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性格，体现在一盏路灯、一片路牌、一座雕塑之中，亦或通过红绿灯、公共座椅、候车站、屋顶、阳台来表达，它们像是城市的“街道家具”，通过不同的安置与摆放，诉说着自己的故事。高度集中是城市的重要特征，人口集中、资源集中、机会集中......，但是在拥挤城市里，分配不均的现象几乎无可避免，并往往恶化成贫富悬殊的M 型发展，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就把“都市贫穷”列为二十一世纪发展最棘手的难题之一。
土地是城市最稀有的资源，因此贫富差距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拥有土地，或拥有私人空间的多寡。中国文学里常以“无立锥之地”来形容都市贫穷：穷得连能够插下锥子尖端那么小的土地都无法拥有，典出自于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汉书·食货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不过物质上的贫穷未必等于精神上的贫穷，人们可以有梦，鼓励自己努力向前。如果都市里的空间太拥挤，令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那么何不抬起头来看看辽阔的天空，让想象力飞起来？ 科幻小说太虚，马丘比丘太远，于是，有人就在城市里仰望天空。有时顺着高耸的建筑物或高架铁路延伸视野，有时被刻意设计的美丽拼花屋顶所吸引，还有人将“天际线”（Skyline）——由城市中的高楼大厦与天空构成的整体轮廓景观——视为欣赏城市的重要方法。天际线作为城市整体结构的人造天空，呈现每座城市的独特印象，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两条城市天际线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却也有人造的天空。比较正面的，是台湾艺术家庄普（1947—）为台北地铁所创作的公共艺术《行走的乐，快乐的云》（1998）；以假乱真的，则是澳门威尼斯人酒店里，天花板上模拟彩绘天空。
人类是群居动物，而城市建立是这群灵长目动物通力合作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城市标示着进步，而城市建筑的节节高升，更是人类进步的具体化象征。这种观念获得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阐发，培根认为人类历史的进步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而随着科学的进展，人类社会将无止境地进步。另一位法国哲学家佩罗（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亦与培根持相同论调，认为知识是随着时间演变而递增，新知识必定取代旧知识，往上叠加，愈来愈高。
当知识启蒙为凡人们带来无限发展的膨胀信心，“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勃勃出现，古老传说里的“巴别塔神话”于是不断上演。巴别塔，希伯来文作Migddal Bavel， 英文作Tower of Babel，中文有时意译为通天塔，Bavel 在希伯来文中有“变乱”之意。据成书约在公元前一四〇〇年的《圣经·创世记》第十一章记载，古代人类曾联合起来兴建塔顶能直通天际、传扬人类能力之名的高塔。而为了阻止人类的野心计划，上帝施展法力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阻止人类相互之间的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彼此冲突，并各散东西。 《古兰经》里亦有类似的故事，埃及法老曾要求臣子哈曼（Haman）建造一座高耸泥塔，让他能爬上天堂与摩西之主见面，但该塔并没有留下名字。
但中国原本不太有高塔的概念。佛塔与佛教一样，起源于古代中国人认定的“西方世界”：印度。在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文里并没有“塔”这个字，当梵文 Stupa 与巴利文Thupo 随佛教流传至中土时，曾被音译为“塔婆”“浮图”“浮屠”等名，直到隋唐时期，才有“塔”字被创造出来，渐渐成为统一的译名。 有趣的是，汉化之后的佛塔也愈建愈高，明代冯梦龙（1574—1646）《醒世恒言》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名言，正代表佛塔愈建愈高、视炫耀为虔诚，宁可建高塔，不愿救人命的扭曲人心发展趋势。于是古今中外，东西方城市不顾巴别塔神话的劝告，不约而同地纷纷建造高塔，仿佛接力赛似地较量高塔、纪念碑或摩天大厦的高度。虽然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国纽约发生恐怖分子挟持飞机，冲撞曾是世界最高大楼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之自杀攻击事件，许多有识之士因此认真反省超高层大楼的公共安全议题，但这个世界的高塔与大楼的高度仍不断刷新纪录。有趣的是，风水轮流转，从二十世纪末开始，台北101 大楼、首尔乐天世界塔、上海中心大厦、东京晴空塔、杜拜哈里发塔，世界最高建筑物的“美名”，就像帽子戏法一样，竟在亚洲国家重要城市中一再变出炫目的魔术花样。
在二十一世纪重新审视发源于西亚的古老巴别塔神话，并对照长期影响人类发展却令人忧虑的“进步史观”，城市，是不是该有一些“另类的”发展模式？城市是资源和机会高度集中的场所，而这种高度集中最优雅与最有文化的体现，就是博物馆。事实上，许多国际知名的博物馆，不但是市民重要的休闲与求知去处，外来访客的朝拜圣地，像是巴黎的卢浮宫、伦敦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圣彼得堡的艾米塔吉博物馆（State Hermitage，或译“隐士庐博物馆”）、台北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更已经成为城市的重要象征。
博物馆的英文 Museum，源自于古希腊文 Mou-seion，原义为敬拜女神缪斯（Muses，此神祇之名是以复数存在，代表掌管文学、科学、艺术的多位女神）的神庙。而一般公认的第一座博物馆，是大约公元前三〇〇年设立于埃及尼罗河口亚历山德拉港的亚历山大图书馆（Library of Alexandria），这座伟大的图书馆又名“缪斯馆”（Mouseion，或作 Musaeum），是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336—323 BC）征服西方世界后英年早逝，由其麾下将领与密友托勒密一世（Ptolemy I，367—283 BC）创建，经托勒密二世、三世扩充而成为希腊文化的知识中心。馆中专门收藏了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与托勒密王朝在欧洲、亚洲及非洲征战“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战利品，以及四处搜罗的艺术品、标本与奇珍异宝、手工绘制的地图与手抄的善本书籍，但当时博物馆仅提供官方学者研究之用，并不对外开放。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王公贵族开始于宫殿城堡中辟设专室收藏珍品，但限于森严的社会隔离制度，只有少数上层阶级得以参观。早期博物馆始于特权富裕的个人、家族或学术机构的私人收藏品，包括稀有或猎奇、让人眼界大开的自然标本和文物、书籍。这些东西摆设在所谓的“搜奇柜”（cabinets of curiosities）或更大的“奇观厅”（wonder rooms），不过依然只有少数特定人士才有机会受邀参观。
世界第一批公共博物馆是在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出现于欧洲。其中，伦敦塔的皇家军械库（Royal Armouries）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根据成文史料，这座主题博物馆早在一五九二年，已有特殊访客付费参观的记录，但一直要到一六六〇年，才真正向公众开放。
法国东部的贝桑松艺术与考古博物馆（Musée des BeauxArts et d’archéologie de Besançon）一六九四年成立，始于一位修道院院长将个人收藏品捐给所属城市，可能是法国最早的博物馆。而作为法国文化代表的卢浮宫，则是在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对普罗百姓开放。意大利“国中之国”教廷的梵蒂冈博物馆，系一七五六年于罗马开幕。伦敦大英博物馆成立于一七五三年，并在一七五九年向公众开放。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Galleria degliUffizi），从十六世纪起，即已应游客要求而开放，而于一七六五年正式向公众开放。坐落于维也纳西南部，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等之皇宫的“丽泉宫”（Schloss Schonbrunn），于一七八一年开放为公共博物馆。 然而，前述这些所谓的“公共”博物馆，往往只允许中上阶级（或“纳税”的有闲阶级）进入，而且取得门票十分困难。例如在伦敦，虽然大英博物馆在一七五九年就宣布向公众开放，但想要参观的访客必须以书面提出申请。即使到了一八〇〇年，常常还必须等上两个星期才能获得同意书，而且小型团体游客只能在馆内留两小时。直到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英国的博物馆才开始在周日下午开放，以便让“其他阶级”，亦即在工作日必须工作的劳动阶级大众，能够在休息日“自我提升”。第一座真正的公共博物馆其实是巴黎卢浮宫，它正式开放的时间是在一七九三年，因为大革命打破了阶级隔离，因此历史上第一次允许各种不同阶级的人们，平等自由地一起见识前法国王室的宝藏。于是，几个世纪以来，由法国君主从各地搜罗而来的伟大艺术珍藏，每十天对公众开放三天（在大革命时代，法国实施共和历，以十天的计日单位取代七天星期制），并对欧洲，以至于全世界博物馆的公共化，产生深远影响。
当博物馆珍藏成为市民共有分享的知识宝库与灵感泉源时，这个独特的地点渐渐成为城市的重要磁石，吸引各地、各国人士跋涉远道而来朝拜取经，教育的“涟漪效果”一圈一圈地扩大，蔓延影响。虽然城市依旧是资源和机会高度集中的场所，但因为公共而带动的公平契机，隐而不显地让改变与向上流动成为可能。 教科书上这么说，博物馆是为了公共教育的目的，而搜罗、保存、诠释以及呈现具有艺术、文化与科学意义的展品。而对我来说，博物馆强化了城市的艺术性、文化性与科学性，并借由可分享的、“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性，向每一个人，以最优雅的方式展示了城市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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