在每種書籍的首册封面上加上了書目序號，並為每種書籍標注其册數。有些書籍在馬禮遜手稿目錄中缺少相對應的書籍標題，或許威廉姆斯無法在手稿中找到相對應的書名，他都標上“n.c”或“not in catalogue”的注釋來代替書目序號。威廉姆斯整理藏書時使用的書目序號，從1到916的順序依次排列，與馬禮遜手稿目錄中的書籍標題大致對應。但是，這些書目序號並非出自手稿目錄，也非來自威廉姆斯。很顯然，這些書目序號不是威廉姆斯本人憑空設計出來的，比如説有的書籍被其標注上“n.c”（not in catalogue），實際上在馬禮遜手稿目錄中却存在著與之相對應的書名和編號。另一方面，有證據顯示，在編寫這些書目序號時，威廉姆斯不可能僅僅依靠現存的這份手稿目錄，因為馬禮遜手稿目錄當中並没有為1至916這些序號列出詳細而精准的目録清單：當中有6個書籍標題所繫編號明顯錯誤，不同於實際藏書中的書目序號；有8個書籍標題没有編號，而在實際藏書中却給出了書目序號；有3本書的書目序號，無論是編號還是書名在目録中都没有紀録；還有8個書目序號，既不見於手稿目錄，也不存在于現存的書籍中。 針對上述的矛盾情况，一種可能的解釋就是威廉姆斯是以一本現已佚失的書目稿本為依據來進行工作的，而這個佚失的稿本據説是1824至1825年間馬禮遜在英期間準備出版的那份藏書書目（參見上文），威廉姆斯依照的正是這份藏書書目中馬禮遜設計的編號系統。如果是這樣的話，現存手稿目錄的書籍標題上所標注的編號，可能是後來一位不知名的第三方添加上去的，由此可以解釋當中的訛誤與疏漏。這些書目序號是由馬禮遜親自設計的，而不是基德或威廉姆斯。事實上，1824年以後馬禮遜中文圖書室中的圖書，甚至包括1825年寄到倫敦傳教會的那兩本書籍資料，都不是由威廉姆斯來設計書目序號。 除了將馬禮遜中文圖書室的藏書和其手稿目錄中的書籍標題相互對照外，威廉姆斯還為藏書製作了書目標籤，數量不明。現存書目標籤有54個，它們附著在對應的圖書上。這些書目標籤的製作使用了馬禮遜為《華英字典》設計的漢字注音系統，對應於手稿目錄中按次序編排的編號，且依照手稿目錄中的具體版本描述。這些書目標籤很可能不是威廉姆斯設計的，而是他根據現已遺失的、馬禮遜未能出版的那份書目稿本來製作的。 第二件重要事情發生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這一時期，馬禮遜中文圖書室的大部分書籍，被按照西方的裝訂方式來加以裝訂，並重新編制了目録。這份目録（現保存在亞非學院，編號MS58685，指代下文“馬禮遜中文圖書室藏書目録”）包括了710個書目標籤，它們被粘貼在書頁上，緊緊裝訂在一起，這項工作可能是由漢學家H.F.霍爾特教授（H.F.Holt,1871-1874）或S.比爾教授（S.Beal,1877-1889）所完成。這些書目標籤對應了馬禮遜中文圖書室已裝訂好的757部書，共計1862册；還包括兩個未裝訂的特例，即兩幅彩繪圖稿（《雲梯陣圖》和《龍虎陣圖》）以及一册開本大小的關於青銅器的複製拓本（《宋王複齋鐘鼎款識》）。這份目録不只限於原本由馬禮遜帶回英國的那些書籍，也包括了後來增補進藏書的一些書籍。 總的來説，這次裝訂與編目有利於馬禮遜藏書的保護，它不僅使書籍免遭磨損和撕扯，鬆散的古籍被緊緊裝訂在一起，也確保了圖書的保存。然而也有不足之處，比如一本書的不同章節會被拆開裝訂，在書目中可能會被記録成毫不相干的書。另一方面，裝訂中有些書卷會因一些原因被遺漏、疏忽，很可能會導致這些書卷從此散佚、遺失了。大部分書籍是獨立裝訂的，也有相當數量的小册子被一起裝訂。藏書中有18種是裝訂在一起的書册，它們包含了203個書籍標題條目：
（四）1922年至今（保存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1917年倫敦大學建立了東方研究學院（之後更名為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學院致力於亞非語言、文化、歷史、宗教、習俗的教學、研究。為此，1917年6月，倫敦大學理事會做出决定，讓東方研究學院將其從倫敦學院承襲而來的西方語言類書籍，與倫敦大學學院、國王學院的圖書館所藏東方學科類書籍相互交换，同時進行交换的還有大學綜合圖書館的圖書。在這樣的安排調整下，倫敦大學學院的馬禮遜中文圖書室就永久地放在了亞非學院。1922年4月，馬禮遜藏書最終被移交給亞非學院，連同1920年國王學院送來的馬斯登藏書存放在一起，並建立了一個東方學的學術研究中心，這也是百年前馬禮遜所期待實現的心願。 儘管亞非學院是這批藏書的理想存放所，但不幸的是，馬禮遜中文圖書室移交過來以後，漸漸喪失了其獨一無二的特質與價值。藏書没有被單獨上架，正如其在倫敦大學學院那樣，馬禮遜藏書與亞非學院的其他中文書籍一起被錯雜地擱置在書架上。隨著學院年復一年不斷增加的圖書入藏，馬禮遜藏書逐漸變得分散、錯亂。此外，移交過來的藏書缺乏一份詳盡完整的目録清單，隨著時間的流逝，藏書的全貌變得愈加模糊不清。這樣的情形直到1996年才得以改變。在蔣經國基金會的慷慨資助下，馬禮遜藏書書目整理的項目正式啟動，試圖通過目録整理來辨認出這批藏書的全貌。 根據檔案資料（MS 226830 (1) III/3/20）的記載，亞非學院確認了1922年倫敦大學學院移交過來的馬禮遜中文圖書室藏書條目（這些數據和倫敦大學學院聲稱送至亞非學院的書籍册數有矛盾之處），詳見如下：
馬禮遜中文圖書室的裝訂本書籍比較容易辨别和確認，因為倫敦大學學院在19世紀那次裝訂中為圖書製作了獨特顏色的封皮，而且現存的書目標籤足以顯示這批藏書是從倫敦大學學院移交給東方研究學院。此外，裝訂過的書籍的書名頁或書皮都被寫上字母“K”。因此，即使這些裝訂本書籍在亞非學院被重新裝訂後，遺失了原始的書目標籤，依然可以被辨認出來。 至於藏書中的散亂卷册，僅能通過書籍封面或底頁内側的書目標籤來識别，又或者借助1854年威廉姆斯在每種書籍首册的封面上所標注的按順序排列的書目序號來辨認。然而，由於那些未受到良好保存的散亂書卷的封面已變得非常薄脆易碎，它們的辨别特徵很容易丟失。而那些在亞非學院重新裝訂或裝箱的圖書，其封面也會錯位、遺失，它們最初的來源記録也會被遺漏、删除。此外，1922年，倫敦大學學院移交藏書給亞非學院時附上的那封信指出：一些没有裝訂的書卷尚未有書目標籤，需要亞非學院把它們單獨放置，直到任命專門人員來負責書目標籤的放置。很可能的是這項工作一直未曾實施，這樣的話，這些未裝訂的圖書，但凡馬禮遜手稿目錄没有記載，或者後來丟失了威廉姆斯標注的連續編號的封面，那麼將不可能辨認出它們歸屬于馬禮遜藏書。 迄今為止，倫敦大學學院移交至亞非學院的馬禮遜中文圖書室藏書，已被確定出來的條目如下：
儘管給出的圖書總數是8631册，這一數字仍遠遠少於馬禮遜所説的1824年帶回英國的10000册，也少於1854年威廉姆斯統計出來馬禮遜中文圖書室藏書的9371册（包括多種複本）。尤其是，在馬禮遜中文圖書室移交至亞非學院的未裝訂書籍中，目前為止能夠辨認出來的454個散亂書卷只占未裝訂數的20%。總的來看，馬禮遜中文圖書室藏書尚有以下書籍下落不明，有待繼續搜尋、確認：
在將近2000個已丟失的書籍中，有相當比例的是已裝訂的複本，這些書籍在馬禮遜中文圖書室藏書目録中有記載；而數量更多的已散佚的卷册，極有可能對應于馬禮遜手稿目錄中尚未確認的書籍標題條目。馬禮遜手稿目錄中大約有100個書籍標題，既没有記録在馬禮遜中文圖書室的藏書目録，也没有在亞非學院的馬禮遜藏書中找到、確認（列在現在這個《馬禮遜藏書書目》結尾的附録）。這些散佚的書籍大部分都比較簡短，每種僅包含了1册或2册，但也有篇目眾多、卷帙可觀的書籍，例如御製的戲曲曲調彙編《九宮大成》100册，滿文辭典《清文鑒》 40册和46册兩種，以及一套30本的《木魚書》。每個書名只計一個版本的話，散佚書籍的數量就有907册。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些書籍的散佚、丟失的呢？至今原因不明。在已出版的亞非學院藏書目録中並未有相關記録，有可能的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亞非學院被暫時安置在芬斯伯里環形廣場(Finsbury Circus)時，將之作為複本給處理掉了。 除了這些整部丟失的書籍，在亞非學院的馬禮遜藏書中，還有94册特别的書卷也散佚了。其中9册屬於未裝訂的圖書，85册已經裝訂好、却在裝訂過程中意外遺失了。舉個例子，比如馬禮遜手稿目錄中記載了《萬壽盛典初集》共有60册，然而現存圖書只有裝訂好的10册裝訂本，包含56册線裝書，缺少了18至21册的插圖部分。 馬禮遜中文圖書室藏書目録中所記載的那76個已散佚的書籍標題條目，可以分為兩大類（散佚書籍標題已列在《馬禮遜藏書書目》結尾的附録上）： 第一類，有29個書籍標題條目（包含了67册裝訂本）可以在已出版的亞非學院藏書目録的中文類圖書中找到，却無法從書架上找到書。其中包括一些可供借閲的單卷本，可能被無德的讀者順手牽羊了。這樣一來，足以説明為什麼有8本情色小説會丟失（《錦上花》《杏花天》《海瑞案傳》《肉蒲團》《桂山録異》《濃情快史》《婆羅岸全傳》《桃花影》）。然而，其他是一些並不對外借閲的書籍或多卷本（如14册的裝訂本《歷代名臣奏議》，7册的裝訂本《繹史》），它們獲取較難，攜帶不便，應當不只是被“順手牽羊”這麼簡單。丟失的原因也許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亞非學院的普通中文古籍包含有其他版本或多個重刻本、翻修本，而這些馬禮遜藏書的古籍很可能被當作複本來處理掉了。不幸的是，相關處理記録没有被保存下來。 第二類，有47個書籍標題條目（包含了118册裝訂本）無法在亞非學院藏書目録的中文類圖書中找到，當中有些書籍是1950年間從亞非學院圖書館移交到亞非學院遠東系圖書館的。這些被放置在遠東系圖書館的書籍，亞非學院圖書館的卡片目録對此並無記載，而亞非學院已出版的藏書目録也没有收入。總之，亞非學院圖書館未曾保存好這些藏書移交的相關記録，唯一證明這些書籍存在的證據是圖書館中文部存放的索書號登記册，記録有它們的索書號，但没有書名，相關記録一片空白。 1972年，新的圖書館大樓修建完成之後，遠東系圖書館閉館解散，遠東系搬遷至新大樓，即其現在的地址。如今，没有人能夠回想起原來保存在遠東系圖書館的那些藏書到底去往何處了，也許是人們認為亞非學院圖書館未必樂意找回那些藏書，因為它們多數是一些古籍的複本，從而被遠東系處理掉了。 以下6部已散佚的書籍，在馬禮遜中文圖書室藏書目録中有記載，而且通過書上的印章，可以確認這些書曾經屬於亞非學院的遠東系圖書館。如今入藏于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東方藏書（括號裡的是博德利圖書館的索書號）：
諷刺的是，當1824年馬禮遜提出贈書時，牛津大學拒絶了這批捐贈，它恐怕没有想到，這些書被當作亞非學院馬禮遜藏書的多餘部分而折返入藏於博德利圖書館。因此，這些書籍没有記載在本書《馬禮遜藏書書目》當中。 至於那些在馬禮遜中文圖書室藏書書目中有記載、但已丟失的其他書籍，有一本傳教文册的裝訂本包含七個小册子，一本新教文册的裝訂本包含十二個小册子，同時還有三本宗教著作——兩本《新約全書》的譯本，一本《聖經》譯本。這些書籍幾乎囊括了馬禮遜藏書中全部的基督教文學作品（藏書中唯一保存下來的基督教文學作品是《出埃及記》的譯本，被保存在一個裝訂本的書册中）。這些書籍不太可能被安置在遠東系圖書館，而且亞非學院並不熱衷於收藏宗教著作。因此，這些書籍很有可能被亞非學院圖書館整批處理掉了，而這個處理過程並未有相關記録保存下來，也無從得知是誰接受了亞非學院的這批慷慨贈書。 目前，這批從倫敦大學學院移交過來的馬禮遜中文圖書室現存書籍已經得到集中收藏、整理，命名為“馬禮遜藏書”。包括十種特别的手鈔本，和普通的鈔本藏書一起被擱置在書架上，馬禮遜藏書的所有圖書集中保管，單獨安放，不再開架借閲，僅供學者和學生作研究參考時在館内閲覽。 二、馬禮遜藏書述略 馬禮遜藏書是由個人收藏的清代書籍的最大最全面的藏書之一。儘管藏書當中没有太多價值巨大的珍本，但從整體來看，這批藏書彌足珍貴。為何説它的整體價值高、地位重要呢？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它擁有許多在中國傳統藏書文化中不受重視的書籍。有清一代，中國的藏書家只對刻印精良的珍稀版本感興趣，這使得他們熱衷於收藏明刻本及明以前刻印的書籍。而馬禮遜並不是一個擅長版本鑒定的專家，從另一方面來看，他收藏中文圖書的目的很簡單，只是出於學習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宗教、文化的需要。因此，無論什麼類型的書，只要是能買到、買得起的，他都會買。所以藏書中大部分都是當時書坊刊印的書籍，這恰恰正是中國藏書家不願意也不屑於收藏的。到了今天，要找到這類書籍甚至比“罕見的”明刻本還要困難得多。 本目録《馬禮遜藏書書目》共記録了893種書籍，按照綜合門類劃分爲以下類别：
從上述分類可知馬禮遜藏書的内容非常豐富、覆蓋面廣泛，幾乎涵蓋了所有的重要學科領域。然而，毫無疑問它也同時具備了一些優缺點。馬禮遜非常熱衷於瞭解當地的宗教、習俗，作為傳教士，這是馬禮遜的職責與興趣所在。因此，藏書中包含了大量的佛教、道教典籍及數量眾多的複本，就顯得一點也不奇怪了。和大多數的傳教士一樣，馬禮遜也積極進行醫療服務工作（他在廣東開過一家診所，由一個當地醫生負責管理），這點反映在他的藏書中擁有稀缺的醫學珍本古籍，這些醫書很大程度上構成了馬禮遜購買的醫學書籍的主體，甚至可以説是購買了一座“醫學書庫”。藏書中其他比較突出的收藏門類還包括了白話小説、傳奇和志怪小説、經義試策、尺牘等。 藏書中較為缺乏的是先秦諸子百家著述、清以前的詩文别集等方面，這一遺憾可以用數量可觀的大型叢書來彌補，包括了《十三經注疏》《十七史》《十子全書》等彙編本；此外，還有十套綜合性的大型叢書，含括了1115部作品，共808册。 從出版時間來看，馬禮遜藏書絶大多數是清代早期和中期刊刻印行的出版物，尤其是集中在乾隆、嘉慶這兩個朝代的印刷品。我們可以用藏書中的411種標注了明確刊刻印行時間的書籍為例，分析它們的印刷日期可知：
不出所料，馬禮遜藏書中只有數量極少的正宗明版書，而且没有一本是萬曆（1573-1620）以前的刻本。以下所舉的明刻本，當中也許包括了一些清代印刷的書籍，使用了明代的雕版，有待進一步作版本鑒定：
另外，除了以上書籍，馬禮遜藏書中還有下面一些清代重印的明版書，使用了重新製版的雕版來印刷：
由於清政府對在華居住的外國人採取強制性的禁令和約束，馬禮遜只被允許生活在廣州。唯一的一次機會是在1816年，他作為阿美士德使團(Lord Amherst’s embassy)的一員，隨著使團一起從廣州去到北京，得以到訪中國其他地方。然而不幸的是，阿美士德使團的任務失敗，在抵達北京城的當天就被迫折返，因此馬禮遜也就失去了這樣的機會——通過走訪北京城著名的書市來豐富他的藏書。而且使團在上京路上全程有清廷官員監護，返回廣州時走的是海路，馬禮遜幾乎没有機會可以在中途獲得新的書籍。因此，馬禮遜的藏書活動不得不局限于廣州一地。 幸而廣州是清朝中國南方最重要的書籍刊刻中心，許多書坊在這裡建立，聚集在西湖街和九曜坊，這兩處地方位於省城學院前。還有相當多的書坊，包括一些廣州書坊的分店，建在附近的城鎮佛山（刻書牌記上也稱禪山）。顯而易見，馬禮遜收集的大部分書市流通的書籍是由廣州當地的書坊刊印，書上鐫刻了廣州的標記，諸如“粵東省城”“廣城”“羊城”等，這些標記通常置於書坊名稱的前面。馬禮遜藏書中，明確標注了書籍的刊刻地點是在廣州或佛山，以下面的書坊為例：
有的書坊還專門負責為佛寺道觀布道用的宗教典籍製作雕版，特别是聚賢堂和心簡齋。這些雕版被存放在廟宇中，信徒們可以拿來印製更多的複本，用以慈善布施。馬禮遜藏書中有120種佛教類書籍，其中84種於1658至1823年間，由廣州海幢寺所具雕版來印刷的。而92種道教類書籍中，有6種於1742至1811年間，在廣州市中心的越秀山三元宮道觀刊印的。 有清一代，除廣州以外，其他重要的書籍刊刻中心都分布在江南地區人口稠密的城市，如蘇州、杭州和南京。江南的版刻質量普遍高於廣州，而在馬禮遜藏書中，江南地區的書坊所刊印的書籍數量相對較少，特别是由蘇州的書業堂（5種）、三多齋（5種）和掃葉山房（4種）出版的圖書，更是少見。馬禮遜所藏江南刊刻的書籍當中，堪稱重要的是以下幾種重印本，其品質精美，版本價值高，所用底本來自明末清初時毛晉（1599-1659）的刊刻本：
有清一代，除了上述的書籍刊刻中心，其他唯一值得矚目的就是首都北京了。儘管北京是非常重要的圖書流通市場，但由於缺乏自然資源（如雕版所需的木材），它無法支撐起一個與廣州或江南地區的城市擁有相同規模的書坊刊刻產業。因此，北京的書坊刻印在相當程度上局限在一些與首都密切相關的圖書，滿足當地的需要，如滿語書以及官員們的專門出版物。這一點在馬禮遜藏書中有所反映，藏書中只有7種由北京書坊刊刻的書籍，其中就有三本是滿漢文書籍，兩本是官員手册（《吏部則例》）。 儘管馬禮遜藏書中的絶大部分是書坊刊刻的書籍，除此以外，還是包含了一些私家刊刻和官方製作的圖書，這兩者的刊刻質量都非常高，無論是版刻裝幀還是文本内容，都勝於坊刻本。 私刻本通常是由精英階層的士大夫撰寫或編輯的書籍，私人出資刻印，在同儕之間傳閲。確實如此，馬禮遜藏書中的大部分私刻本是由生活在廣州地區的士大夫來主持刊印的，其中包括一些當時著名的學者、文人，如張敦仁（1754-1834）和阮元（1764-1849）。這些私刻本中有許多品質精美的摹刻本，是宋刻本的摹刻重印：
官刻本包括了地方政府機構和中央政府機構所刊印的書籍。在馬禮遜藏書中，地方政府機構刊刻的書籍，大部分是廣東省政府印刷的。這些書籍包括了省志，澄海、南海和番禺各縣誌，一份標注省内各州縣各驛站距離的列表（《各驛里數》），一本詳細記録廣東省賦役税額的册籍（《廣東賦役全書》），粵海關徵收關税的法令法規（《粵海關徵收各項歸公銀兩更定則例》），以及關於廣東廣西兩省的鹽業記載（《兩廣鹽法志》和《兩廣鹽法外志》）。 馬禮遜藏書中還有一類令人矚目的收藏——卷帙浩大的工具書、參考書（總計可達1161册），這些圖書是在康熙、雍正、乾隆、嘉慶皇帝的支持下編纂的，並且由皇家印書局——武英殿，或别的中央政府機構印製（包括一些關於吏部處分的地方重印本）：
馬禮遜藏書的絶大部分屬於印刷類書籍，除此之外，還包括了十一件手鈔本，其中有九件版本不詳：
三、書目凡例 １.收錄範圍 本目錄《馬禮遜藏書書目》收錄了目前亞非學院藏書中所有從倫敦大學學院馬禮遜中文圖書室移交過來的書籍條目，不僅包括了1824年馬禮遜從中國帶回的圖書，還包括了19世紀後補入的文獻資料。目錄包含了893條圖書記錄，其中92條不止一個複本，總計有1001個書籍條目。在這893條圖書記錄中：
2.學科分類 本目錄上的圖書記錄是按照中國古代常用的傳統四部分類法來進行排列的。在具體操作時，根據藏書的特點對分類體系有所調整，比如說增加了時文（經義類）和書信（尺牘類）兩個獨立類別。每一主題標目的最低層級内，圖書記錄的排列順序由其出版時間决定，類似於年代的先後來編排。 3.記錄格式 （1）主標題 每條記錄的主標題列出用中文拼音拼寫的書名、出版時間，以及書籍來源情况的說明，即該書是否來自馬禮遜的原始藏書。 書籍的出版時間使用了相對應的西方紀年，來說明書名頁及版權頁標注的日期。如果書上沒有標注明確的出版日期，就會在主標題處給出“n.d.”的標記。如果從書的文本内容（比如說為特定版本專門寫的序言）或者相關的外部資訊，可以推定出書籍的出版時間，就會在“n.d.”後面用括弧標注出來。如果不是上述情况，那麼會在該書的可能最早的出版時間（通常是最晚的那個序言日期）後添上一個加號,標注在“n.d.”後面的括弧内（如“n.d.（1790+）”，表示這本書的出版時間不會早於1790年）。 “RM”表示這本書可以確定來自馬禮遜的原始藏書；“Not RM”則指該書是後來補入馬禮遜藏書的；而“RM？”表示該書不能確定屬於馬禮遜的原始藏書，但又存在這種可能，因為它的出版時間並不在1824年之後。如果在“RM”的後面有一個數字，那它就是按順序的目錄編號（威廉姆斯整理藏書時使用的書目序號），所對應的書籍標題記載在馬禮遜手稿目錄中，或者在書籍首册的封面上。如果一個書籍標題在馬禮遜手稿目錄中標注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編號，這些編號會在主標題處用斜杠來分開；反之，如果手稿目錄當中的一條記錄含括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書籍標題，且每個標題都有各自的編號，那麼這些編號就在主標題處用逗號隔開。 （2）簡介說明 主標題之後是一篇關於書籍的簡介，說明了書籍的内容概况和作者情况，以及某些不常見的特徵，比如說書頁邊緣處馬禮遜做的筆記。 篇幅在十二卷以内（内容分卷）的書籍，會在簡介後面對其文本内容各卷的頁數加以說明。 （3）圖書編碼 一本書的所有複本或分册的編號會列在其圖書簡介之後。編號前標注“RM”，表示這類刻本放置在馬禮遜藏書的書架上；而編號前標注“MS”，則說明這類鈔本放置在普通手鈔本的書架上。 每個圖書編號的後面都會注明這本書籍的載體形態：它所包含的線裝書册的數量、西式裝訂後的裝訂本的具體册數（如果這個册數用方括號來括住，就表示了這本書是與其他一本或更多本書裝訂在一起，括弧内的册數也是共用一個索書號的書册數量）；頁面的高度（四捨五入取整數，接近半厘米的按半厘米來計）；對於殘本或有單獨索書號的零種，對存留文本加以中文注釋。 （4）書名標題（使用中文） 這部分會交代書籍的名稱、内容分卷（卷數等），以及作者署名情况，附加書籍的作者署名視情况而定。 關於書籍名稱的使用方式，一般情况下，正文首卷的開端會給出書名（少數情况下，書名會題寫在首卷開頭的分卷目錄上方）。如果在其他卷開頭給出的名稱與首卷開頭的名稱有明顯差異，就會用括弧把不同的名稱寫出來。如果文本首卷的開頭處沒有題寫書名，那麼就會使用最恰當的名稱，並用以下這些符號來指明它的出處、來源：
文本内容的劃分（卷數等）一般寫在書的主標題之後，如有必要，每一部附加書籍的標題後也會寫上相應的卷數。彙編類書籍的文本内容如出現亂序、不連貫的情况，所給出的總卷數則會用括弧括起來。 關於書籍編撰者、修訂者的署名，一般是以正文每卷的卷首開頭或目錄開頭的著錄情况為准。有些情况下，作者署名是以組織圖書的纂修和出版的官員名單為依據，通常能在官方版本的前言中找到。上述兩種情况，所著錄的作者或編纂者的具體職責會在書中精確標注，但有時未必能準確反映出這個人在編纂過程中的實際貢獻。如果書中署名使用的是字、號，或是筆名、假名，仍會在標題中使用這種形式的姓名；如果知道其真實姓名，則用括弧把真實姓名標注出來。而通過序言中提供的信息、扉頁上刊印的名號、或者由外部資料得來的作者署名情况，則用方括號括起來。 （5）刊刻信息（使用中文） 主要介紹書籍刊印出版方面的細節情况。 （6）子目書籍的標題（使用中文） 對於叢書，會列出其中包含的每部作品名稱。如果扉頁上刊印的名稱與卷端題寫的名稱相差很大，那麼扉頁上的名稱就會用括弧標注出來，並用（†）來表示。 （7）版本著錄（使用中文） 在書的名稱下面，詳細介紹了此書的版本情况：
（8）文本轉錄 本書中使用的書名頁、插圖等書影均來自于原書，依據原書刊印的初始形態，少數形式存在差異性的除外 在中文的文獻信息中會使用到下列符號：
[1]基金項目：本文爲曾肖承擔的國家社科一般項目《英國藏中國古代小說文獻整理與研究》（編號：17BZW017）的階段性成果,并獲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 [2]此處魏安提出“馬禮遜與中國僕人整理編寫的書目稿本佚失”這一觀點有待商榷。譯者認為：這份書目稿本就是現存於馬禮遜藏書中的“馬禮遜的目録手稿”，即下文中1836-1922年移交給倫敦大學學院時期，威廉姆斯在整理藏書時所依照的馬禮遜目録手稿。威廉姆斯在對照手稿為藏書添加書目序號時，出現未能對應的錯誤情況，其原因可能是威廉姆斯所依據的馬禮遜目録手稿沒有得到進一步精准的編輯整理，因而存在訛誤，也可能是威廉姆斯的工作疏漏所造成的。 [3]馬禮遜手稿目録（Morrison’sManuscript Catalogue），原譯作“馬禮遜的目錄手稿”，另有譯作《馬禮遜手稿本目錄》《馬禮遜手稿書目》。 [4]馬禮遜中文圖書室（Morrison’s Chineselibrary），原譯作“馬禮遜中文圖書館”。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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