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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的人,生出刻碑之心——读孟醒石诗集《封龙获鹿》

 xianfengdui111 2021-08-29

所以我写诗

为了凝视自己,为了让黑暗发出回声。

——谢默斯·希尼

我已记不清是什么时间开始与孟醒石见面和交往的了,只是从第一次见面孟醒石就给我极其踏实的感觉,这种踏实显然来自人格的信任。直至2020年春末夏初我拿到他最新这本诗集《封龙获鹿》的打印稿,才猛然意识到这么长时间我居然没有给孟醒石的诗歌写过只言片语…….

对他的诗歌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则是在2014年10月10日至16日在海南陵水举行的诗刊社第 30届青春诗会上。我是那一届青春诗会的评委兼指导教师,反复通读了包括孟醒石在内的15位诗人的作品。孟醒石的诗歌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惊异之处,正如当年他在阅读陈超先生《打开诗的漂流瓶》一书时所记下的笔记,“三句诗要有一个兴奋点,如果没有就没法读,而兴奋点是由逆反因素而来”。显然,这时孟醒石的诗已不是单纯的“好诗”而是具备了一定的重要性,已经开始进入“深度描写”阶段。

这届青春诗会结束没多久,也就是10月31日凌晨,陈超先生猝然离世。在那段特殊的日子,我真实无比地感受到孟醒石对陈超老师极度的尊敬和热爱,此后我是把他作为兄弟来看待的。他为陈超老师的身后事以及几次纪念活动都付出了很多,然而却一直处于默默的边缘者的位置,一直都在埋头干活……

1.

孟醒石比我小两岁,但他受过的社会之苦比我多。他做过乡村教师、室内装潢设计师,后来又南下广东打工,重回石家庄后开过个体书店,好几年租住在城中村,后长期在媒体当记者……他结识陈超老师是在我2003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那时他为了旁听陈超老师的诗歌课更为便利,租住在河北师大西校区红旗大街附近的西三教村。2004年2月12日,星期四,当天下午,孟醒石提着录音设备以“旁听生”的形象走进了文学院115教室。现代诗歌课是两点钟开始,一点五十分,陈超老师一手抱着一摞上课资料一手端着一杯咖啡大步迈进了教室……

2006年2月10日的《河北日报》刊发陈超先生关于2005年诗歌的扫描文章《欣然·茫然·释然》,其中提到了孟醒石的《雨靴》(该诗写于2003年)∶“这些诗作,不仅有着诗人较为鲜明的创作个性,而且我还看到了其中不少诗人在稳定性中努力寻求变化的明显轨迹。相对于那些将'好诗’标准本质化乃至先验设定化的诗人而言,这些诗人及诗作显得更有活力和发展潜质。他们的诗歌题材,措辞特性,美学情调是有很大差异的,但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这些诗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小叙述’特征,并有具体、直接和即兴式的轻快、诙谐感。”孟醒石写于 2005年9月的《秋收》正是陈超先生在这里所提及的“小叙述”:

秋天刚有玉米那么高

秸秆就黄了

很多人钻进玉米地

彼此看不见对方

只能听到高高低低的说话声

我在房顶上看到

秸秆晃动

田野出现一小片一小片的漩涡

那里面有我的亲人

他们一辈子就掀起这么点浪花

其他都是风

是太阳

掀起来的

或者无风三尺浪

这里有语言的活力、描述的真切以及精准的象征,诗人已经对经验化的日常场景以及眼前的“可见之物”进行了精神化的深度渗透,日常边界经过扩殖之后具备了想象的真实性和命运的贯通意识。这时我们应该留意诗人所站的位置和观察角度,这一位置和角度既是现实的现场的又有适度的距离和高度,而这正是孟醒石的特殊取景框——“我在屋顶上看到”。

在另一首诗《空》中,我们的这位诗人又再次爬到了“故乡的房顶”,然而此情此景距离2005年的《秋收》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

昨夜我爬到故乡的房顶

忽然发现,下不去了

谁是那个撤走梯子的人?

在华北平原,邻里之间的房顶相连

我从这家屋顶,转到那家房顶

不知道从哪里跳下去

家家空空如也

只有月光张开双臂接着我

与《秋收》中从“故乡的屋顶”下坠式的虚无和深渊体验相反的情形是《灰烬》。《灰烬》一诗携带的是原初的故乡记忆,那几乎是静止不变的时空结构中近乎失控的欢愉时刻:

那时候,我的胆量特别大

敢于从高高的房顶上,一跃而下

正是因为,我相信下面有柴火垛接着我

哪怕只剩,一堆灰烬

——《灰烬》

而到了写作《空》的2015年,此时已是物非人非,华北平原以及家家户户已经变得“空空荡荡”,搭在故乡房顶的那把梯子也被什么人或什么力量给“神秘”地撤走了。

沦丧的时刻,记忆的最后凭依之物和观望之所已经烟消云散……六岁那年,孟醒石从那把梯子上失足坠落,半夜时分后背钻心地疼痛,而如今这一疼痛记忆已经成了极具戏剧化的乡土寓言。正是源于这一深层的心理背景和精神结构,我们也在孟醒石的诗歌中看到一个往昔的瘦弱“少年”一次次背对着我们逆行而去……

一个成年人之所以要不断回到出生地,回到那些记忆之物,这是因为他仍然希望在幻想中有可依赖的安慰之物和栖身之所,这也是现代性和工具理性变成灾难时刻的精神上的逃避和缺失心理的补偿。

人和环境以及事物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们不再是空间关系而是意识系统。当然,安慰之物和栖身之所可以是具体的、现实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和想象的。如今,这些记忆更多存在于废弃之物、废墟和幻象之中。无论是现实的物象还是精神的幻象,它们都一同指向了生命和血缘的源头,一旦源头被切断,那么一切都准将成为虚空而彻底丧失意义,因为他的“童年记忆”已经彻底丧失了根基——“这是因为大家都记得并不断重复一个事实,也即那株栗树是我出生那年植的;还因为我是那位姑姑特别喜爱的人,因此她的喜爱也被象征化在那株树身上;也许还因为那株栗树是随着我长大而长大的重要事物。周围其他树和篱笆全都是成年的,因此都像是那个世界的既有特征:而那株栗树则是年幼的,被看护着,如同其他儿童和我本人被看护和品评着——慈爱地、坦率地、不留情面地”(谢默斯·希尼:《无地点的天堂:从另一个角度看卡瓦纳》)。

这些残存之物或记忆之物使得诗人和作家写下的文字留有一个特殊的孔洞,这个孔洞可以使得这些记忆者和写作者经由文字穿越回过去。当这些可凭依之物不再存在的时候,这些文字上的孔洞也就彻底弥合了,再也不能借文字世界来完成回溯和穿越。

2.

经过多年经营,孟醒石诗歌的时间坐标和空间意识已经很明确。无论是从“诗无极”还是到最新诗集的“上庄镇”“获鹿”“封龙山”“滹沱河”“太行山”“丘陵地带”“华北平原”“冀中平原”,由这些地点、场景和空间结构,我们在一个个精神点阵中目睹了一个写作者在时间不断的磨砺和消磨中仍在维护的生存视界和精神生活。

凌晨两点,大股寒流从太行山上下来

在西三教村,遭遇小股暖流抵抗

下山虎碰到地头蛇,瞬间厮杀起来

夜空布满冷兵器,城乡接合部变成古战场

——《古战场》

这些空间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既是开放的又是封闭的,甚至更多的时候它们是通过现实感、记忆和想象的复合方式而成为循环结构,“想要保存一个内心世界深沉的非现实性,而这个特性,显然是基本而不可或缺的。将价值铭记在一个封闭的循环和一个完美达成的时间里,以这样的图示得到它的象征作用”(让·鲍德里亚:《物体系》)。

时间尺度和空间坐标印证了写作者的记忆能力和精神词源,这最终汇聚成的是对个人来说无可替代的地方志。“是什么地方关系不大,只要你能记住它也不为这个地方感到羞愧就行了。因为,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是极其重要的。你是一个乡下小伙子;你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是你开始自己事业的密西西比州的那一小块地方。不过这也可以了,它也是美国,把它抽取出来,显然它那么小,那么不为人知,你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拿掉一块砖整面墙会坍塌一样。”(福克纳:《记舍伍德·安德森》)这些实有的和想象性交织在一起的空间气候一次次让诗人辨认和确立精神原点而不至于失去重心而眩晕,“大雪,却不合时宜,突然降临/从太行山一直下到我的五脏六腑/里面暗藏的冷血动物/刚苏醒过来,又缩回巢穴/所谓胸怀,不过是白茫茫一片”(《齿痕》)。

这些空间实则真实不虚地对应了个体命运的一个个点阵或针尖,这是地方性知识所延续的基因和属地性格,如今其中沾染上越来越多的“分裂”感——

我不希望自己与故乡有同样的命运

地图上,无极县位于首都正下方五百华里处

既无丘壑,又无块垒,一贯温和恭顺

——《万物均有自净能力》

大地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回溯的诗和“倒时差的诗”已经被迫诞生,“华北平原愈加空旷”“如今,猫头鹰在冀中平原早已绝迹”“从冀中平原,乘车一路向西”“在华北平原,邻里之间的房顶相连”“平原上,一幢幢高楼”“在我的故乡冀中平原”“滹沱河水,冲击出冀中平原”等这些同类化的精神语型一次次出现在孟醒石的《酒国》《幻听》《卧佛》《空》《灌溉》《文身》《在白纸上种地》等诗中。

冀中平原上的老人干活儿时

腰弯得久了,总习惯抬头望天

舒缓伤痛,同时观察风的走向,云的变幻

妥善安排农事

而我们这一代人

不再种地。对苍天,丧失了独立的判断

——《在白纸上种地》

这是一次次猝然降临的精神分裂和动荡式的时代景观。显然,这些文本具有互文的特征,诗人使用的正是反复叠加和复现的话语方式,这也是使得诗人在一个“旧时代”风物整体取消和消失的严峻时而免于个体失忆的“最后稻草”。

每一个人早期的诗歌都充任了急切表述者和简陋的扩音器,尽管可以逞一时之快,但其声调显然是变形和夸张的。而近年来,在孟醒石的文本缝隙中我反复看到一个疲惫、困顿、屈辱而又不甘的“中年人”形象:“我不愿做一个对熊熊大火冷眼旁观的人”(《万有引力》),“明显感觉黑暗正在碳化/明显感觉记忆正在液化/明显感觉光芒,越来越稀薄/那么多的星星,被一一熄灭”(《后半夜》)。与此相应,孟醒石的诗歌音调逐渐降低。

随着“中年时间”一同到来的精神视界却越来越开阔,词语的精神重压也在加大,而纠结、困顿、反讽、悖论和龈龋的精神事实也几乎无处不在,“超载的夜晚惯性巨大/加速时睡着的事物/又在减速的声响中惊醒”(《火车在深夜》)、“而我未到中年/便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人/登高,不过是一步步把火苗踩灭”(《登高》)。

尽管生存意志已经有些磨损,但是孟醒石仍然持有比照万物之心,这也是物象和心象时时予以对位和校正的过程。“昨天的我,前天的我,大前天的我/都在旋涡中挣扎、纠缠、翻滚/直到变成一股汹涌的浊流//如果不洗,不知道自己有这么脏/而洗白之后,我的热血、体味、冷汗/竟然都成了下水道的排泄物”(《洗白》)。孟醒石的《响箭》《禁伐告示牌》《酒国》《耻》《夜读萧红》《闪电》《古战场》《城中村》《火车在深夜》《深秋》《盲区》等诗中仍然有着对伦理化的时代空间的敏感关注,比如乡村、城市、城中村、城乡接合部……这是时代大气候与个体小气候和精神症候逐渐构成的微妙对跖点,它们往往不是惨烈对撞而更多是搅拌、掺杂和融合在一起。孟醒石仍有着“耻感”“不平”“孤愤”“血性”以及残存的“历史记忆”的颗粒,而这也是诗人精神生活的内在之义,“怪石嶙峋,没有一块左右逢源/不是在夹缝中,像核桃一样被排挤得爆裂/就是身处险境,凌空欲坠/孤独面对万丈深渊/这深渊也是由无数石头堆砌而成/如近现代史,壁立千仞,只给读书人一线天/苟活,苟活,苟活,还是/把这一线天当作弓弦/把自已当成响箭”(《响箭》)。

3.

由此,诗歌中的空间、场景以及物象就不再是中性的自然化的直感,也不是流行的伦理化的社会学镜像的道德碎片,而是具备象征效果的“功能之物”——

在喧嚣的三岔口,驻足

等车流通过。赫然发现,对面高楼的外墙

画着一幅长江水系图

精确到每一根毛细血管

走近了再看,原来是爬山虎的叶子落尽

只剩下虬曲婉蜒的藤蔓

寂静的冬日,残荷干枯,茎杆挺立

莲蓬焦黑,倔犟赛过八大山人

槐树驼背,站在风雪中

哮喘,剧烈咳嗽

震落几点败笔,洁癖不输倪瓒

榆木哪怕满身疙瘩

也紧抓着树根,在黑暗中撰写石头记

原来每一种生物,都有一支生花妙笔

在茂盛的季节,藏锋。繁花落尽

举世荒凉时,才显现出来

最令人羞愧的当是史笔,那是鸟儿

衔来干草、树枝、草根、羽毛

混合着唾液、鲜血、泥土

一笔一画

在树梢上,在危檐下,在悬崖边

筑的巢

——(《藏锋》)

这首《藏锋》正体现了去除表象的浮土、枝蔓之后的精神还原和直取核心的过程。这些“物象”“场景”和“空间”就具备了象征意味和寓言化色彩,从而成为“拟像”“拟场景”和“拟空间”。它们是精神元素和生存的根底,因而也避免了时下中国诗人过于胶着于“现实生活”的庸俗化写作的危险,从而携带了超拔性和间离感。这也正是诗人认知自我和世界的独特精神法则。“仰望的人。生出刻碑之心”(《临帖》)、“深渊也是由无数石头堆砌而成”(《响箭》)。

诗人要完成的这一“还原”工作确实非常必要,但又异常艰难。这种“还原”首先体现为对词语与事物之间惯常意义上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重新观照和深度打量。诗人由此直接呈现和打开了词语与事物之间最为本质和原生的体验性和想象化关联。当诗人还要将时间体验和生存境遇还原为整个时代的精神过程,那么他不仅要做类似于加法的工作——不断添加那些具备精神势能之物的重量,而且还必须进行减法式的工作——去除、摘除、剔除那些时代的赘余物。换言之,这一精神法则在愈益复杂和分化的现代社会面前已不可能是“独活”式的,也不可能再是纯粹化的抒情和幽闭式的“参天悟地”,“社会人”身份在现代诗人这里占有了越来越多的位置。

我们听到了一次次从时间之井中打捞记忆的空旷回声,这也是类似于谢默斯·希尼式的“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这些个人环境中的日常器具或细微之物显然已经具有了象征功能,而这一象征功能是与个体时间和命运不可分割地胶着在一起的——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幻景

真正与我关系密切的是农作物

以及小时候,我担水时

在井口摔倒,双手抓住的大片苔藓

——《苔藓》

即使是“收音机”“苔藓”“水缸”“梯子”“锯末”“莲藕”等这样的极不起眼的“小玩意”“小物件”,在孟醒石这里也具备了凡·高笔下破损的农鞋所携带的精神内里和召唤结构:“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忽然明白/收音机,这一命名,暗藏天意/它们真的把声音都收走了/像一个个骨灰盒,静静地停放在灵堂上/收走了一位位老人,带走了很多秘密”(《收音机》)。

孟醒石的诗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印证和践行了当年陈超先生曾经提出的“用具体超越具体”的写作策略,“运思图式或许是这样的:'具体—抽象—新的具体’。所以,'用具体超越具体’,不是到达空洞的抽象,而是保留了具体经验的直接性和鲜润感,又进入到更有意味的审美境界”。确实,孟醒石对周遭之物和日常之物越来越具备了情感和经验上的同感和共振,投注了越来越耐心的驻足和凝视,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经验之诗”和“物感写作”显然已经不再具备足够的异质包容力以及适度而必要的精神意志和想象力。因此,诗人总是要通过角度、筛选、变形和抽离来完成“物—人—词”的必要阶段,只有如此,一个人的日常经验才能转换为生存经验和言语事实。

评论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居北京。诗人、批评家。《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无能的右手》等专著、史论、诗集、随笔集十余部。曾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十五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第二届草堂诗歌奖年度批评家奖等。

孟醒石简介:


孟醒石,1977年生,河北无极人,毕业于石家庄学院美术系。参加诗刊社第30届青春诗会,鲁迅文学院第31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出版《诗无极》《子语》《封龙获鹿》等书。获河北省十佳青年作家、孙犁文学奖、贾大山文学奖、《芳草》杂志汉语诗歌双年十佳等荣誉和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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