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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今晚报》2021年9月22日第12版“副刊·津沽”） 
长沙李东阳（1447-1516）画像 明弘治年间，大学士李东阳途经天津，为此地美景倾倒，一时诗兴大发，吟诵出八首七言律诗夸赞直沽风光，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明代“津门八景”。其中一首《定南禾风》描绘的正是南门外良田千顷、碧波万丈、芦苇连天、湖光粼粼，一派生机盎然的郊野风光。进入清代，这里基本延续了前朝旧貌，水乡泽国、风景如画依然如故，也就有了“南原樵影”的美誉。而位于天津城南五里的海光寺，当时是最引人注目的庙宇。
民国年间，海光寺一带因河网密布、景色宜人，常吸引文人墨客来此雅集，踏青游湖。1928年8月1日《北洋画报》上的《湖上清歌记》一文，记述了冯武越邀报业同行、戏剧名家、名媛佳丽数十人摇橹泛舟的情景。此文作者刘云若以湖近海光寺，故将之命名为“海光湖”，还描摹道：“明月一湖，清光满眼……纵观湖上，往来游船，舰首齐缀小灯，远远飘来，若丛苇中出渔火，此中大有诗意。”
1912年天津地图局部，红圈处为此湖泊。 一月之后，1928年9月1日《北洋画报》又刊发了由吴秋尘撰写的《鲍鱼湖》，描写的仍是该湖。他于1928年秋，“返自八里台……过海光之湖，臭风逐水面而来，触鼻欲呕”，因而大发感慨，“思'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之句。鲍鱼生水中，鱼臭，水庸有不臭者乎？此或即富产鲍鱼之区耳。吾友刘云若，以其近海光寺也，赐以嘉名曰'海光’，我则以为不如取其味而名之曰'鲍鱼湖’。”
“海光湖”也好，“鲍鱼湖”也罢，无非是才子雅士兴之所至的游戏之作。而究其湖水恶化的根源，吴秋尘并未从科学角度多加解释，而是用小说家的笔触，以天马行空的思维，给读者诠释了一个南蛮子憋宝的传奇故事。
作者闻湖水恶臭后，“舟子顾而乐之曰，湖臭，才不几年耳。曩时清波涟漪，虽其深两丈，而水底游鱼，固可数也。湖未臭时，有蛮子自南方来，古董客也，日蹲海岸沙碛上，每晨必双目炯炯，俯视水底，若有所属，祁寒盛暑，弗稍间断，如是者期年，见者皆怪之，不知其何所为也。吾侪过其前，辄予以钱数十文，众皆乐从之。后忽不见，盖已南返，而湖水从此混浊，且发奇臭，盖水中宝物，已为窃去矣。言下为之太息”。此段文字，将创作者的亲闻亲历夹杂其中，让人觉得颇为可信。而奇人盗宝一事，又是志怪小说的惯用手法。这才给人一种似真非真、似幻非幻的感觉。
其实，吴秋尘也在有意无意间透露了湖水污浊的缘由。船驶于湖中，“过一土堆，朦胧月色中，见小岛，问此何地也？舟子以各租界之垃圾山对。且谓有人计划，将此平湖，置房舍，度非五十年内事，五十年后或竟亦通衢闹市矣。若有不胜其沧桑者”。垃圾如山，弃至湖中，近乎岛屿。我想这才是湖臭的根本原因。而当年平湖成陆的设想，并未用五十年时间，只十几年就成为现实。参照上世纪20年代的各种天津地图，均可见到海光寺旧址以南的大片湖泊，正是《北洋画报》上所说的“鲍鱼湖”。到30年代末，湖水面积逐渐缩小。至40年代，原有湖泊已被陆地取代并辟有马路。在1946年5月由邵越崇编著、时代图书社出版的《最新天津市街图》中可以看到，原湖的位置上出现了“万庆里”“益受里”“周家房”三个新地名（下图）。 
如今，“鲍鱼湖”已成为天津市区繁华所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这也正应了吴秋尘的那句话，“五十年后或竟亦通衢闹市矣。若有不胜其沧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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