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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开始，我给你写信，我们就聊聊书法背后的故事。我们可以长期聊下去，甚至可以把读者拉进来，我们一起聊。 在通讯如此快捷发达的今天，用这种方式交流非常别致。我们以书信的方式来谈谈书法，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 疏利民，浮山人，爱书法，爱摄影，喜阅读，重策划，喜交友，爱旅行。 汤权福，现用名汤传福，网名带刀客。媒体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影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纸上的火焰》。创作电影剧本《大山之恋》，同年在中央台电影频道播出，荣获第十三届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15年出版散文随笔文集《带刀客说话》。近年来研究书法史及理论，兼习书法，论文入选安徽省首届书法学术论文研讨会，开通头条号“带刀客说话”专谈书法。两年前，利民兄约我与他通信，专门谈书法，在即时通讯如此便捷的时代，这是一个比较古典的行为。写信似乎不算学术文章，所以比较放松，但写信毕竟算文章，要有组织有条理，要言之有物。于是我们便在一边对书法学习探索，一边交流心得体会，于是就有了这一组书信。我和利民兄都不算书法专业人士，我们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待书法，也在努力往纵深里走。这组书信如能让读者产生对书法的兴趣，了解书法文化、提升书法审美能力则善莫大焉。
你的回信是真快，我心想能歇两天，没想到你的回信就到了。不过还好，我这两天干完活还有自己的时间，所以抓紧回，不能拖拉。你在回信中对隶书向章草、今草的过渡做了清晰简要的梳理，谈到了书法史上第一个“草圣”张芝。张芝是书法史上一个节点人物，可惜现在看到的挂在他名下的作品如《冠军帖》等都有争议，他的草书到底是何面貌，历史悬隔，已经云山雾罩了。但张芝把书法艺术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做一个职业书家，在历史他应该是第一人。张芝生活的年代，中国文字书写的审美功能正在从实用功能中分离，纯作欣赏的用途越来越明显。光武帝就很器重善草书的北海敬王刘穆，光武帝的儿子汉明帝更是对刘穆的草书爱不释手。刘穆病重的时候，汉明帝还诏令他作草书尺牍十余首。毫无疑问，刘穆的临终绝笔，汉明帝是纯作书法欣赏的。汉章帝的时候，你信中提到的书家杜度善草，章帝喜欢他的书法，明令杜度上书时用草书书写，这是破天荒的一件事，章草本为草率急就的民间俗写体，不足为尊的。帝王的喜好正是这种集体意识的反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无形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练习草书成为一时风尚。这个时期，就出了个张芝。他是有机会出将入相的人物，但他却选择做一个安静的书法家。张芝，字伯英，敦煌渊泉人，生于何年，史无记载。他生活在一个即将天下大乱的时代，生平的大部分时间与三国时代的枭雄重合。他出生于名门官宦之家，爷爷当过汉阳（今甘肃天水）太守，父亲更是一代名将，功勋卓著。出生豪门，但张芝并没有沾染纨绔子弟的习气，从小便勤奋好学，文武双全。当时的太尉对张芝很欣赏，说他将来“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多次征召他做官，他就是推辞不就。张芝拒绝入仕，有他自己的理由。生在官宦之家，最容易品尝到权力的美妙滋味，也最容易看穿官场的险恶诡谲。张芝作为家中长子，随着父亲体验过宦海沉浮，明白官场的高光荣耀与至暗时刻。别人眼中高尚不仕的节操，在他这里，何尝不是庄子“曳尾于涂”的自我保护？有艺术天赋的人一般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对世俗的权力纷争了无兴趣，他们是艺术的门徒，愿意将生命的全部热情用来探索艺术的奥秘。张芝志在艺术，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草书。张芝生活的敦煌地区，远离政治中心，聚集了一大批隐居不仕的硕德名儒,他们共同构成了西北地区的文化高原。在手工书写的年代，墨迹是文人的第二张面孔。除了前文提及的刘穆、杜度之外，整个西州地域涌现了一批草书名家，如敦煌太守赵袭，担任过梁州刺史的敦煌人张越，还有罗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韦诞以及张芝的弟弟张昶等。张芝的朋友圈基本上就是一个书法圈，正是这么多同道中人的切磋砥砺，勤奋习书的张芝才成为一代草圣。史书记载，张芝练字，家中织出的布帛，都先交给他练习书法，然后再去煮染。用来洗笔的池塘，池水都被染黑了，练习书法被称为临池，就是从张芝开始的。临池尽墨的掌故多少有夸张的成分，书法史上这种夸张的故事很多，较真是一件煞风景的事。2015年春，敦煌开建一个文旅项目，开挖十余米地基，突现大量黑色泥土伴少许汉砖残片。因其位置与《敦煌遗书》记载张芝墨池大致吻合，有学者考证认为这里就是张芝墨池遗址，引得凭吊之人纷至沓来，为旅游增加了一个景点。你如果较真，这个景点就没了。张芝书法，取法何人？书法史只留下几句话可供探寻。在张芝之前，善书者以杜度和崔瑗、崔寔父子最为著名，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记载：“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又说：“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张伯英之得其法也。”从这两则材料推断，张芝书法源自杜、崔两家，尤其得崔氏之法，至于更广泛的取法学习，推想一定是有的。书圣王羲之对张芝是很服气的，他说，与张芝比，他的书法当“雁行”，也就是紧随其后的意思，然后又说，如果他也像张芝那样勤奋，写到池水尽墨，未必比张芝逊色。承认自己不如张芝，但又要给自己找补一句，书圣其实也挺像个小孩的。让王羲之服气当然是不容易的。那么，张芝在中国书法从章草走向今草的关键时刻究竟做了怎样的贡献？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展开来说有点长。不妨先说到这里，下封信接着说。祝大安！你好！ 你好！感谢你分享“草圣”张芝的诸多历史细节，让我们大开眼界，下面我就来说说“书圣”王羲之。不足的地方，请帮我补充。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人，东晋书法家。历代学书、论书者都以他作为书家的最高典范，称他为“书圣”。他的祖父王正官至尚书郎，父亲王旷官至淮南太守。王旷不仅是书法家，擅长行书、隶书，在西晋政权不稳之时，首创过江之议，为司马氏奠定了新的王朝。王羲之年幼说话迟钝，长大以后，才变得能言善辩。有一次，东晋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家择婿，来人到东厢房一一察看王家子弟，回去对郗鉴说：“王氏每个后代都很优秀，但一听到郗公择婿，便都紧张起来，唯独一人仍在床上袒胸露腹地吃东西，好像没有听见一样。”郗鉴一听道：“正合我意。”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了他，这个人，就是王羲之。“袒腹东床”，一时传为佳话。当时王家势力很大，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王羲之着实有大干一番的雄心壮志，朝廷多次委任他当侍中、吏部尚书等官职，他都不愿干，他志在边疆，建功立业。在扬州刺史殷浩的劝说下，王羲之终于做了殷浩麾下的护军将军。王羲之自视清高，又好仗义执言，很难得到当局者的青睐，他的仕途一直不顺利，45岁时，自护军出迁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人称“王右军”。殷浩与权臣桓温不和，北伐又失利，便被废为庶人，王羲之顿生兔死狐悲之感，对仕途心灰意冷。永和九年，王羲之与友人宴集于山阴兰亭，写下了千古绝唱《兰亭集序》，表露他想出世的念头。就在他彷徨犹豫的时刻，恰逢王羲之所看不起的王述来会稽郡检查工作，王羲之深以为耻，于是称病辞职。辞官之后，自然适性的生活使他的书法不再受时代限制，得到充分的发挥，终成一代大家。王羲之传世的书法作品有多少？恐怕难有定数。唐代张彦远的《法书要录》中计有王羲之的书作465种，这是流传至唐代时所见到的数目，唐以前会更多。书法作品随岁月的迁延而失传是很自然的事，时至今日，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唐代以后的人们摹刻临仿王羲之的作品，他的真迹早已是渺不可睹了。王羲之的楷书，今所能见到的几种都是小楷，最具代表性的是《乐毅论》。此帖写于东晋永和四年（348），据说此帖系王羲之专门写给他的幼子王献之的范本，故此帖末刻有“永和四年书付官奴”（官奴是王献之的小名）数字。又传说此书系王羲之亲书于石，唐太宗酷爱书法，尤其喜爱王羲之的字，所藏王氏书法墨迹颇多，唯独《乐毅论》为刻帖。唐太宗搜得《乐毅论》原刻石，临终以此随葬，后被人掘墓得之，传至宋代，原石已磨砺残损，末行仅存一“海”字，因而后世称这种宋拓本为“海字本”。“海字本”的翻刻本颇多，但一蟹不如一蟹。此帖有唐代摹本传世，传世刻本以“秘阁本”和“越州石氏刻本”为精妙。王氏此帖属有意作书，“笔势精妙，备尽楷则”，颇能见其艺术造诣。其余列在他名下的，还有《孝女曹娥碑》《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黄庭经》的真伪难辨，《晋书 王羲之传》作《道德经》。但晋唐诸大家对《黄庭经》都颇为看重，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有该帖的临本。但原帖屡经翻刻，已是神韵全失，徒见模糊的轮廓了。王羲之的小楷，可以说已经基本上看不到隶书的影子了，尤其是笔画，已经有了明确可遵依的规矩，这就是“永字八法”。创造“永字八法”来源虽然很多，但最有可能的就是王羲之。这要结合王羲之所师从的卫夫人的书法来看，卫夫人作为王羲之的老师，实际上对于楷书点画运笔只掌握了五种法则，到了王羲之楷书八种形态才明确地规定下来。这一书法在书法艺术上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王羲之对于这一书体在法度上的完善和艺术上的把握，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关于王羲之在楷书艺术创作上的才情，唐代李嗣真在《后书品》中说：“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弘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可谓书之圣也。”此语可谓善赏。王羲之之所以称为书圣，绝不是他的楷书写得好，而是是他的楷、行、草皆工，关于他的行、草作品，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聊，时间不早了，后天你要回肥？旅途愉快。 疏利民
2020年8月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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