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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荫建言矜恤被裹协难民 文 / 陈平民 （安徽黄山） 2021.09 从清咸丰元年（1851）以降，太平天国军队从粤西（广西）到两湖（湖南湖北），再入赣皖，定都金陵，又北伐，每窜一处，都要裹胁民众。这些难民，太多出身贫苦，家中上有老下有小，被裹胁是出于无奈，无不寻机逃回。他们逃回以后，当地官府如何对待他们，是宽待、矜恤呢？还是视为“匪贼”关押治罪？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为此，王茂荫再三再四地给咸丰帝上折子，建言矜恤被裹胁难民。在他看来，矜恤这些难民，是瓦解“逆匪”太平军的一大策略。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国计民生。 关于“矜恤被裹肋难民”，王茂荫前后上了5个奏折。一部《王侍郎奏议》（十一卷本），收入他在咸丰朝上的奏折94个，其中劝谏咸丰帝降谕“矜恤被裹胁难民”的折子就有5个，占全部奏折的5．30%。 王茂荫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咸丰三年四月初六日给咸丰皇帝所上的《解散胁从片》。当时，他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上。在奏折中，他禀告咸丰皇帝：据从被“贼”（诬指太平军）掳去而逃回的民众称：被“掳去之后，即以二十五人联为一伍，派两长发管带，但令抢掠自食，不给口粮。有逃去者，亦不甚追问。湖北掳去之众逃回，现已大半。其派管带之长发贼，亦非真正粤匪，大抵多湖南人。其发不过留有数月，较凡人加长，并非如粤匪之长。其人亦甚欲逃，而恐以发长见杀，故不敢逃”。在作了以上禀告之后，他劝谏咸丰皇帝：“拟请饬各统兵大臣，乘战胜之威，多写告示，射入城中。凡被掳胁之人，有能及早逃出者，即为护送回籍，免罹锋刃；有发虽长而非如粤逆之长者，亦许免死；有能杀一真长发贼来归者，除免死外，按首级加赏；有能杀其头目，以船来归者，格外重赏。如此遍告，则逃来者必众。逃来者众，令其中识字者多作伪札，为射贼中，或招引同伴，或约时接应，以乱其军心……（贼）军将心乱，则人日散而贼日孤。真长发不过数千，自不难于殄灭。” 象王茂荫这样为平定太平军而深思熟虑、出谋划策，在大清臣子中很为少见。也正因为如此，他深遭太平军忌恨。徽州民间相传，太平军对王茂荫又恨又怕，咸丰末年将王茂荫歙县老家杞梓里的房宅烧毁，夷为废墟。这是后话。 咸丰三年七月二十八日，陕西道监察御史任上的王茂荫，又给咸丰帝上了第二道奏折即《请宽贷贼中逃出难民折》。 原来，咸丰三年正月初八日、六月初七日，咸丰在谕批中两次讲到要善待“被贼裹胁，自拔来归者”，“不妨贷其一死”，“能改过自新，亦可同邀宽典”。遗憾的是，具体执行人特别是被兵省份的具体执行人，不能很好地体会与执行这一策略。 在这道奏折中，王茂荫举了这样的例子：京城步军统领衙门拿获从太平军中逃回军犯孙东儿，经刑部审问，孙东儿是宛平人，咸丰元年因行窃犯案，拟军剌发配浙江某地。咸丰三年三月初二日，孙东儿因发配充军之地穷苦，乘机逃跑，沿途乞讨。四月十九日，走到临淮关附近的二十里铺，遭遇太平军。孙东儿因腿脚生疮疥，走得慢，被太平军追获，逼迫服役，如果不答应，就要杀他。孙东儿只好应允。到了太平军营地，他被更名孙玉幅，以红巾裹头，衣服前后各钉黄边红布一方，给带腰牌，派令煮饭，不准出门。二十八日四更，抓获孙东儿的军营准备窜汴梁（开封），令孙东儿背负白米、雨伞等物，随同开拔。孙东儿趁天色昏黑、人多杂乱，逃避河边，将红巾等物撩弃，再沿途乞讨。六月初三日到京，初八日被官役访获。经刑部审理，从重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到配枷号三个月，以示征儆，仍照刺字完案。 王茂荫认为，案犯孙东儿以行窃发配逃走，自属有罪，但他被裹胁后“乃不甘从逆，而甘行乞，其情可悯，其志尤属可嘉”。可照咸丰帝谕批，特施法外之仁，予以宽贷。在王茂荫看来，穷民遇“贼”，不甘从逆，乘间即逃，“斯其意中知有国家，知有王法，已可宽贷。若复律以谋叛入伙，是使遇贼被胁之难民，更无可还之路；是使现在贼营之难民，益坚从贼之心也”。 （太平军扰徽始末记） 在《请宽贷贼中逃出难民折》中，王茂荫还提到当时北京城北上奏的“淳于银子一案”。淳于银子，与孙东儿的情况大致相同，“而多随贼打仗，杀伤官兵”一层。王茂荫在折子中谏劝咸丰：将来刑部办案，“势必以曾经杀伤官兵，从重拟斩。不知杀伤官兵，乃所谓胁从也。愚民为贼所胁，驱以婴锋镝于前，而操利刃随其后，其势如箭在弦上，不能自主。但能乘间逃归，即属自知悔罪，正恩旨所谓改过自新，可以邀宽典者。应请饬下刑部均遵恩旨办理，不必于胁从之中，论其是否杀人。”从贼营中逃回者，察其是否奸细，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是奸细，虽未经杀人，亦当杀。如非奸细，虽曾杀人，亦可宽”。王茂荫观察问题的眼光深邃，他说：“罪一二人之事小，阻千万逃归之心，则所关甚大”，“杀一人而足以寒贼胆者，则必杀……杀一人而足以快贼心者，则必不可杀，如孙东儿等之逃归是也。”太平军北伐时，从安徽凤阳府，至河南怀庆府（府治河内县，即今河南省沁阳市），“沿途裹胁，不知凡几”。咸丰帝及时下谕，矜恤逃回之难民，这是非常得人心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将逃回难民，一一交刑部治罪，那岂不是“阻千万逃归之心”。 为此，视国计民生为性命的王茂荫劝谏咸丰，矜恤被裹胁的难民，首先要从京师开始，做出样子：“请饬下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将恩旨重行宣布，出示晓谕，凡有在京商民人等，因事出外，被贼掳胁，旋即回者，准其自行呈明，邀同亲族，出具不甘从逆、不做奸细、如违连坐切结，免其拿问。即有未行呈明致被拿获者，但有亲族敢为出结，即可释放。” 王茂荫的这道折上奏了一个多礼拜，有关部门依然不执行咸丰的恩旨，对“贼中被胁逃回之人”，“复拿交刑部治罪”，王茂荫为此“中心惶迫，夙夜难安”，于是又于同年八月初六日，上了《再请宽贷胁从以信恩旨折》。这是他就同一问题第三次上奏。 在这第三道奏折中，王茂荫将执行与不执行皇上旨令提升至讲不讲信用的高度来谈论。他讲了其他言官不能讲也不敢讲的话：“夫信，国之宝也。民无信不立。圣人虽至去食，去兵，而终不敢去信。以皇上之圣明，岂不知此！” 王茂荫运用历史典故，强调重信用。所谓圣人宁可去食去兵，而不敢去信，是指孔夫子回复弟子子贡问政的话。关于“信”，孔夫子有许多精辟的论断。据《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孔夫子回答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提出一个假设：“必不得以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夫子的回答是：“去兵”。子贡再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夫子的结论是“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夫子还讲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处世，就像牛车没有輗，马车没有軏一样，那车怎么能走呢？王茂荫运用典故自如，实际是将了咸丰一军：皇上你讲过要宽贷、矜恤被太平军胁从的人，话还算不算数的？ 王茂荫将咸丰的恩诏喻为“甘霖”，称恩诏一颁，久旱之甘霖立降，天人交感如此其速。他劝谏咸丰的一席话，发人深省：“方今逆贼披猖，到处蹂躏，各省大吏不足恃，各路将帅不足恃，各营兵力均不足恃，所恃者，列圣之深仁厚泽，久深入于民心，皇上之爱民如子，又固结乎民心，民心实服我国家也。” 一百多年前，民本理念深入骨髓的王茂荫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大清江山能否稳固，最终依靠的只能是民心。民心一失，江山去矣！民心向背，决定一切。他讲了许多经国大臣讲不出来的话：“数年以来，民苦于贼，又苦于水，又苦于贪黩之地方官。兼之兵马之过境，不能不资于民；团练之经费，不能不出于民；军饷之捐输，不能不借于民。所以固民心，独赖皇上恩旨迭颁……若恩旨有不信，民心其尚可固乎？民心不固，天心尚可恃乎？”他希望咸丰帝顺乎民心，降谕将从太平军营垒中逃回的孙东儿、淳于银子等一类被裹胁的难民，“立行改释”，“释一二人之事虽小，而所关甚大。” 王茂荫就同一问题，第四次上奏，是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奏的《请宽裏胁以破贼计折》。这一次，他明确指出：“逆贼”从粤西窜出三年来，迭经剿杀，已自无多，而看起来还有那么多，皆裏胁之良民也。“逆贼”所过之处，都要裹胁大量民众，“战则以民居前而自居于后，守则以民处外而自处于中，枪炮蜂锋刃皆以我民当之，而真贼罕及”。他们是将裹胁民众作为保护自己的一个计策，“裹胁无尽，真贼难灭”。而要尽快剿灭真贼，必须千方百计地破除这一毒计。 当时，太平军逼迫被裹胁民众留长发，同时烙以火印，使其有可辨认。以为这样，被裹之人即便逃归也必为官民杀或地方杀，于是便死了逃归之心。王茂荫分析说，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被裹胁的民众“其身在贼中，其心终念国家，实无不欲逃者”。他举例说，咸丰三年秋季，“逆匪”再次到湖北，皆带正月在武昌掳去之人，让当地人引路攻城，“不意一到湖北，逃散殆尽……是可见裹胁之人，但得可逃之机，即无不逃也”，据闻“防逃之法严，而思逃之人愈众，不独被掳者欲逃，即前愿从贼之人亦欲逃”。王茂荫说：“逆贼”希望逃出的被裹胁之人因有印记而被认出来杀掉，如果我们不杀其逃出之人，其毒计便自破产。 （本文作者与安徽省社科院文研所张小平在“首届歙县茂荫论坛”） 为破裹胁计，王茂荫建言咸丰帝降谕：从今以后，凡“贼”中之人，除广西“老贼”罪在不赦，即两湖胁从，亦许自新。无论从“贼”之久暂，留发之长短，火印之有无，但有自拔来归者均从宽贷；有杀贼自效者均加爵赏。 王茂荫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就“矜恤被裹胁难民”之事上奏，是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再论胁从可矜折》，称胁从人犯，情节可矜，请饬从缓定拟。对此折，咸丰帝有朱批，强调“执法贵在持平明慎”。对王茂荫奏折中反映“各处拿获形迹可疑人犯，先自严刑取供，熏以香烟”之情，咸丰帝在朱批中明示“著问刑各衙门查明，如果属实，即将原拿承审之员指名参办”。 （2020年6月19日初稿于徽州公馆，9月15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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