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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艺术形式都有大量的纪念作品问世。对于历史上出现过的革命历史题材画作，也有不少的回顾报道。比如央视“美术经典中的党史”介绍了《攻占总统府》（陈逸飞魏景山合作1977年）。陈履生在《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的时代之变》中历数了1949年以来有影响力的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的画作。等等。 一个对我们画家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画作对作者本身是否具有永久性的正效应？ 西方艺术理论自从1900年代早期就主张绘画不应作为“教化的工具”。但是西方艺术理论又主张绘画要体现人文主义。所以西方的理论自相矛盾。我们新东方主义油画认为艺术普遍的具有某种“教化”的作用，特别是社会对作品更是加以“泛政治化”的解读。因此，画家选择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属于个人的路径选择。比如法国新古典主义大师雅各-路易.大卫，积极参加法国大革命，画下诸如《马拉之死》等政治题材的作品，后又在拿破仑宫中为拿破仑画像，虽然他最后流亡于比利时，但是大浪淘沙之后，他的历史地位依然定格在卢浮宫最高的位置上，永久载入史册。 又比如列宾等人批判沙皇制度的作品，不管俄罗斯苏联历史的进程一波三折，始终定格在俄罗斯画坛的顶峰上。 因此，西方艺术理论的教条，尤其是发展到今天走向完全排斥文本性叙事，与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绘画现实不符。我们采取有主题，采用文本型主题，采用诗词创意，不排除叙事性主题。我们并不主张自己的作品具有“教化”的功能，我们的作品意在与观者共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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