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以前听过一个评论，说新中国的将帅里，徐向前是唯一没有经过“毛泽东思想”熏陶，自学成才的。 当时觉得这个评论挺客观，现在想来，这句话说的对，也不对。 徐向前确实是自学成才的，不论战斗、战役或者战略，都是如此。 我们先说战斗。 1929年初，“广州起义”的部队经过1年多的游击战争，最终失败，徐向前做为幸存的军事领导人，被派到鄂东北地区，出任第31师的副师长。 第31师的番号是师，其实只有300多人，属于小型游击队。 但就是这支小型游击队，很快便面临国军的三次“围剿”，徐向前用半年时间，指挥部队“与敌周旋避强击弱”，陆续消灭“围剿”的国军，把部队发展到700余人、600多条枪。 到了1929年12月，徐向前已经当选为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的军委主席，并且总结多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和31师党代表戴克敏起草《军事问题决议案》。 这份决议案的知名度不高，不过值得研究一番，因为徐向前在决议案里提出一系列游击战术： 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骚扰，次采取突击的方式。 虽然“朱毛红军”已经总结出“游击战十六字诀”，但各地红军都是初创，再加上信息交流不通畅，朱毛红军的游击战术，未必能迅速传到鄂东北地区。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系列游击战术，是徐向前个人经验的总结提炼。 战役指挥，最典型的是实践了“围点打援。”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31岁的徐向前出任总指挥，陈昌浩出任政委，随后徐向前便指挥红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 驻守黄安的国军是69师，师长赵冠英在黄安周围，修建了无数工事和碉堡，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而且黄安发生战事的时候，可以得到宋埠、黄陂、孝感的国军支援。 这就是个乌龟壳子，以红军的兵员和火力，强攻肯定不行的。于是徐向前想引诱赵冠英出城，在野战中歼灭。 经过几天的实地勘察，徐向前给部队制定了“围点打援”的战术： 第一步，以12师进攻城西据点，以11师进攻城南据点，陆续扫清外围，切断黄安和城外的联系。 第二步，包围黄安城，同时准备击溃黄陂、宋埠的来援之敌。 第三步，攻城，歼灭守敌。 作战方案已定，徐向前便指挥红军，于11月10日夜晚发起战役。 战役进程，一切都如徐向前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 黄安城和外围据点失去联系之后，城里的补给越来越少，军心浮动。赵冠英派出去请救兵的代表，刚出城就被红军俘虏。 就在黄安被红军包围的时候，黄陂和宋埠的国军派出4个旅，向北行军援助黄安。 徐向前知道，如果内外的敌人会师，红军的围点打援计划就失败了。 于是他在主力部队之外，动员各地的赤卫队、游击队参加战斗，让来援的国军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甚至派出一架“列宁号”飞机到处轰炸...... 最后赵冠英坚持不住了，命令部队不成功便成仁，自己却化装成平民，趁夜色溜出城外。 这波操作，很国军。 而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歼敌1.5万人、俘虏万人、缴枪7000支，大获全胜。 关于军事战略，徐向前也有一套自己的逻辑。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已经转移到川陕地区，蒋介石任命川军将领田颂尧为总指挥，负责“围剿”川陕地区的红军。 田颂尧指挥6万部队，兵分左、中、右三路向红军进攻。 徐向前认为，敌人来势汹汹，如果红军分散在各地，极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 要想破敌，必须收缩根据地，让红军部队集中起来，同时利用川北的密林峡谷，打击孤军深入的国军部队。 简而言之——诱敌深入，主场作战。 于是红军边打边退，国军一路高歌猛进，到了5月中旬，红军的根据地缩小到不足百里，国军则成了骄兵悍将，即便后勤都跟不上了，还做着“旬日之间灭敌，奏凯回师”的美梦。 紧缩阵地是为了诱敌深入，诱敌深入是为了歼灭敌军。现在阵地紧缩了、敌军也深入了，徐向前知道，该反击了。 当时国军左纵队冲在最前，完全是孤军深入的状态。 徐向前命令王树声带领部队，正面顶住左纵队的进攻，自己亲自带领一个师绕过通江县空山坝，到了左纵队的左侧后方。同时命令另一只红军部队，迂回到左纵队的右侧后方。 至此，三路“围剿”国军中的一路，便被红军分割包围，徐向前一声令下，红军歼敌7个团、击溃6个团，大获全胜。 其他两路国军发现兄弟部队战败，不敢停留，抓紧时间跑路了。 这就是著名的“反三路围攻”，徐向前的得意之作。 数月后，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派出六路大军、近20万人围攻红军。 徐向前又把“紧缩阵地、诱敌深入”的战略，重复使用了一遍，直接破了刘湘的围剿计划，全歼川军10个团，俘虏万余人。 我们简略复盘徐向前指挥战斗、组织战役、规划大战略的过程，不难发现： 虽然徐向前没有经过毛泽东思想的熏陶，是在战争中自学成才的，但总感觉这些军事理论特别熟悉。 对，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方式，基本也是这样。 比如游击战争。朱德和毛泽东总结出“游击战十六字诀”，让游击战成为红一方面军的王牌战术。 比如诱敌深入。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红一方面军便是用诱敌深入的方法，捉了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毛泽东高兴的填了一首《渔家傲》。 所以说徐向前完全脱离“毛泽东思想”，其实也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不谋而合？ 是，真的有。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当面临同一种社会环境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而大多数人选择，往往具有相似性。 高考竞争激烈，各地中学不约而同的选择衡水模式。近三十年城市化的进程猛烈，农村人口不约而同的进入城市。现在全世界的科技和经济停滞，中美等国不约而同的开启对内改革。 这就是在同一种社会环境下，大多数人选择的相似性。 倒不是说同一种社会环境里只有一种选择，而是能成功的路只有一条，那些想另辟蹊径的人，早就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用这个观点来分析两支红军，我们就明白了。 红军的兵员武器不足，便不可能和国军拼火力打正规战，唯一的选择是利用机动优势打游击战。 红军的根据地几乎都在丛山密林，实力弱小很难远程作战，那么面临“围剿”时的最优解，便是引诱敌军进入丛山密林，利用地形优势一点点吃掉。 所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不约而同总结出类似的战略战术，太正常了。 而只有在相同的环境选择相同的路，他们才能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 经过10年的大浪淘沙，截止到长征时期，红四和红一方面军，成为中国最强的两支红军部队。 我不是埋汰红二，贺帅公认的打仗手潮。 要知道，当时中国的红军根据地到处都是，甚至北方都有几十支起义部队，但无一例外的失败了，原因无非是领导人的能力问题，以及战略战术的选择问题。 能力超群的领导人，在关键时刻做出唯一正确的选择，可想而知有多难。 从这个角度来说，起码在军事领域，红军时期的徐向前和朱毛在同一层次。  二、 然而世事无常，这么有才的徐向前，终究是荒废了。 原因大家都知道，张国焘要闹分裂。 1935年6月，红一和红四会师以后，张国焘除了向中央伸手要权以外，还要求会师后的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分别出发。 于是中央在毛儿盖开会，决定两支红军混编，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彭德怀负责右路军，过若尔盖大草原之后进攻包座。张国焘、朱德和刘伯承负责左路军，经阿坝过草地之后，再和右路军会合。 也就是说，徐向前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是一起行动的。 8月份的时候，徐向前和彭林指挥右路军过草地，并且击溃胡宗南部，准备等左路军来了继续北上。 但就在此时，张国焘的个人野心膨胀，反对毛泽东的北上路线，反复发来电报，要求原四方面军部队南下，执行他的进攻四川路线。 红军要分裂了。 9月9日，张国焘再次发来密电，要求徐向前和陈昌浩带领部队南下，他们俩特别犹豫，不知道该听谁的。 根据“党指挥枪”的原则，其实是应该听中央的，跟着毛泽东继续北上。但是以部队服从命令的惯性来说，他们又很难拒绝张国焘的命令。 如果你在公司遇到类似的事，恐怕也和徐向前一样纠结。 一边是公司的董事会，要求你坚决服从公司的规章制度，一边是直接领导你的部门经理，要你照过去的灰色模式做事。 你会怎么办？ 估计大部分人的选择，都和徐向前一样，选择跟着部门经理走。 毕竟公司的董事会太遥远，从来没有接触过，而部门经理的直接领导，属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不是公司纪律的问题，而是人情问题。 所以毛泽东亲自到徐向前的住处，问他南下和北上的意见，徐向前含糊的说：“两军已经会和，就不宜再分开，红四方面军也不宜分为两半。” 看似客观中正的立场，其实已经表明态度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支持便是反对。 毛泽东带着中央和彭德怀部，深夜拔营北上，徐向前和陈昌浩也带部队南下，造成终生不可弥补的遗憾。 幸亏徐向前说了一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给自己、也给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们，留下一线转圜的机会。 其实红军分裂也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央并没有绝对的权威，来掌控麾下的武装力量。 那些规模较小的红军尚且好说，一旦遇到张国焘之类的强势人物，很容易出现叛变、分裂之类的事情。 想建立绝对的权威，便需要用命来血祭。20多年后登上庐山的彭德怀被祭了，红一和红四会师时的徐向前，也被祭了。 这种个人的悲剧，几乎都建立在组织的悲剧上。 从此以后，徐向前的高光人生，开始逐渐走下坡路。 尤其是西路军战败以后，徐向前扮成乞丐回到延安，曾经战无不胜的徐总指挥失去光环，在延安批判“张国焘路线”的环境里，徐向前的日子非常难过，经常被洛甫等人批评奚落。 还是毛泽东宽宏大量，希望用教育的方式改造干部，不愿意大开杀戒，才安慰徐向前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真是厚道人。  三、 当然了，走下坡路的徐向前，此后也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可惜又因为阴差阳错的事情，彻底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抗战开始以后，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改编成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出任师长，张浩/邓小平出任政委，原来的总指挥徐向前是副师长。 毕竟部队跟着张国焘出了那么大的事，委屈一下徐总指挥吧。 1938年4月，朱德命令129师和115师一部，迅速越过太行山，向河南、河北挺进，开辟抗战根据地。 于是129师兵分两路，徐向前带领“路东纵队”开赴冀南，陈赓带领“路西纵队”，到邢台、沙丘一带活动。 徐向前在冀南做的很不错，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指挥部队剿匪、反扫荡、走群众路线“造人山”，把主力部队扩充到1.8万人，建立起大片的根据地。 八路军总部看徐向前这么能干，就说山东是华北的战略重地，比冀南更重要，你还是去山东工作吧。 1939年6月，徐向前离开129师，带了一批干部去山东。 正是在山东，徐向前犯了一个大错误。 当时山东的局面非常复杂。 抗战开始以后，以黎玉为首的山东省委班子，组建了十几支抗日武装力量，虽然装备落后战斗力差，但是人数众多的本土武装，1938年底，被中央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共有2.4万人。 同样是1938年，罗荣桓和陈光带领115师，也进入山东作战。 那么问题便出现了，山东有两支级别相同的部队，总不能各自为战吧，到底听谁的？ 徐向前到山东，主要任务是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 所以在1939年8月，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命令，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抗日部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朱瑞为政委。 同时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徐向前、陈光、罗荣桓、郭洪涛、黎玉等山东部队和地方的首脑都是委员，统一领导山东的党政军工作，书记就是朱瑞。 这份任命，其实就是让徐向前和朱瑞搭档，全权负责山东的工作。 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因为在山东军政委员会以外，还有一个以郭洪涛为书记，朱瑞、徐向前、罗荣桓、黎玉、陈光、彭雪枫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 那么，山东军政委员会和山东分局，到底听谁的？ 总而言之，山东就是一笔糊涂账，两套领导班子、两支平行部队，很难开展工作的。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徐向前以资历和声望，自然而然的成为山东军政核心人物，调解两支部队的作战事务，国军和日本也把山东八路军称为“徐向前部。” 这是徐向前的抗战巅峰时期，如果能延续下来，基本能摆脱张国焘的影响，越来越顺利。 但是，又要说但是了。 中央为了彻底解决山东的领导问题，于1939年10月调郭洪涛回延安，让朱瑞兼任山东分局书记，正式形成朱瑞总揽全局、徐向前负责军事的格局。 山东解放区也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 不过朱瑞和徐向前认为，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了，八路军第一纵队和115师是平行部队，也需要解决“谁听谁”的领导问题。 1940年6月1日，徐向前、朱瑞和黎玉致电中央，建议把115师划到山东第一纵队的编制里，徐向前兼任115师的师长，罗荣桓做政委，陈光做副师长。 这封电报发出去，稍微懂点政治的人就要问了，你们想做什么？ 115师是红一方面军的班底，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现在竟然建议徐向前做115师的师长，怎么想问题的？ 而且115师和山东第一纵队都是师级部队，把115师划到山东第一纵队的编制，就是把115师降成旅级部队，这是要兼并部队？ 任何时候，这都是犯忌讳的啊。 所以电报发到延安6天以后，延安根本没听他们做任何解释，直接把徐向前调离山东，回到延安参加“七大”......虽然离“七大”召开尚有5年时间。 此后几年，山东失去挑大梁的核心人物，朱瑞因为政治领导能力不足、陈光因为脾气暴躁和打败仗威望降低，都陆续失去统领山东军政的资格，最终于1943年形成罗荣桓的一元领导结构。 毛泽东说：“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的一盘棋就全活了”，原因就在这里了。 可能徐向前只是想盘活山东局面，并没想到兼并部队之类的事，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太低，碰到不该碰的红线，埋没了自己的才华和前程。 从此以后，徐向前便掉出大兵团统帅的一线梯队，在延安教书办学校，虚耗大好时光，直到解放战争末期，才领到解放山西的任务。 而解放山西是配合野战部队的二级战场，即便徐向前抱病攻坚克难，打出一个临汾旅，依然改变不了自己是配角的事实。 哎，终究是不讲政治的错。  四、 新中国的将帅里，徐向前的人生经历是最枯燥的，他没有棱角分明的性格、没有跌宕起伏的情感、甚至没有曲折离奇的革命故事。 后人津津乐道的只有两件事： 肃反的时候，妻子程训宣被杀，他不敢吭声。红军分兵的时候，他表态红军不能打红军。 然后就没了。 其实徐向前就是个神剑入鞘的老实人，能做事的时候，尽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不能做事也不会走歪路，自己闷头干着急。 徐向前和贺龙是两个极端。 贺龙打仗的水平不算高，但在政治上绝对过硬。徐向前的军事能力能进前五名，可在政治上接二连三的犯错误。 可能，这就是江湖大哥和老实人的区别。 “老实人”徐向前是神剑，但需要雄才大略的执剑人，一旦走错了路，便是神剑蒙尘的结果。 正如徐达和常遇春追随朱元璋，成为大明的定鼎元勋，“万人敌”猛将张定边追随陈友谅，只能沦为败军之将。 徐向前甚至不如张定边，起码张定边是陈友谅的亲密战友，得到无条件的信任，张国焘却始终不信任徐向前，当初抓徐向前的妻子，就是为了搞他的黑材料。 十年辉煌、半生落寞，应该是徐向前最恰当的总结了。 不过话说回来，半生落寞也未必是坏事。 自抗战时起，徐向前的身体就不好，肋膜炎和偏头痛很严重，经常疼的睡不着觉，要么抱着脑袋撞墙，要么用枪柄把头敲麻，才能稍微缓解一下，属于声名在外的老病号。 徐向前就拖着这样的身体，平安活到90岁，论结局，不知比林彭强到哪里去了。 最重要的是，徐向前是知足常乐的人，对官职和物质都要求不高，他经常对周围的人说： “革命就是为党工作，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为做官的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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