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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明 编译 广州市胸科医院 文献来源：George PM , Spagnolo P, Kreuter M , et al. Progressive fibrosing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clinical uncertainties, consensus recommendations, and research priorities. Lancet Respir Med . 2020 Sep;8(9):925-934. 在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疾病（ILDs）的范围内，有一部分患者尽管接受了治疗，但仍有不可避免的肺纤维化进展，这被称为进展性纤维化表型。尽管进展性纤维化ILD的概念已被广泛应用于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患者，但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具有一系列基础ILD诊断的不可逆进展性纤维化患者。有证据表明抗纤维化治疗可能在这些患者中发挥作用。在这篇文献中，我们讨论了在多学科团队中保留诊断审查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进展性纤维化的多领域定义。我们考虑抗纤维化药物作为二线治疗在进展性非IPF ILD患者治疗方案中的潜在作用。我们强调了可能使个体易发展为进展性纤维化的风险因素。最后，我们讨论了关键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研究和临床实践方向。关键信息： ● 进展性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病是一种表型，尽管针对其可能性诊断进行了常规治疗，但患者病情仍继续进展；进展性纤维化的定义应综合肺功能恶化、CT 表现和患者症状来考虑。 ● 重要的是要做出准确诊断，以确保进展性纤维化确诊之前对患者进行最佳治疗。 ● 多学科团队在确定可能性诊断，评估常规治疗中的纵向疾病行为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 在确定进展性纤维化后，非特发性肺纤维化间质性肺病的抗纤维化治疗可考虑作为二线治疗，尽管进行了常规治疗。 ● 在缺乏临床试验数据的情况下，开始抗纤维化治疗联合免疫抑制治疗应由多学科团队逐案做出决定，同时考虑到许多患者和疾病因素。 ● 需要采取包括流行病学研究、随机对照试验和深度学习算法在内的一系列方法来解决进展性纤维化表型识别和管理中的关键不确定性问题。 纤维化间质性肺疾病（ILD）是一组具有不同病因和治疗方案的异质性疾病[1]以及一系列疾病行为[2]。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是典型的进展性纤维化ILD，几乎每一个受累个体的肺功能都会持续下降[3–5]。尽管其他纤维化ILD，如慢性过敏性肺炎（CHP）、结缔组织相关性间质性肺病（CTD-ILD），包括系统性硬化相关性ILD、肌炎相关性ILD、类风湿性关节炎相关性ILD和特发性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NSIP）有可能通过适当的治疗得到改善和稳定，尽管进行了免疫抑制治疗并消除了促进疾病的刺激物，但仍有一部分会继续出现进展性纤维化（Wijsenbeek M和Cottin V，未发表）[6]。 研究表明，抗纤维化药物吡非尼酮[7]和尼达尼布[8]能使IPF患者肺功能（用力肺活量[FVC]）年下降率降低约50%。在SENSCIS试验（2019年9月）中，尼达尼布能有效减缓系统性硬化相关性ILD患者肺功能下降率。直到2019年，抗纤维化治疗在其他纤维化肺部疾病治疗中的作用还只是假设[10-11]，但是一些针对进展性纤维化ILD患者的潜在治疗研究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表1）INBUILD研究[12]于2019年发表，该研究提供了证据，表明尼达尼布对进展性纤维化ILD患者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在一系列基础诊断中进行了维持治疗。在一项重要的亚组分析中，有5种主要诊断的代表性疾病包括在INBUILD[15]中：过敏性肺炎、自身免疫性ILDs、特发性NSIP、不可分类的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和其他ILD，在所有诊断中及无论CT上纤维化的基础表现如何，尼达尼布在减轻疾病进展方面的作用均保持一致。吡非尼酮在治疗进展性不可分型ILD患者方面也显示出疗效，尽管由于家庭肺活量所测定结果存在变异性，该药物未达到主要终点[13]。在RELIEF研究中[14] 对一系列进展性非IPF ILD进行了吡非尼酮研究 ，由于纳入人数少其结果无价值而提前终止，最终公布迫在眉睫。尽管已经发表了几篇关于进展性纤维化 ILD 专题的综述性文献和观点性文章，但大多数都早于这些发表的关键研究和后续亚分析。尽管这些研究资料强调了进展性纤维化 ILD 表型的重要性，提供了抗纤维化治疗对这组患者有效的证据，但在定义、诊断和管理方面仍然存在重要的不确定性领域。在第三届间质性肺疾病国际峰会上，ILD医师工作组召开会议，就目前所存在的证据领域和证据不足或缺乏的问题达成一致。在本观点文献撰写期间，在专题会议和随后的讨论中，就与进展性纤维化ILD的定义、诊断和管理相关的关键问题达成了专家共识，其中包括对现有证据的回顾。本文的目的是概述与这些核心问题相关的证据，为循证管理提供推荐，并强调研究的优先事项。2019 年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2 日，ILD 医师专家组在意大利Erice召开第三届间质性肺疾病国际峰会。详细讨论了进展性纤维化 ILD 的主题，目的是确定共识领域以及存在知识分歧和证据不足无法得出明确结论的领域。会议开始于利弊进行辩论，重点是在会前准备并由 PMG 和 UC 提出的进展性纤维化 ILD 背景下是否需要再进行特定诊断，以及随后的问答环节。随后在所有指定作者之间进行了更大规模、范围广泛的小组讨论，其中进一步讨论了进展性纤维化表型的各个方面，并对已发表的数据进行详细研究。确定了优先讨论领域，以期在会议上达成共识。其中包括进展性纤维化表型的定义、其流行病学、预后不良的风险因素、诊断困境、管理选择和未来的研究重点。随着原稿的编写和修订，会议上达成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包括对文献的更新。本立场文件代表了 Erice ILD 工作组观点的精华。在INBUILD研究发表之前[12]，对于进展性纤维化ILD的定义还没有明确的共识。这项研究在定义临床和研究领域方面具有很多变化，因此该研究的细节值得进一步描述。INBUILD研究纳入了除IPF外的进展性纤维化ILD患者。在52周内，与安慰剂组比较，接受尼达尼布治疗的患者FVC平均下降了81mL，而安慰组FVC平均下降188mL。无论潜在的纤维化模式如何，尼达尼布在降低所有患者肺功能下降率方面都有效。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利用生理学、放射学和症状学三个不同领域的标准，最大限度地增加在过去24个月内有进展性纤维化证据患者的纳入机会。具体来说，要符合研究条件，尽管给予标准治疗，患者需要有病情进展的依据，定义为FVC预测值相对下降至少10%；或FVC预测值相对下降5-10%伴呼吸系统症状恶化，HRCT显示纤维化增多。事实上，使用这些标准，安慰剂组患者的FVC在52周内平均下降了188mL，这表明这些参数确实捕捉到了那些有纤维化ILD真正进展的个体。正如预期的那样，安慰剂组UIP患者的FVC年下降率高于其他纤维化类型的患者（211mL比较154mL）。表 1 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进展性纤维化间质性肺病治疗的临床研究
CTD=结缔组织病。DLCO=肺一氧化碳的扩散能力。FVC=用力肺活量。HRCT=高分辨率CT。IIP=特发性间质性肺炎。ILD=间质性肺病。IPF=特发性肺纤维化。MPO=髓过氧化物酶。MSCs=间充质干细胞。NSIP=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PF-ILD=进展性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病。SSc=系统性硬化症。UIP=普通间质性肺炎。*这是一项非干预性研究，不会探索任何治疗方法；然而，它被包括在这里是因为它有望为临床实践提供信息。在临床试验的设计中，患者纳入标准对于确保适当选择患者至关重要，但在实践中，临床医生使用附加的特征来考虑进展性纤维化的诊断。在吡非尼酮CAPACITY研究[16]中，肺一氧化碳弥散能力（DLCO）至少降低15%被认为是无进展生存复合终点定义的一个组成部分。DLCO的下降通常被认为是进展性ILD的标志，尤其是伴随FVC的下降或HRCT显示纤维化影像学证据逐渐增多。DLCO单独持续下降可能发生在肺血管病而无肺纤维化范围变化的情况下，因此仅当其他受累部位使症状加重时，应谨慎使用DLCO。此外，DLCO比FVC更易受实验室间和实验室内测量变异性的影响[17]，因此在多国临床试验中没有使用。然而，在正确的临床背景下，通过规律性肺功能实验室的内部校准，DLCO可以为进展性纤维化提供支持性证据，尤其是伴有FVC下降的情况[18]。6分钟步行距离（6MWD）是一项可接受且可重复的试验[19]：6MWD下降可为进展性纤维化提供支持性证据[20]，连续测量可在这方面有所帮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进展性纤维化ILD患者其全身症状可以共存，6MWD下降可能提示肌肉骨骼受累、贫血或左心室功能不全，因此用力需氧量增加是一个证据性的发现。还应考虑并发的肺血管疾病的潜在作用。急性加重是IPF的一种致死性并发症，患者病情进展加快，死亡率高[21]。尽管没有其他ILD公认的急性加重定义，但达成共识的是非IPF ILD的急性加重也是危及生命且具有类似临床表现的事件[22]。因为急性加重后肺功能不可逆转地下降，这一事件可被视为进展性纤维化的指标。随着IPF进展，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且与临床相关终点密切相关，包括肺功能改变、住院和死亡率[23-24]。尽管需要确证数据，我们有理由假设非IPF ILD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与进展性纤维化之间存在同样的相关性。进展性纤维化表型的定义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常规治疗，但患者仍显示其病情进展，这意味着根据定义，抗纤维化治疗是二线治疗（图）。关于患者在入组前几个月所接受的治疗，目前还没有详细的研究资料。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确指出，只有当疾病在适当的治疗下继续恶化时，患者才能被标记为进展性纤维化。此外，由于医学的性质，适当管理的概念是动态的，并将随着新疗法的出现而发展。
图：非特发性肺纤维化的进展性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基于特异性间质性肺病的监护标准。†疾病进展的定义在第1组中描述。图改编自 Cottin 等[18] ，经欧洲呼吸学会同意能够确定进展的最早时间需要进一步研究。在CHP和 NSIP 患者中，如果疾病不能在病程早期（6-12 个月内）稳定下来，患者的肺功能会持续下降并增加死亡率[25-26]。因此建议一旦呼吸道感染等其他解释已被排除和治疗，且符合组1所列标准的患者可考虑为进展性纤维化。进展性纤维化的发病率很难确定，目前只能通过回顾性分析来估计。例如，在35例 NSIP 患者的队列中，26 例(74%) 为特发性疾病，5 例患者(14%)尽管免疫抑制治疗但仍出现疾病进展[27]。在另一项研究中，112 例接受治疗的纤维化过敏性肺炎患者中有 35 例（31%）在 6-12 个月后其FVC预测值下降 10% 或更多[26]。治疗中存在肺功能下降的患者其中位生存期为 53 个月，显著少于在初 6-12 个月病情稳定的患者中位生存期（139个月）[26]。研究还显示，43 例特发性 NSIP 患者中有 26 例 (60%)，26 例未分化结缔组织患者中有 13 例(50%)，23例确认的结缔组织疾病患者有10例（43%），这些患者尽管接受了治疗但其病情出现进展，平均随访时间为4-6年（SD3-9）和 5∙6 (3∙8) 年[25]。在一项针对 162例系统性硬化症相关 ILD 患者的研究中，71例患者(44%)在 12 个月内 FVC 下降超过 10%，其死亡率预测风险比 1∙84[28]。在一项国际ILD医师大型调查中，估计有 18-32% 被诊断为非 IPF ILD的患者发展为进展性纤维化性表型，在这些患者中从症状出现到死亡时间为 61-80 个月[6]。尽管 UIP 纤维化模式被常认为预后最差，但一些6-12 个月病情进展的NSIP患者其肺功能下降率与UIP相似[29-30]；然而，NSIP对免疫调节治疗具有较大可能出现治疗反应，且具有病情稳定甚至逆转的可能性。在区分纤维化 NSIP 和 UIP 时，组织学评估可能会受到采样误差和观察者间差异性的限制[31]。此外，UIP 可能与 NSIP 共存，如果不结合肺活检，单独考虑HRCT表现可能被忽略，尤其对于不确定的病例。新的分子技术可能会提高诊断精准性[32], 因此肺活检（手术活检和经支气管冷冻活检）的未来贡献仍然具有相关性。INBUILD 试验根据 HRCT 表现提供了有关纤维化性ILD 的 UIP 样特征的资料，但没有组织学数据来阐明活检中是否存在 UIP，以及尽管通过免疫抑制治疗或对抗纤维化治疗有反应，但未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预测疾病进展。 抗纤维化治疗充其量只能减缓肺功能下降的速度，但对于纤维化型 NSIP[25] 或CHP患者[26]， 早期常规免疫调节治疗与改善肺功能和最佳长期预后相关。在CHP的背景下，抗原回避在疾病稳定 [26,33] 或减缓疾病进展和提高生存率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4]；对于结缔组织病相关的 ILD，用麦考酚酸吗乙酯、硫唑嘌呤或环磷酰胺进行免疫抑制治疗可以稳定大多数患者肺和肌肉骨骼[ 35-36]。在尝试进行适当的免疫抑制治疗之前，以及在CHP中评估抗原回避影响之前，必须通过阐明进展性纤维化表型，不要错过机会来逆转ILD。因此，在基线状态精确诊断 ILD 仍然至关重要。在正确的临床环境中，肺活检有助于判断适当的初始治疗过程，尤其是在临床和放射学表现不确定的情况下[3]。被批准用于一系列 ILD抗纤维化治疗的可能性不受下面的情况影响，即在许多非 IPF ILD 病例中，不需要抗纤维化治疗，从而使患者免于治疗所伴随的副作用及避免使医疗保健系统承受额外的资源负担。目前的 ILD 诊断指南仍然有效[ 3]，多学科团队应继续努力吸收所有可用的临床信息、血清学、HRCT 表现和病理学（包括支气管肺泡灌洗，并在适当情况下行外科肺活检或经支气管肺冷冻活检）以试图做出一致的诊断[ 37]。组1：在临床实践中，提示进展性纤维化的定义 尽管接受治疗，但在24 个月内用力肺活量 (FVC) 相对下降 ≥10% 。 尽管接受治疗，但在24 个月内 FVC 相对下降≥ 5%，肺一氧化碳弥散能力下降 ≥15% 。 尽管接受治疗，但在 24 个月内，FVC 相对下降≥5%或HRCT显示* 纤维化增加。 尽管接受治疗，但在 24 个月内 FVC 相对下降≥ 5% ，并伴有进行性症状 尽管接受治疗，但在 24 个月内出现进行性症状伴 HRCT* 上显示纤维化增加。
*由胸部放射科专家评估。 若干因素使某些患者更容易发生进展性纤维化（组2）。研究表明，无论特异性 ILD 诊断如何，具有 UIP 肺纤维化模式的患者肺功能下降速度最快，存活率最差。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相关 ILD 和 UIP 模式患者的生存率可能与 IPF 患者相似[ 38-39]。此外，CHP患者，经肺活检证实UIP模式[40] 或 HRCT 扫描显示广泛牵拉性支气管扩张或蜂窝征[41-42]其生存率接近 IPF 患者。在CHP中，高龄是生存率低下的一个独立预后因素，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生存率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恶化[42]。胸膜肺实质弹力纤维增生症（PPFE）是一种罕见的 ILD，其特征是明显的胸膜和肺实质受累，上叶占优势，在 18-30% 的病例中可能为特发性或与纤维化性肺病（如 IPF、系统性硬化症或CHP）共存[56-58]。PPFE与肺功能进行性下降和存活率较差相关，因此该疾病患者可能被认为具有更高的进展性纤维化风险。广泛纤维化肺病的患者也处于疾病进展的最大风险中，这支持纤维化导致进展性纤维化的概念。在系统性硬化症相关 ILD 患者中，如果HRCT显示ILD 范围超过20%以上可定义为广泛性疾病，如果HRCT 表现不能确定，但其FVC 小于70%预测值，则死亡风险3倍于小范围疾病的患者[59]。在系统性硬化症人群队列中，重现了这一发现，如果HRCT 显示纤维化程度超过 10%则与死亡率相关[60]。同样的概念已被证实在类风湿性关节炎相关性ILD 的患者，其广泛性疾病与生存率较差相关[61]。疾病进展风险最高的系统性硬化症是那些诊断时年龄较大的患者，病程较短的患者以及美国黑人种族的患者[50-52]。在 ILD 患者中，假设胃食管反流病 (GORD) 通过反复的微量吸入事件与进行性纤维化相关[62]。这种相关性最强有力证据是发生在系统性硬化症患者，其 GORD 被认为是肺纤维化的致病驱动因素[53-54] ，还发生在IPF患者，其中所存在的食管裂孔疝是GORD 的已知风险因素，也与肺功能快速下降和死亡率增加相关[63-65]。在至少两种不同原因的 ILD 中，因为 GORD 和食管裂孔疝与预后较差相关，所以有可能在其他 ILD 中 GORD 和食管裂孔疝可能会增加发生进展性纤维化表型的风险；然而，该相关性还需要专门的前瞻性研究。 目前端粒功能障碍被认为是 IPF[43-45] 和非 IPF ILD 患者（包括 NSIP、CHP[ 46-47] 和CTD-ILD）纤维化进展速度和生存率的关键病理决定因素[48-49]。CHP和端粒功能障碍的患者其HRCT 更可能出现较广泛的纤维化、蜂窝状和牵拉性支气管扩张，并且无论病因、影像学表现和纤维化的病理亚型如何，其生存率都较差[46,47]。此外，端粒功能障碍和非 IPF ILD 的患者，包括结缔组织病、PPFE、NSIP 和无法分类的疾病，FVC 平均每年下降约 300 mL，类IPF中位生存期为 3 年[48]。家族性肺纤维化可能出现在年轻时期（这种现象称为遗传早现），因此对于进展性纤维化性ILD的年轻患者考虑使用基因检测。尽管外周血白细胞端粒长度和端粒酶基因突变检测尚未广泛用于常规临床应用，但我们支持提供资源有助于在选定患者中使用这些检测。端粒功能障碍的检测应促使更多的定期临床联系，如果显示进展性纤维化，应密切监测并尽早考虑抗纤维化治疗。端粒功能障碍对肺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方案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对端粒功能障碍进行更广泛测试的理由：端粒缩短的患者其骨髓抑制及抗排斥免疫抑制药物方案发生严重副作用的风险均高于无端粒缩短的患者[5]。 纤维化性CHP患者及已确认刺激性抗原，然后避免抗原暴露，其临床病程得到改善、临床和生理稳定，而没有确认抗原的患者，其FVC下降更快，生存率低下[ 26,34]。因此，没有识别抗原是CHP预后不良的风险因素，进展性纤维化的风险更高。这个实例再次强调了在评估纤维化 ILD 患者时确定病因和具体诊断的核心重要性。在混合性 NSIP、未分类结缔组织病、已明确结缔组织病和慢性过敏性肺炎患者队列中，治疗无反应是预后不良的指标[25]。 因此，在 3 个月时重新评估患者对治疗的反应较适当，因为在此阶段肺功能尚未稳定其死亡风险增加。组 2：尽管接受治疗，但已确定的进行性纤维化的风险因素 特定条件下的风险因素 系统性硬化症：诊断时年龄较大，病程较短，美国黑人种族，胃食管反流[50–54]。 类风湿性关节炎: 吸烟状况[55]。 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系统性硬化症：广泛HRCT显示广泛性ILD[ 56–58,51]。 CHP：抗原尚未确定、年龄较大[26,34 26,34]。
确保进展性纤维化患者获得最佳预后的关键是早期、精准诊断、相关患者抗原回避、开始适当水平的免疫抑制治疗，以及 3 个月的肺功能检测早期临床随访。药物的选择、给药途径、剂量以及是否使用单一免疫抑制治疗还是免疫抑制联合治疗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以患者的意愿为决策过程中心。如果在此阶段的疾病过程，或者实际上在任何阶段，有进展性纤维化的证据，那么最好的治疗方法可能是抗纤维化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吗替麦考酚酯与尼达尼布（SENSCIS 试验 9 系统性硬化症相关 ILD 患者）或吡非尼酮（uILD 试验 13 进展性无法分类 ILD 患者）的联合治疗可耐受且安全。然而，由于免疫抑制剂与 IPF 患者药物损害和死亡风险增加相关[66]， 多学科团队将需要考虑 IPF 仍在鉴别诊断范围内的可能性，并视具体情况考虑联合治疗对病例的风险和获益。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患者在口服免疫抑制剂治疗后临床情况恶化，则可能有机会通过升级到静脉治疗来稳定病情，例如使用甲基强的松龙[67]、环磷酰胺[68]、或利妥昔单抗[69]。必须根据个人情况权衡这种方法的风险和获益，同时考虑到治疗反应的可能性。进展性纤维化患者最佳管理决策是否加强免疫抑制、引入二线治疗和抗纤维化治疗，还是将这两种方法联合起来，可能具有挑战性。一系列多学科团队讨论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根据初始诊断置信度[ 37] 和疾病治疗行为[1]重新考虑原始诊断，然后在诊断仍然可靠的情况下考虑抗纤维化治疗和适当水平的免疫抑制剂经验性联合治疗。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定适当的免疫抑制水平，治疗团队必须考虑几个变量。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淋巴细胞增多则慢性过敏性肺炎的诊断可能性较大[33,70,71]，BALF中淋巴细胞增多也与纤维性特发性间质性肺炎患者生存率提高相关[72], 尽管有观点认为BALF中淋巴细胞增多也可能决定免疫抑制反应，但这一观点有待于证实。影像模式也将决定治疗策略；例如，CT表现显示机化性肺炎可能与预后良好相关[73]并且其患者可能对免疫抑制升级有反应。自身抗体谱也需要考虑在内；例如，系统性硬化患者不应使用大剂量皮质类固醇治疗，因为他们存在硬皮病肾危象的风险。在决定免疫抑制强度时，尤其是在存在进展性纤维化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其他因素。这些考虑因素包括年龄、患者意愿、并存病、病理结果（如有）、感染易感性、治疗副作用以及外周血白细胞端粒长度（如有）。 在IPF患者中，有证据表明，与安慰剂相比，免疫抑制治疗与生存率较差相关[66]，端粒功能障碍可能导致这些预后较差[44]。在其他ILD中，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短端粒综合征患者的预后较差是严重免疫抑制治疗的结果，但有人怀疑这可能是事实，尤其是那些具有UIP模式的患者。这是一个急需更多研究的领域。 表2 建议的研究类型，以解决在理解和管理进展性纤维化间质性肺病的关键不确定性 
现在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抗纤维化治疗可有效治疗对初始治疗无反应的非 IPF 进展性纤维化 ILD 患者，从而减慢疾病进展速度[12-13]。也有证据显示，无论HRCT影像模式如何，进展性纤维化表型在不同诊断中的行为均一致 [15]。尽管目前的抗纤维化治疗适用于一系列进展性纤维化 ILD，但不应假设未来治疗也会如此，这些应该基于生物学合理性对他们的个人优势进行检测。为了使患者获得最佳预后，临床团队应继续使用来自多个领域的资料为治疗提供信息，从而持续及时提供精准诊断。在确定是否存在疾病稳定性或进展性纤维化的证据以及是否已达到最大和适当免疫抑制水平之前，需要对治疗反应进行核查；在这种情况下，免疫抑制联合抗纤维化治疗可能最有效，但需要前瞻性研究进一步探讨。有几个因素将患者置于进展性纤维化的高危人群中；应更密切地监测这些人群。在将来，可能会显现出风险预测算法的证据，其中一部分患者将在诊断时接受免疫抑制联合抗纤维化治疗，但目前，非 IPF ILD 患者的抗纤维化治疗应被视为二线治疗。为了阐明表 2 中列出的关键不确定性，未来的研究应侧重于从诊断角度识别有进展性纤维化风险的个体。方法可能涉及 HRCT 深度学习算法和人工智能，以从基线扫描中识别预测进展性纤维化的因素[74]。随着端粒长度和遗传学在临床实践中的整合，对预测进展性纤维化风险的生物标志物的探索也将加快步伐。对于预测个体患者对特定治疗可能反应的生物标志物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在等待这些激动人心的进展时，多学科团队应定期使用现有标准对患者进行仔细评估和重新评估，以便尽早确定符合进行性纤维化表型定义的患者。通过这种方法，预计团队将能够调节受影响患者的疾病轨迹，以改善长期预后为目标。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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