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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ilfred Ruprecht Bion 翻译 谢愉 校对 徐学迅
记忆与欲望1 今晚我想做的事与科学论文有很大不同，这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主题的讨论，我希望你也会感兴趣。我想说的第一点：这是一篇关于尚未发生之事的论文。我所说的这些话尤其是针对明天或后天要去见病人的分析师们。我想，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明天的分析上（你明天要给某个特定病人做的分析）而不是我所说的，或许会更有帮助。 现在，回到论文的标题上，这两个术语——记忆和欲望——我想使用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那种“绑定着恒常连结的术语”。我说的恒常连结是指，在特定情况下，你可能会注意到某些特定元素始终连结在一起；你想想，例如如果有皮毛、爪子、胡须——你说“猫”就能把这一切绑定起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旦你确定了这种恒常连结，你就可以开始研究这个术语的含义，并自主选择是研究浅层的含义，还是深层的含义。它与一般的观点，即哲学上关于“抽象”的普遍观点，是截然不同的。我真心建议你从未知开始，当你注意到一个恒常连结，使用一个并无实际意义的术语跟它绑定在一起，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在你的余生中继续研究这个术语的含义。 第一个术语“记忆”：我想用它来绑定的恒常连结，很可能就是我们在日常对话中对这个词义的理解。可以说，它也包括了弗洛伊德在那篇《论心理机能的两条原则》的论文中2，谈到符号与记忆的关系时所表达的思想。 它也与我们在讨论学术论文上和其他地方看过的案例时，和描述我们认为发生过的事情时，通常所说的含义有关。也可能是在职业生涯中的很多时候，我们试图去做笔记，以便我们能够知道、记住、报告分析中发生的事情，参考这些笔记等等。粗略地说，这就是我使用术语“记忆”时的含义。 类似地，关于欲望——同样是我们大多数人在日常谈话中都明白的那种意思——我指的似乎就是某种“积极的贪婪”；个人想要拥有的东西。它与记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关于记忆可以说，你倾向于记住各种你想占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记忆本身常常被使用，就好像它是一个容器一样，在这个容器中，储存那些被渴望的客体。 我还想把弗洛伊德所说的愿望满足，以及梦中愿望的表达，包含在欲望的定义中，它们是类似的。当我们进一步深入，现在我所说的，特别是关于我使用这些术语的方式（所有这些同时也作为我试图谈论的术语的定义），这些我考虑的元素，事实上是感官的映像；也就是说，我所谈到的欲望和记忆，都来自于感官体验的背景。比如，这里有一些你可以触摸、感受、嗅到的东西，你感到它们有具体的形状或形式，诸如此类。它们以这种方式被表达和储存的事实，也意味着它们与初级的感官背景密切相关，而且经常与快乐-痛苦原则占主导地位的发展阶段有关。其结果是，我们用来记忆或渴望这些事物的术语，适用于可被感官感知和会引起痛苦或愉悦的对象。因此，范围相对有限。 现在，我意识到这不是记忆的唯一意义。我总是尝试给它一个限制，让它适用于我想说的内容，但为了保持完整性，我们最好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使是一个数学公式，也可被用作一种表达或存储记忆的方式。然而，我不认为当涉及到临床工作时（涉及明天的那节分析时），当一个人考虑记忆，他会想起数学术语或其他类似的东西。这些术语几乎肯定是这种原始的类型，不仅适用于表达感官体验，也适用于表达与痛苦或快乐有关的体验。 我想简单提及一下其他元素，为了思考他们，我采用了画网格图的形式，在其中，一个轴代表某人试图去归类的一个特定元素的遗传阶段，另一方面，横轴表示它的用途。显然，会出现高度发展的公式：思想、理论、想法，甚至如我所说的数学公式，可以以高度复杂的方式被使用；我自己对此并不担心，正如之前我已经给出的原因——因为我关心的是那些我们通常在想起案例时使用的术语。 在这一点上，也许我应该澄清一下，我一直对所谓的“临床报告”持怀疑态度。我觉得，它们毕竟只是发生过的事件的不同版本：它们是真实经历的变形。出于各种原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临床描述都持批评态度。我越来越不愿意对所发生的事情作一个临床报告，就算只是假装一下也不行，因为即使只是单单考虑简化一个复杂情境下的事件，这种扭曲也是很可怕的。 然而，作为分析师我们确信——我认为随着经验的积累越来越确定——自己确实在处理一些什么；无论我们如何怀疑，精神分析的体验真的是一种情感体验，它确实存在，即使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或者永远无法作出近似准确的描述。因此，我觉得最有用的临床描述本质上是一种的图示，或者说是一种感觉的展现（因为我想到分析情境中发生的情况）——我将这种情境转化为视觉图像，然后进一步转化为语言的形式，比如此处我们熟悉的这些。这些转化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变得越来越复杂，但也是最容易理解（最容易掌握）的，因此我们经常被问到“你能举个例子吗？”“你能阐述一下吗？”“你能给我一份与此相符的临床报告吗？”这是因为，无论是视觉表征，还是对视觉表征的语言表达都更容易被理解。 现在，虽然这一公式的传播性有所提高，但其准确度却有所下降，原因我已经提到过：使用来自于感官背景的术语来描述它。还有其他原因，我今晚就不赘述了，但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分析经验，我们都知道。 我的观点是，我们都知道这一事实，我们在分析中的所感毫无疑问地存在于我们身上，却是一种无法真正被恰当表达的东西，因为，容我这样说，如果你处于一种焦虑状态，我们大多数人在面对它时3，会希望能够把它识别出来，但你不能闻到它；它没有形状；你不能触碰它；等等。当你可以用我们通常使用的术语来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一个重大发展出现了。当你使用“焦虑”这个词的时候，事件本身——东西本身、焦虑本身——已经以一种非常惊人的方式发生了转化。 这让我想到一点，任何口头描述、任何我们可能会去做的笔记，任何公式，实际上都是扭曲的。我现在说的不是病理状态。我不是从心理病理学的角度，或者病人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是从我们每一个明天要见病人的分析师角度来考虑。因此，我不关心这些问题会不会成为精神病理学的表现，因为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至少在我们的社会中，对人们进行分析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除了坚持认为人们应该被分析来应对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关心这个问题。 我在这里关注的是更意识层面和在意识的控制下的东西。我不关心“应该做点什么来为明天的分析做准备、如何为明天的分析创造好条件”这样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其他领域，训练是有可行性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个人是打壁球或网球的，那打高尔夫等静态球类运动就不太建议。类似地，除了精神病理学——通过分析来处理的问题等之外，我建议我们要考虑，如果你是一个精神分析师，你明天要见一个病人，那么什么是理想的状态呢。在训练中可以怎么做呢？ 现在，我想提醒你们一下出现的传统观点，有一种倾向认为记住分析中发生的事情很重要，找到一些方法去做记录很重要（记笔记或使用录音设备等），情况变得越关键，会越发引起你对病人的焦虑，你也越会感到记住今天分析中发生的事情，或者昨天发生的事情等等是重要的。 我想提出的是，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不仅错了，而且对你的分析工作非常不利。关于欲望，我想包括这样一些想法：“如果分析结束了该多好啊”，或者“夏天来临的时候该多好啊”——所有的想法，包括（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能治愈病人该多好啊”。 如你所知，有很多关于精神分析目标的讨论。实际上，我认为对于一个正在进行分析的分析师来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先入之见，尽管很有趣。我认为治愈病人的愿望不应该出现在咨询室里的任何地方。无论它在分析师的性格中，或在他的哲学生活中占据什么位置，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尽全力记住病人或你自己说过的话，或想要去治愈病人，或满足任何其他欲望，更令你的判断无效了。在我的经验中，我发现希望记住病人说的话，或是任何治愈病人的渴望（对我来说总是会突然出现在某种情境、某种构想中），会使我远离和不能意识到某些其他感受。 这一点是由那些极其聪明的（几乎可以说）精神分析师提出的——精神病人，当他考虑要打破分析师和自己之间的连结时，会尽力刺激分析师记住一些东西——你会听到滔滔不绝、引起情绪唤起的叙述（尽他所能得引起分析师的欲望），也许只是想摆脱他的欲望。因为这两种刺激中的任何一种都会破坏分析师的判断。如果病人成功地达到了目的，你的判断就消失了。因此，回到明天的分析，我想说的是，作为分析的准备，你应该花时间摒弃对病人的任何记忆，以及任何希望治愈他的目标或抱负。我并不是说遗忘是一件好事——它和记住一样糟糕。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训练。你会发现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你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去思考它，就会发现它本质上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我们是人类，我们就会有欲望，我们就会有记忆。我想提出的观点是，作为分析师，我们的困难不在于有非常糟糕的记忆，或者我们缺乏治愈病人的愿望，而恰恰相反，这些记忆具有很强的侵入性，你们会发现，这与弗洛伊德在重视对记忆分析方面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 我想说的是，需要付出努力，这是一种很实际的纪律，是很难做到的；它不能仅仅通过满足于你已经忘记这一事实来做到——那是不够的。这是一种试图摆脱当你专注于工作时记住事情的习惯，欲求或渴望某物的习惯——我不是表达关于某种人生哲学或其他的什么；这仅仅是尝试传播一种真正的规则——就好像我们可以为精神分析训练制定规则一样。这是我想制定的规则。我想再次强调，它与我们过去习惯的观念非常不同——我们很容易重新陷入那种观点之中：情况越关键，我们越容易试图去记住更多东西，虽然这只是一个适当的理论——与我所向往的正相反。 就我所能说和所了解的，这一切的影响是很奇怪的。我不确定在试图描述它们时能走多远。但有一点是，为了看得更清楚，你需要变得几乎“失明”，隐喻和字面意义上的“失明”。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这是心智中一种积极的缺失状态：你希望照亮的地方越黑暗4，你也必须呆在黑暗中——为了见到它，你必须遮蔽所有的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得到条件，在其中，一个真实的客体，一个无形的，无法被我们熟悉的感官所感知的客体，浮现、演变，并变得可能为我们所知。 如果一个人能接近这种情况，那么我认为过一段时间后，它似乎真的会变得更清晰，似乎那个人可以非常清楚无误地感觉到，他所见证的是，例如，焦虑、敌意，或其它。我说过，不想在这里处理精神病理学问题，虽然只是题外话，但我觉得这个观点还能提供一种想法：婴儿或儿童必须忍受处理真实事件，即真实体验，但这种体验能被表达的程度，并不超过说“我觉得肚子疼”。这是一种词汇，这种词汇本身是感官术语，却被用来描述一个完全不能被这个词汇所表征的东西。在《文明与缺憾》中，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短语，弗洛伊德描述了某种心智模型，然后说到关于这个短语的惊人之处、你真正可以从中学到的东西在于，这是一个完全不具备提供心智模型的图示。这把我想表达的东西总结得很好，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事情是足够真实的，这是绝对真实的，甚至从生命最早期的婴儿阶段就开始了，但只能用一种与它的来源和特点极不相称的词汇来表达。 当谈到分析的实际发展时，我发现它是非同寻常的过程——体验在分析情境中演变，是反反复复的，清晰可辨的。那些常见的分析理论，一遍又一遍地——无论你的流派是什么，无论你内心的想法是什么，无论你持有什么理论观念——能够让你更容易去领会咨询室中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你所知的这个或者那个理论的近似，不管你觉得自己对精神分析或精神分析理论了解有多么少。大量的个人所知和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司空见惯的那些已经被发现的理论，会因为在咨询室里所发生的事情，而不可避免地经常进入视野，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首先，重要的是，能够进入一种心智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可以理解那些在感官上无法被理解的事物。 然而，这一切发生的顺序似乎有所不同。我不想试图解释不同之处，但对我来说，变化确实发生了；在这里有一种连贯性；一方面，分析是整体联系在一起的；一块块单独的拼图玩具被视为具有一种关系到整体的结构——即使你不知道这个整体是什么，但当你试图用这种方式而不是用其他你熟悉的方式来分析，这些事件出现的顺序对我来说似乎就不同了。 另外，我认为这么做是一种令人害怕的方法。首先，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是，如果发生了什么差错，你发现自己身处法庭上或死因裁判庭，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你真的了解你的病人，比如你知道你的病人已婚，有四个孩子等等。的确，人们觉得这些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情。这就是困境所在，如果你知道，如果你记得，那么你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领会到病人说话的方式就好像他并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一样。关于他已婚、有孩子的记忆和事实，会很容易扭曲你的看法，干扰你对某些情况的判断（在那种情况下，对他未婚、无子的诠释是合理的），当你倾向于希望做出诠释时，会考虑到其他事实。这是一个粗糙的例子，但粗略地说，这是它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你所属的文化背景中，有一种感觉，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病人是一个已婚男人，这看起来会很奇怪，这会对你的专业能力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我们不能进行分析，但同时我认为在没有意识到需要接近的风险，和要需要付出的代价时，我们也不能恰当地进行分析工作。如果我是对的，这是一种恰当地进行分析工作的方式，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将为此付出焦虑的代价。所以就有一种焦虑的增加，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不必要增加的焦虑，相反我认为，它可能会区分那些从事精神分析实践工作的人和那些谈论它的人。如果你是一名精神分析师，如果你明天要去见一个病人，那么你是在一个特定的情绪状态下去见那个病人的。不仅在咨询室里，也在文化背景、文化情境下。因此，重要的是分析师既是分析者，又是社会的一员，这样他会暴露在他所属社会的情感体验和心智状态下。然而，如我所说，这有些令人不安，而且一开始一点也不讨愉快。再说一次，对于病人来说，情况是不同的，因为他要做的，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就是能够观察他的记忆和欲望的运作。我认为当我们能够把这些关于记忆和欲望的特定元素，排除到自己的心智之外时，一切会变得容易很多，因为这样就可能会“看到”病人脑子里的想法，在分析中真正发生了什么。 我之前提到过“转化”，我想再回到这一点。也许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更好得表达它：如果你看到一幅玉米田的画，我们这个特定文化背景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认出它是什么。那一定意味着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关于真实玉米田的某种东西和那块表面涂着颜料的画布中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保持不变5，使得识别成为可能。另一个例子是，如果你想表示一个圆形池塘你必须画一个椭圆；如果你想用平行边界来表示一条路径，你必须用相交于一点的直线来表示。 我们在分析中所见证的，我认为永远不可能是真正的经历，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们肯定知道的这些经历被病人转化为各种形式的言语表征。除了因为我们通常是通过言语交流来进行分析的，并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它不应该是其他的表征，但当然，儿童分析师知道，也有其他的交流方式。如果我们分析一个天生是音乐家的人，不久我们就会发现，要面对的是一个与我们所有表达方式都相反的人；有一种感觉是，如果允许他弹钢琴，那么他就能够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自己被限制在一种无力的交流方式上，比如对话。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要处理数量可观的转化。再一次，当病人向我们进行口头报告，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说，你可能需要看看这幅画——比如说康斯特布尔的《干草车》——你可以把它作为对干草车的记录，这是它原本的样子，很简单：它是关于干草车的。但这对分析师来说还不够好，因为如果你坚持这个观点，那么你就会坚持这种你“知道”什么是分析的状态，你“知道”这个病人——你知道他结婚了等等。但你并不真正“知道”这个病人。因此，必须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转化。 现在，另一种转化，我认为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它与我们正在处理的、真正的情感现实状况有关。现在当你注意到这，那么我认为你处于困难之中，因为你正在使用的语言，适合谈论一些事物，但这种语言不必然适合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体验，一种无法被感官观察到的动态情感体验。 最后一点，我想指出，在你进行处理某件必要之事的状态之前，也就是精神分析——无论这意味着什么——一种心智状态之前，作为前奏，必须采取这些特殊的步骤；它们必须是这种性质的步骤：欲望和记忆的问题被当作明确的纪律问题来处理——把它们从心智中驱逐出去。 注释： 1 1965年6月16日（星期三）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科学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没有注释的论文。版权所有©2014归属比昂遗产。经Paterson Marsh公司和弗兰西卡·比昂许可印刷。 2 弗洛伊德（1911）《论心理机能的两条原则》第十二章：213-226。“除了快乐和不快乐特质，意识现在学会了理解感官的性质，这是迄今为止它唯一感兴趣的。意识具备一种特殊功能：定期检索外部世界，以便在出现紧急的内部需要时，已经足够熟悉外部世界的数据，这就是注意的功能。注意活动在半路时遇到感觉印象，而不是等着它们的出现。与此同时，可能出现一种符号系统，它的任务是记录这种周期性意识活动的结果——这部分我们称之为记忆。 3 在原本的讲稿中是，“我们大多数人期望在看见焦虑时能够识别它，但你闻不到它”。saw被修改为meet，原因很明显。 4 比昂在这里追随弗洛伊德，他在1924年5月13日给Lou Andreas-Salomé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知道在写作中，为了聚焦所有光线在一个黑暗的点上，我必须故意让自己'失明’，放弃凝聚、和谐、修辞和一切被称之为象征的东西，我很担心任何这样的要求或期望都有歪曲事实的风险， 尽管可能有些润色。然后你加入所缺失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行构建，将已被孤立的内容放回适当的环境中。我不能总是跟随你，因为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可能无法再忍受强光或过于宽泛的视野。”在他1967年发表了《关于记忆和欲望的笔记》之后的讨论中，他明确地把这与弗洛伊德的信联系起来。 5 比昂在这一点上的思想接近伯特兰·罗素论述的维特根斯坦著作《逻辑哲学论》，表征和所代表的必须表现出相同的“logical manifold”（罗素所使用的术语），它不能代表自身，因为它必须在事实和图像之间有共同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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