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间,世界各地的电影都在蓬勃地发展当中,欧洲的新浪潮电影让人们大开眼界,他们突破老旧的电影工业体系的窠臼,寻找更随性自由的表达,开创全新的电影语言。在世界的另一端,南美洲电影陆续开始波澜壮阔的革新。先是阿根廷,然后是智利和秘鲁,随后的巴西电影新浪潮(Cinema Novo)将这场运动推至巅峰。 它深深地浸染在浓郁的拉丁美州文化之中,自由粗粝,热情浪漫。不同于欧洲的优雅,这种影像则更加的激进和叛逆,前卫和斑斓的,在60s到70s,巴西新电影的崛起主要是针对当时受美国控制的巴西政府,创作者以群体合作的方式,通过极低的成本,创造极具地方色彩的电影文化,以挣脱外来的、尤其是美国电影文化的主导局面。因此,它是一场针对政治和美学上文化革新运动,他们对于国家、社会现实的观点敏锐犀利,电影手段丰富大胆,诡谲多变。 格劳贝尔·罗恰(Glauber Rocha)毫无疑问是新浪潮电影中最独特的瑰宝,他的电影结合巴西古老的民间传说、宗教和语言,表达激进的政治态度。他的《黑上帝白魔鬼》(1964)、《痛苦的大地》(1967)和《安托尼奥之死》(1969),充满民间神话般的怪诞和奇异,气氛激烈亢奋,色彩鬼魅张扬,犹如一场热情蓬勃的政治宣言,被看作是巴西新电影的代表作。
其他重要的导演还有内尔森·帕雷拉·德桑托斯(Nelson Pereira dos Santos),他是新浪潮运动最早的实践者。早在1955年,他那部具有新现实主义风格的处女作《里约四十度》,就已经是年轻电影人心目中的经典之作。1963年,他拍摄了《艰辛岁月》,描述了一个穷困的巴西家庭与社会和自然抗争的故事,成为新浪潮的开山之作,片中以自然采光和半记录的方式,真实地展现了对弱者的关怀,以及对残酷现实的抗议,对后来的电影人产生极大的影响。瓦基姆·佩德罗·德·安德拉德 (Joaquim Pedro de Andrade)则是最早提出新浪潮概念的人。
1960年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他就提出年轻的电影人应该把镜头对准普通民众,关心他们的生活。1966年他拍摄了《神父与女孩》,在片中实践了他当时的创作理念,并入围当年柏林电影节的竞赛单元。在新浪潮最初的几年间,他一直默默地支持他的很多好朋友像格劳贝尔·罗恰、莱昂·希斯曼(Leon Hirszman)等人的创作。1969年他以一部带有宗教神秘主义和超现实色彩的《丛林怪兽》,让世人惊讶不已,成为新浪潮时代又一部杰作。 70年代之后,阿纳尔多·加伯(Arnaldo Jabor)是新浪潮后期的重要人物,1973年的《一丝不挂要受罚》在当年力擒柏林金熊,备受世界瞩目。之后的《婚姻》(1976)《我爱你》(1981)《永远爱我或不再爱我》(1986)等都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他的电影并没有强烈的宗教和政治元素,而是善于描写男女之间纠缠善变的关系,以悲喜剧的方式透露出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和微妙,反映出巴西人独特的性格。因此他是最受本土观众喜爱的新浪潮导演。
卡洛斯·迭戈( Carlos Diegues)从1960年开始拍摄短片,1963年他的长片处女作《冈加祖巴》,以批评殖民地奴隶贸易暴行的背景,将他推往新浪潮的前沿地带。1979年《再见巴西》让他在国际上声名大震,这部被看作当时最具巴西民族风情的作品,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奖。后来的《星光地铁》(1987)、《更美好的生活在前面》(1989)、《里约情歌》(1994)等,在商业和艺术上都有不菲的成就。2000后仍有作品问世。
总而言之,巴西新浪潮运动既反映社会现实,带有激进的政治观点,又极力寻求大胆甚至古怪的美学风格,在国际上亦有重要的地位。1964年巴西军事叛变,检查制度变严,重要的电影人如罗恰到海外拍片,新浪潮经历短暂的没落,但巴西新电影对拉丁美洲其它国家的电影运动带来不少的影响,它瑰丽热烈的风格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至今看来仍然让人惊讶和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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