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部《盗墓笔记》风靡海内,古墓里有魔幻玄怪,机关暗道,有奇珍异物、金银珠宝,让人眼花缭乱,心驰神往。当然,这些都是臆想编造出来的。古墓里的文物不光可以证实历史,甚至可以改变历史。 盗墓是个古老的行业。中国盗墓人历史之悠久,手法之高明,堪称一绝,甚至超过了专业考古工作队。秦汉以来的古墓几乎被盗墓者盗掘一空,考古队跟着盗墓贼走的俗语就是这样来的。考古队至今都在使用的洛阳铲,就是盗墓者发明的工具。 历史是消失了的过去式,怎样还原?一靠正史文字记载;二靠文物实证。中国的文明形态比较低,正史记载不够严谨,诸如看了太阳、踩了神人的脚印而怀孕啊,皇帝降生时满屋红光,紫气东来啊,生下来三个月就能说话走路啊等等违反常识的记载比比皆是,不像是历史,更像是传说。随便举个例子吧,古代最具权威性的《史记》里对汉高祖刘邦的身世记载。刘母在一个大湖岸边睡着了,梦到与神相遇。一刹时雷电交加,天空晦暗。刘父赶紧去找刘母,估计是去送伞,到了一看,有一条蛟龙伏在刘母身上(此处少儿不宜)。于是刘母有了身孕,生下刘邦。那么,问题来了,刘邦究竟是蛟龙的儿,还是刘父的儿?蛟龙显然不可能生出人来,但正史就这么白纸黑字堂而皇之地记载下来了,够荒唐吧?因此,出土文物对于还原中国历史具有最重要的作用。 扯远了,还是来讲这桩有可能改变历史的盗墓案。 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十月里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个盗墓者在汲郡(今河南省汲县西南)盗掘进入战国时期魏襄王(一说魏安厘王)的陵墓。 这个盗墓者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不准。要是用现代汉语来读是不是很奇特,不过当时不这么读,是读为fǒu biāo“否彪”,其实也很神奇。他是现在的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人。进入墓道走了一段路以后,不准手里的火把快要燃尽,低头发现地上散落着一地竹简,顺手捡起来点燃作火把,燃完一把,又抓一把,一直到完成整个盗墓行动,扬长而去。 几天后,盗洞被当地农夫发现,告到官府。官府紧急派人前来查看,发现竹简上写满了文字,赶紧将余下的竹简全部收集起来,火速呈报朝廷。晋武帝司马炎派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总体负责,集中了束皙、傅瓒、张宙、卫恒等几十位名士对竹简进行整理、释读,共整理出十万多字,编辑成书。因其出自汲郡古墓,故称为《汲冢书》,也称《竹书纪年》。汲冢原书比《史记》的成书时间要早二百年。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是唯一逃过秦始皇焚书浩劫而留存下来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录了从夏朝开始的八十九位帝王、一千八百四十七年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认为:“《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竹书纪年》的发现,在历史学上的地位不用多说,使历史学脱离儒家经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其真正的意义不在这里,在于其所记录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与儒家经典中所记录的截然不同,而这些不同点惊世骇俗,严重震撼了当时人的思想观念。 尧舜禅让、伊尹辅政、周召共和这些都是儒学体系里推崇备至的以仁以礼治国,恪守君臣之道的典范,但在《竹书纪年》里,这些事情全部被颠覆。没有尧舜禅让,舜是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武力夺取了政权。没有伊尹辅政,伊尹放逐太甲,两年后太甲逃出,杀伊尹,夺回王位。没有周召共和,是共国的伯,名叫和,摄行君位,故称共和行政。这些骇人听闻的记载完全推翻了儒家的史学观,并使依附在这些史学观上的思想观念受到质疑,儒学基础开始动摇。 如果当时学者以《竹书纪年》为依据,对儒学进行检讨,开展一场大争鸣大辩论,儒家学说是否还能统治禁锢中国思想界数千年呢?没有了儒学一家独大的统治和禁锢,中国人的思想是不是会更理性更开放呢?如果出现理性、多元的思想,中国历史的走向又将如何呢? 非常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竹书纪年》出土整理后,对当时产生的最大影响是掀起了一股修史热潮,单就晋国历史,就出现了《汉晋春秋》《晋阳秋》《晋纪》等编年体史书,完全忽略了《竹书纪年》对儒学思想观念的冲击。晋国人还没来得及对《竹书纪年》进行深入研究,永嘉之乱中《竹书纪年》的竹简亡佚,只剩下文字版本,初释本、考正本传世。更为不幸的是这些文字版本到宋朝时再次亡佚,真实的《竹书纪年》再也无法看见。今天看到的都是后代学者在各类史籍中四处寻找出来的佚文,其真实性已经大打折扣。 清著名学者朱右曾著有《汲冢纪年存真》,在该书序言中暗示《竹书纪年》亡佚于宋代是宋代学者有意为之,他认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朱右曾这段话中指出了一个表面现象,文人学者不研究《竹书纪年》,是因为其中所记和司马迁《史记》所记以及汉代以来的儒学经典传授的内容有很大的出入,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会出现相对于儒学来说的异端邪说。隐藏在表面现象下的真相他没有说,清代文字狱盛行,他知道了也不敢说,就是这些异端邪说对儒学思想观念的颠覆,而一旦帝王赖以统治国家臣民的思想基础遭到颠覆的话,统治地位就会岌岌可危。 历代学者都只能局限在对《竹书纪年》的史学意义上进行研究,不敢对其思想意义进行研究,悲剧所在,宿命如此。上苍给了古人一个思想解放的机会,而古人没有接受,或者说不能、不敢接受,只能在儒学的统治和禁锢中颐养天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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