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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博雅哥为大家带来的是前耶鲁大学教授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的一篇演讲。卡根教授生前是耶鲁大学古典学和历史学教授，从教44年，2002年美国国家人文奖获得者。卡根教授讲授的《古希腊历史导论》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这篇演讲是卡根教授退休前于2013年4月25日在耶鲁大学做的告别演讲。他于2021年8月6日不幸离世，我们特以此译文作为纪念。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學人Scholar”。 在本篇演讲中，卡根教授首先回顾了自由教育理想在西方的发展史，又将话题转回当下，指出了自由教育在21世纪面临的困难，并给出了他自己的诊断。 Vol.1289 通识经典 什么是自由式教育？ 文 | 唐纳德·卡根 剑客 | 翻译，译者授权发布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自由式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澄清它的定义，什么是自由式教育，其目的为何？从西塞罗（Cicero）的文理教育，到新近通识课程的一些尝试，甚至到今天美国大学闹哄哄，如集市一般的课堂，自由式教育的定义走过了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过程。从一开始，自由式教育的先驱们尝试过四个目标。 第一，也是最终的目的，是类似一种深沉而严肃思考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思考可以带来最大幸福，知识本身和获取并赞美知识的行为是这种教育的终极目的。 第二是铸就人格和趣向的一种方式，使人洁身自好，融入志趣相投的群体，并定位于其中。 第三是为一个合适的职业生涯做准备，这个职业要和他作为自由人的身份相符。对于西塞罗和昆提利安（Quintilian）来说，这个职业是成为一位雄辩家，在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政务院中保护自己和朋友们的利益。 第四是在古罗马的社会中，为每一个公民的自由做贡献。在古罗马时期，仆人矇昧偏狭，自由人博学广识；仆人受人统治，所以自由人必须参政；仆人有手艺且能干，自由人则需要通识，掌握普遍原则，以致不被狭窄的专长所限制。罗马人建议的修学课程是文学、历史、哲学和雄辩术。 中世纪的大学通常很不一样，那是一个专注为学而学的地方。但是尽管中世纪大学怎样承诺为学而学，它们也是一个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提供培训的机构。自由式教育的毕业证书是教书育人的许可证，他们以传道为生计。对于另一些人，自由式教育是他们从事医学，神学或法学的预科，是他们今后从政和任神职人员重要一步。 中世纪自由式教育包括三艺（语法，修辞和逻辑）和四术（算数，几何，天文和音乐）。十二世纪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重新发现并予以采纳，使得逻辑和辩术的重要性超越其他术艺，是当时极具魅力又引人注目的科目。它们不仅是培养和训练思维的最佳方式，而且是在神俗两界取得成就的最好工具。真知的先验性是当时居主导性地位的观点，真知只能学习，领会并条理化，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发现的，剩下只能对已有的真知进行系统化和解释。 一个有志向的学者可以期望达到泛知论的水准，这是一种自善其身，因为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神是一切真理的来源，对神领悟的方式就是离神更近一些。在中世纪的鼎盛时期，自由式教育的实用性确实有很高价值，因为当时对书记员，公证员，律师，教士和管理人员的需求很高，而逻辑学，辩术，数学和修辞学是当时能有的最好的训练。  中世纪的大学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来说，这却不够，他们有意识的回归到古典时代的思想和价值观。作为基督徒，他们继续向教廷的先父们学习，但他们抛弃中世纪学院派的注释，运用语言学分析法这一有力工具，穷本极源。但是，他们最大的革新和愉悦，是学习异教徒们的古典著作，因为这些著说专注世俗世界，因提升以人为本的重要性具而有巨大的吸引力。自由式教育的概念，此时称作“人文学”（studia humanitatis），继续涵盖旧学制中的语法和修辞，但融入了新科目，包括古典学者的诗歌，历史和关于政治，道德哲学的论文。 他们认为这些著说不仅本身令人愉悦，而且对于实现自由式教育的目的必不可缺：它使人睿智和具有雄辩的口才，它侧重于使用和践行。人文主义自由教育的益处在于知行合一。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在《廷臣论》中提出的“全面人”（well-rounded man）概念，是在举止典雅和高尚道德人格的基础上，将语言学，文学和历史与强身健体，军人风度和音乐才能融为一体。这些品质本身不仅是值得拥有的，而且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宫廷中，为得到迁升也是最有用的。 市政（civic）人文主义者追随人文主义者的自由式教育，以便在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培养公共服务的精英和领袖。比如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布鲁尼（Leonardo Bruni）和布拉喬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等人文主义者，他们当过佛罗伦萨总理，运用他们的专长和才智抵挡外来入侵。他们还抽出时间撰写佛城历史，来歌颂城邦的美德，同时赢得公民对城邦的忠诚，这对城邦的生存和繁荣非同小可。 另一位佛城圈内的人文主义者，维尔杰里奥（Pietro Paolo Vergerio）对这群人的理念做了精彩的总结： 对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来说，自由意味着将获利的愿望搁置一边，为了更高的追求，全力打造一个人的体力，意志和精神。和古典主义者相似，人文主义者认为自由式教育应当远离尘世生活的劳作和酬谢。他们的研学不仅应当趋向高尚品行，而且在公众事务中，这种学识应当指导善行，以荣誉为终极目的。 在十八世纪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自由教育受到青睐的同时，这种理念通过英国的学院和大学传入美国。而在十七世纪的学院里，涵盖多科目且广泛使用古典著述并不占主要地位。 在英国乔治王朝时期，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开始生根。但是英国版本的人文主义自由式教育，却忽视了一种重要的训练，未能将古典文字学变成一种敏锐而有力的工具，用批判的眼光从原始文献中发现真理。这种教育不是为了献身公众事务而做准备，是一种卡斯蒂廖内《廷臣论》式的风格，而非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式的理念。 这便产生了一种适合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的教育，世袭土地的贵族仍然具有很大的权力，特殊关系和利益十分重要。这种自由式教育下的自由人，需出身好并且富有，负担得起费用。这种训练的目的，在于掌握一种“自由”之艺，按照现代字典定义，它“与绅士和学者身份相符”，而不是为了那些“行业技艺与手艺”之类俾微身份的下等人所用。它不是为了受教育者今后的职业或某种特别职责而做准备，而是一种绅士教育，其目的是造就一批全人，他们能应付自如并挤入社会最上层，从而纵横驰骋于世。这种教育一个特别的重点就是训练年轻人，让他们在上流社会能够用一种有教养的方式进行对话。 学院和大学并不要求研修一些指定的作者和著作，它们对自由式教育的主要贡献，在于给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结交合适的朋友。“朋友之间的联结”，按照一位学监的话，“可以致兴排忧”，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连结的关系…通常是一个人在世间追逐名利的渠道”。这种教育侧重社交艺术，而非苦行钻研，所对以知识为目的独自研习，持一种负面的看法，称之为迂腐的学究气，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种很糟糕的误称。迂腐式的学究被认为是过度装饰，自以为是，所研究的学问毫无用途。父亲在给儿子的信中，警告他们不要太用功，否则会成为那种学究，伤害身体，影响社交生活。那种教育的目的对铸造优雅举止的关注，远高于智力和思维能力。 十九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大学本科生的数目急剧增加。尽管新一代和上一代都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但世界已经改变，他们的举止和思维也随之不同。常年的英法战争，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极端思潮，浪漫个人主义的时兴，严肃宗教信仰的重启，给十八世纪英国的悠闲社会带来不安。战争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采用基于能力而非人际关系来填补一些重要的职位。大学的应对措施，便是重新恢复那个已被弃用的中世纪的方法，择优录取。 考试的优点是可以让大学生集中时间和精力，远离那些危险的倾向，同时也让他们更加尊重大学和学者。十八世纪的闲散被严肃认真的教与学所取代。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自由式教育曾经意味着精读少量的拉丁和希腊经典，重点在于精通古代语言，但现在是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这种研修注重培植和提炼心智。委员会在1850年对牛津和剑桥大学调查的结论显示，“大学唯一的功能是训练人的思维能力”。这个新定义和新课程，以及将两者连接起来的考核系统，不仅显著的改进了教学，而且提高了大学教师群体的信心。 可是，不久这个做法遭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工业和民主的长足进步，使得实用教育的需求增加，而这是牛津剑桥的自由式教育不能满足的。这种新需求一方面要求提供学生某一特殊职业的培训，另一方面为新一代领军人物提供在现代生活中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同时，受制于有限的古典课程设置，十九世纪中叶的批评家对自由式教育里古典价值的缺失，以及由于考试强加给学生的句法分析，死记硬背，颇有微词。他们坚称，自由式教育不应是狭窄、学究式、一面倒。用一句话概括，这就是不自由。它一定要高于实用性，不能只限于思维的训练，而且一定要注重人格和其他各个方面。  牛津大学在十九世纪（1879年）最早接收女学生的学院Lady Margaret Hall 另一些人给出的答案是“泛知论”。他们呼吁将学习拓宽到所有已知的领域，并对其背后所发现的哲学原理，加以整合和归一。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学者这样说，“自由式教育的顶点……是哲学——以持续的努力，用宇宙间的事实打造一个完整的理性构架”。 这一新的普适教育是智力的，学术的，而不是有用的和职业的。意在建立一个广泛的认知，而非一个特别的专长。这些倡导者坚称，尽管它并非有纯粹的应用价值，但它还是不错，值得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l Newman）是推动这一新模式最著名的一位，他坚决反对实用这一概念。他说， 纽曼是亚里士多德般的智者和学者，他逆时代潮流而上。在这个潮流中，他守卫着古典价值观，认为研习和知识都只是为了研习和知识本身。 其结果和克努特大帝（Canute）所面临的一样。那个世纪最后十年，纽曼对于知识之为其自身的观点，以及建立在哲学思考之上的泛知论的全部概念，被来自于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大潮所席卷，那个国家是德国。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教育的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知识是一种已经存在的东西。人们从来没有想过还能发现过去不曾发现的新知识。 但是，到十九世纪时，在自然科学以及科学方法的驱动下，新知识的发现，已经不可避免的影响到大学。德国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学术自由，用新方法研究新旧问题的自由，并大胆的挑战在旧传统下不能涉及，一成不变的观点。创新和发现成为首要的价值观。以前将大学视为博物馆或知识储藏处的观点被取代，大学应当具有活力，是一个发现知识，产生知识的地方。 科学方法和新观念并非局限于自然科学，也被应用于古典人文主义学科。新方法和新热忱使得历史，文学和神学的研究焕然一新。作为旧学的象征，也是革新派的主要目标，古典学的繁荣超越了大多数其他学科，在语言学，语文学等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将其研究的领域扩大到所有人文学科，甚至到社会科学的新领域，人类学。较之以前着重于语言的的释意和结构研究，经典著作的内容和意义变得更重要。 但是，这些新进展也付出了同等的代价。新知识要求专门化——严格狭窄的训练取代了宽泛整体的教育，而泛知论所支持的是这种以哲学层面解释为目的的教育。于是，新秩序的带头人重新定义了自由式教育。牛津大学一位古典语文学者这样说： 自由式教育的根本是要与知识的进步紧紧相联系。研究和发现是直接获得真理的过程，教育是为了接受真理而做准备，并且为之培养热爱真理的习惯。 他相信，研究可以产生真理，只有真理才能通向道德体系。从而研究成为道德的新基础，有用的知识，优秀的范例和智慧不需要在过去中寻找，而是在未来。这要求在所有领域运用科学方法，结果是更加专业化。然而在大学里，新知识和传统教育中采用的有限的著述并不十分相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断产生新的领域和分枝，由于他们都采用正确的方法，创造新知识和真理，他们在自由式教育中也都要求同等的地位和关注。没人敢将这些科目按照其本身的价值和实用性排名。从业者在其他大学相同领域内可以找到很多共同之处，但在同一所大学的不同领域却不容易。他们和他们的学生在观念和态度上更趋一致，职业准备和晋升变成他们主要关切的事情。因此，自由和职业教育的界限变得逾来逾模糊，在我看来，这种变化曾经是塑造我们大学的力量，今天仍然占据支配地位。 我曾反复讲述自由式教育历史上的微不足道的时间囊，因为我认为这也许可以作为反省今天自由式教育的出发点和今后的方向。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在自由式教育的历史中，曾有过的每一个观念，仍可以在某一时刻在某个大学或学院正在被实施；在某些地方和某一时刻，所有的好处都在同一时刻被认可。 在评估美国主要大学是否在这几百年里达到自由式教育的众多目的时，我得到了让我足以吃惊的结论。在我看来，今天一个典型的文理学院所提供的教育，和十八世纪英国绅士教育的目标很相似。可以肯定地说，那样一种成功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研习或专长，否则那时的训练一定会包括相当于现代大学系里的主修科目。其他主要方面的情况是，在著述和科目的选择上缺乏共性，对于思维训练的具体方法上缺乏一致的认可，缺乏对一组特定知识的终极考核，以及在“全面人”的重视程度上的不足（反面是狭义性，是指在几个特定的不同领域选修几门课）。在这些方面上，今天的课程设计和十八世纪英国的模式十分相符。如果我们不只是看表面的课程安排，而是全面考察实际情况，这种相似性更高。我承认，几乎和以前绅士与平民之间的差别一样，在今天的美国，最重要的社会差别是一个人是否具有大学学历。除此之外，还有更细微差别。相对于职业和技能教育，自由式的教育是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好的文理学院的毕业生更有可能找到理想伴侣，在商业、职业和政府部门找到最好的位置，这些是大家普遍了解的事实，尽管这些学院收取高达每年六万美元的学费，每年仍吸引大量的申请人，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这一现象。除了一些职业预科以外，这些被录取的学生得到的教育，和十八世纪那些年轻英国绅士得到的一样，只是那时尚未如今天这般正式。他们磨砺写作和讲演中有用的技能，然后选择一些在他们自己圈子里共同感兴趣的科目，用能相互认可和接受的方式进行讨论。他们学到的言谈举止，政治观点和偏见，可以让他们在相似教育背景的社交圈中感到自在。他们有绝好的机会，可以认识一些对他们今后生活有利的朋友。这种教育当然是世俗的，不仅如此，也不曾考虑对人格的造就。这些好大学正在带领国家向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个寓意似乎是说，“接着做你的事，同时要求世界上所有人都按照最严格的道德规范行事（在顶尖学院走廊里的那些共识）”。毫无疑问，宗教的缺失和塑造人格的失败，也许会使十八世纪的绅士们失望，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可能不会对今天的所谓的自由式教育而感到诧异。  图为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批评美国大学教育的著作《美国精神的封闭》。原书首次出版于1987年，在饱受批评的同时却成为畅销著作，一时洛阳纸贵。 对自由式教育的其他一些释意和目标，在我看来，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建立在哲学原理和普适知识基础之上的探寻，早已经被中断放弃了。实际上，我认为它们从未有过很高的期望，从未得到过支持。同时我也不认为，大多数的自由式教育将学习和知识本身作为一种终极的目的，我怀疑，这种目标从未给很多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如果能有这样一种共识，一种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分享，一种可以作为对重要问题进行严肃讨论的出发点，从而也许能发现一些智慧，自由式教育的成功机会也许比今天要大很多。 或许有人认为，自然科学的研习，科学方法，对自由式教育的繁荣起到过增值推动的作用，我指的是严格的思维训练，“热爱真理”的教诲和科学方法的巨大成功。我谨持相反的看法，在今天的文理学院里，数学、自然科学和其他学科的断层有几个重要的方面。这些硬科学对思维的严格训练只侧重一个方法，即科学方法。理科教师一如既往地相信，知识的积累和进步这一特性和通向真理的可能性。以这些领域为主修的学生，有可能学到这种方法，并认可其宗旨。尽管教师和学生对科学的实用性更感兴趣，我认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是会觉得为了知识而知识是值得的。但是，文理学院中主修数学或自然科学的学生是少数，在一些课程计划中，如果学生不主修数学或自然科学，他们就无需在这两个领域中选修任何科目。 然而，难道科学方法没有浸入其他学科中吗？难道科学方法的益处不能通过这些学科而得到吗？在社会科学里，这种最认真严谨的尝试失败了。在涉及人的问题上，这个方法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人是具有独立意志和目的的生物，不同于原子，分子，细胞和组织。由于未能逐渐减少学科间差异，未能在一个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用来解释和预测的知识理论体系，社会科学的新理论不仅没有进一步巩固和提炼以往的理论，反而对其进一步削弱。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些学科内外的一场方法论之战。事实上，这一项艰巨任务的核心问题是，在表象后面，用科学方法寻找人类行为的共性是不可行的。 于我而言，今天大多数自由式教育的缺陷在于，这是一种个人化的，目标不清的，分散的课程设计。它未能让学生明白，在一个自由社会里的自由人，其角色和责任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文明，都要具有将其基本的价值观代代相传的机制。当这个机制不复存在时，其末日将近。我们的社会鼓励对事物的怀疑和质问，甚至鼓励质疑我们自身的价值系统及其预先设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自由的社会，如果这种机制消失，这种威胁尤甚。这种质疑以前是，现在仍是我们教育和生活方式中一种独特的，令人敬佩的和值得歌颂的部分。只要我们保持一种共同的信念，本着犹太-基督教中倡导的个人和社会的道德规范，只要我们仍然相信西方文明和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和社会制度，只要这些价值观念仍在校园里传播，这种质疑就是有保障的。这种自由，批判性的询问，可以抵挡道德和公民教育的一种潮流，这种潮流种族自负，自我为中心，同时缺乏容忍性。这种询问可以防止正常的爱国主义退化为目中无人的沙文主义。当学生们来到校园里，他们发现自己的价值和先入之见受到多种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自己所读的书中，来自于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同学，也来自于他们的老师。 我向你们建议，今天的情形很不一样。无论我们的学生来自于何种宗教信仰，我发现，坚信传统价值，有能力理解，愿意守护这些价值的学生已经很少。更难看到的是对西方文明和我们国家传统，政治制度的认知，以及对这些特殊性质和价值的钦佩。这些令人羡慕的，甚至是独特的优秀元素被当作是理所当然而无处不在，自古使然，而且不需要努力去维护。相反，所有的不足之处，却被立即察觉，并严厉谴责。这是拿我们的社会和天堂去比较，而不是用人类社会其它时代和地点的经验去研判。这个危害是巨大的，因为就像今天或历史上其它社会一样，在捍卫自己和争取更好生活的名义下，我们的社会要求其成员忠诚和皈依。 然而，传统信念无法被基于不同传统的价值所取代。我发现有一种空虚，一种对过去的无知，一种无根基无目的的情感，好似不仅是学生，而且整个世界都出生于昨天，他们与社会的归属仅仅是出于偶然和意外。在他们对人类历史经验的认识中，缺乏或完全不了解这些曾有过的尝试，哪些成功，哪些失败。哪些是因为我们付出了代价而应当珍视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他们从一点跳跃到另一点，一方面，好像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无需代价；另一方面，又绝望地认为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他们愿意相信别人的观点都是偏见，谁都不比谁好，同时他们又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他们认为有权将自己放在一个泡沫中，不受社会的干扰，也不对社会负责任。 早期教育的文化真空，信息媒体的非正规教育，不仅塑造而且反映在整体的社会上。今天文理学院的学生，在我看来，带来了一种趋向于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一种实在是远离社会的个人主义。他们今天在大学里接受的教育，我认为，更有可能加强这种倾向，而不是去改变它。这样的方式丢弃了自由人教育中的自由性，丧失了解放的作用和责任。当早期的学生们来到校园时，他们带来了根植于过去的传统信念，他们受到严格质疑的挑战，而不得不考虑其他观点，做出理性选择，他们不气馁，从而获得解脱和自由。一个人在某时某地出生纯属意外，这种意外会产生一种自以为是，武断专横的态度，是一种束缚（tyranny），今天和未来的学生也应有同样的机会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而这种解脱的方法，只能来自于回归历史，以史为鉴。挑战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自我主义的最好办法，是认真虚心的研读早期的思想，这些思想并未被当代学生所反驳，只是他们不了解而已。当他们被允许考虑其他选项时，他们会做出有根据的，理智的选择，因而从中体会到自由解脱的愉悦。  图为唐纳德·卡根教授（Donald Kagan, 1932-2021） 我建议，今天和未来的学生所需要的自由式教育，应当包括针对所有学生的共同核心课程。这有很多优势，它可以在师生之间搭建一个现在尚未存在的理性交流氛围，推动知识为知识的理念。确认有些问题对每一个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些问题和一个人的出身和今后打算无关。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的价值观和责任，思考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所建议的核心课程包括我们文化源头时期的文学，哲学和历史（包括艺术史和科学史）。这样一种研修意在站在历史的角度面对过去，怀着敬意和批判的眼光，心存希望，历史能给我们今天提供智慧。这样一种学习的目的，是培养有意识和谨慎的道德和公民的责任。对私人和公共空间，个人和政治范畴所讨论的话题予以勘察。这种教育展示给现代学生的，是一个时代和历史的长河，其中的共同的理念和他自己的有很大不同。人的能力和自然属性和其他动物不同，人的本性是相互联系的，他的蓬勃发展依赖于一个有秩序，仁爱的社会。生活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并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他就可以实现最高程度的完美。这样的教育会揭示一个道理，一个好的社会需要它的公民了解和分享它的价值，包括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的方方面面，接受他和社会之间的依存关系。公民之间必须有一种相互尊重，为了相互的繁荣和生存，大家需要共同努力。沁浸在这样的教育中，学生们会触及到这样的观点：人类最根本的幸福是自由，但是自由需要有好的法律和对法律的尊重才能存在。 在校园中，教学人员里非正统的观点愈来愈少，学生从老师那些不同意见中所受到的裨益也愈来愈微。多年来，我一直询问我的学生，请他们说出哪些教授的观点和大多数其他教授不同。在七百多文理学院教授中，最多的时候是十到十五位。今年这个数字降到了三位。此事对文理学院来说非同小可，给老师提一些让他不自在的问题，或用他同行的观点质疑他的权威性，这些对于自由式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学术生涯早期时，在历史学和政府学里，有几位学者不愿顺从规范的观点，他们造成了很大影响，学生很喜欢他们，他们的班里总是人数爆满，学生们也学着用这些老师的观点去质疑其他教授。 有一次，我的一位已故学生和朋友阿尔文·伯恩斯坦教授讲授《西方文明史》，碰巧艾伦·布鲁姆也在讲授他著名的《政治哲学》。阿尔文在讨论柏拉图的《理想国》时，涉及到苏格拉底的一些不是特别悦耳的建议。一位学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阿尔文的释意不正确，柏拉图的对话并非是字面理解的意思，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有讽刺意义的反面解释，这个解释不是一般人能明白的，是给睿智的人写的，只有他们才能真正明白其含义。阿尔文问道，“谁告诉你的？”“布鲁姆教授，”学生回答道。“哦，”阿尔文紧接着说道，“那是他告诉你的，但是他那深层次，有讽刺意味的释意不是对一般人说的，是给睿智的人听的，只有他们才能真正明白其含义。” 像拥有伯恩斯坦和布鲁姆这样的教授群体实在太少了，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真正的自由式教育，学校必须加倍努力去寻找和挽留有才华和多元化的教授。 演讲英文原文：https:///issues/2013/6/ave-atque-vale 华华 编辑 / 文欣 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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